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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发现的最早人类遗迹，除蒙古西部的粗石器（这些粗石器只是在形式上仿佛欧洲的曙石器，但其他方面并不具备可被认为同样古老的资格）以外，属于旧石器时代。（1）南西伯利亚群，分布于叶尼塞河上游和外贝加尔盆地，包括托姆斯克、克拉斯诺雅斯克、明奴新斯克、伊尔库次克等地。（2）华北群，分布于河套地区及山西和甘肃二省的北部。在此两群之间，有一个亚群分布于蒙古西部鄂洛克泊附近地区，另外一群的迹象（实际仅为地面上的一个标本）则见于东西伯利亚的海港城市、海参崴的附近。在上述各群中，仅对南西伯利亚和华北群的少数遗址作过相当工夫的研究。本文虽然并不拟概述这些遗址，但为了便于比较和研究，爰将这些旧石器堆积的地层、动物和文化内容的一些事实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西伯利亚群和中国群异常近似。表内各区都表示几乎是相同的地层顺序：即底层为砾石，其上压迭一层黄土（中国部分）或一层沙（蒙古部分），再上则为表层。上表所列的动物中，至少有4个种属是两群所共有的。工具一般是相同的，而两地的文化层均已定为更新统中期。动物和文化遗迹均标明出草原气候和莫斯特—奥瑞纳型文化。但引起许多根据现有资料不能确切解答的问题的次要差异，毕竟还是存在的，重要的是在将来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时，应把这些问题牢记心头。这些问题的大多数将来都必须由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来为考古学解决。首先是地层学的问题。虽然各个遗址的文化层都可能接近于同一个时代，但在中国的3个主要遗址之间，以及它们与西伯利亚遗址之间，其差异之大却也不容完全忽视。蒙古方面、中国方面和大黄土区之间的时间关系以及它们对西伯利亚层位的关系尚未充分研究出来。这些差异完全是由于纬度和其他环境[因素]的不同呢，还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结果呢？以古生物学在这一领域的目前情况而论，还不能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作任何帮助。中国的3个遗址所包含的动物几乎完全一致，显示出年代之相同。但检视上表，即表明纵然有野牛、巨鹿、羚羊和披毛犀等4个种属的动物为两群所共有，但西伯利亚和中国这两群之间的差异仍然可观。最常见于中国群的种属如披毛犀、野牛和驴等仅罕见或根本不见于西伯利亚群；同时西伯利亚最丰富的种属诸如驯鹿、马和野犎等在前者则付之阙如。两群之动物，整个说来虽然都属于草原气候，但重点则决然不同。其一以丰富的驯鹿遗骸为证，表明为一较干燥的草原气候。而另一则由大量犀牛骨骼推知出系一较润湿的[草原]气候。问题又一次提了出来：这完全是由于纬度上的差异呢，还是因为年代上的不同呢？驯鹿之发现于西伯利亚，而不见于河套地区，是否仅是因为它从未越过西伯利亚的南部边界，而河套之存在过大量犀牛则又仅因为该地之具有可以想见的较好的水源？或者这是因为冰河极盛期之到来，驯鹿在西伯利亚代替了喜爱潮湿的犀牛①，以及与潮湿的间冰期差异程度之较少。使犀牛在旧石器时代地层沉积时，仍得以生存在河套地区？上述任何一种论点都可以成立而且言之成理，但如无进一步的发现，则甚至不能称为假说。文化的物证使这情况更加复杂，但无论如何，起源的问题在这里是不存在的。莫斯特和奥瑞纳型石器乃至细石器在不同的遗址中，都发现于一层孤立的地层内，上、下均无可以与其相联系的文化，显得这种文化的起源似当求之于他处。在我们心中首先可以想象到的是，由二者之一传播到其他一群中去。两群间的相似和相异之处都足以使这种想象成为可能。但必须记住西伯利亚的遗物堆积系发生于一干冷时期，而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之能否越过戈壁沙漠和雪山的障碍则极为可疑。第二个说法，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想到的——在西方某处有一个共同的发源地——较前者为胜，但困难仍然存在：即莫斯特、奥瑞纳和细石器共存于一个单层内，而此单层之厚度则从未超过50公分。同时，中国群粗糙的莫斯特型和西伯利亚群纯粹的莫斯特型（有大量典型莫斯特型边刃刮削器为证）石器；以及前者缺乏而后者存在的骨、角工业等，这些对比必须得到解释。按欧洲某些权威所假定的前莫斯特型文化遍布全球的说法，我们可以推论出当莫斯特型文化的人类迁入华北以前，即已与奥瑞纳文化的影响发生接触，并继承了后一文化的某些特征。这个理论同样也可适用于西伯利亚群，即：某一较进步的莫斯特人群受到奥瑞纳人的影响并被后者的压力驱入叶尼塞河上游和外贝加尔盆地。但是还有细石器这个问题悬而未决，这些细石器并不太小，并具有奥瑞纳[石器]的陡峭刃边打整。由于在目前这场合两地的材料很是相似，因此，全适应地方材料之说不能完全解释此问题。再说，在研究远东旧石器中期文物时，殊无理由原封不动地搬用西欧的型式学和年代学。假若将来的研究显示出该地的一种特有的文化顺序，也不会太出人意料之外吧。蒙古西部鄂洛克泊地区发现的旧石器群因与河套群之间为戈壁沙漠所分隔，因此，更可能是属于南西伯利亚群。在海参崴市附近一个小山崖脚下找到的一片奥瑞纳式尖石器，也许可以被目为这种类型文化向东扩展的标志。所有这些遗址的旧石器文化地层中都没有发现过人骨架。唯一的早期人类的痕迹是在北京西南70里的周口店附近岩洞的上新纪上层堆积中发现的3个牙齿②，据称与海德堡人下颚类似，其时代也大致相同。对印度旧石器型文化几乎还没有下过这样的工夫研究过。但旧石器型石制工具之存在则为众所周知。本文仅须指出与叙利亚、北非和西班牙相似系列平行的莫斯特、开普塞和塔顿诺等文化的有趣顺序。若干关于北方群的记述可能引人趋向下述理论，即：北方旧石器文化的发展顺序是从莫斯特过渡到奥瑞纳，南方则在莫斯特后继之以开普塞；而这两个文化各自分别发展，并且就已习知者而言，在地中海周围相互接触。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但这个情形很耐人寻味，并且值得加以研究。所谓锡兰旧石器文化和印度支那古代和平文化的石器工具之间的互相类似是极饶兴味的。二者的制法和形制都类似而质料则绝对不同。两地发现的文化遗物均与现尚生存于当地的哺乳动物遗骸共出，而且缺乏明确的地质层位。专家们很勉强把它们定为马格德林期，但骨、角制物的几乎完全缺乏使这种断定极为可疑。不论是否相当于任何一种欧洲的旧石器文化期，这种石制工具最可能还是属于前新石器时期。陶器和石器的打磨技术的缺乏以及极端古朴的外形都有助于这种观点。舍利及阿舍利的扁桃形石器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纵使不能够说它们是属于同一时代，至少在型式学上可以把这些群体和印度旧石器文化联系起来，同时也替远东的有北方和南方旧石器文化或基本群的理论生色不少。锡兰与南印度群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印度支那群的关系现仍未确定。锡兰和印度支那究竟在那古老的日子里，就如同后来一样，都接受了邻邦印度的文化影响呢，还是印度支那是间接经由锡兰吸收的呢？印度之罕见马格德林型文化似乎有利于后一种看法，但在作出这种定论之前，还必须做更多的调查工作。最后整个远东南部和北方群之间的关系也还存在问题。至于新石器文化则几乎分布于整个远东，但经科学调查及报告过的遗址则实在太少。如同旧石器遗址的情况一样，也是集中在一个北方（中国内陆、蒙古和满洲）群，一个南方（印度支那）群和一个外围（朝鲜、日本）群，每个群基本上根据地层观察而得到一个相对年代。日本地区的年代表稍嫌陈旧，有待于从近年来大量搜集的资料中推讨出一个比较完备的。至于北方地区，最完备的是纳尔逊为西戈壁沙漠所推断出来的一个，年代系从近代开始，按地层次序排列如下表：1.纯蒙古阶段； 2.前或原蒙古阶段； 3.新石器时代； 4.中石器时代； 许多专家为华北的新石器文化，推讨出不少详密的年代表。印度支那地区通常则得按下列顺序：1.青铜及石器； 2.新石器晚期； 3.新石器中期； 4.新石器早期； 暂将日本作为外围，搁置勿论，很重要的一点是只有蒙古西部具备从旧石器时代到近代绵延不断的文化层。华北、东蒙、南满和北朝鲜近年虽然进行了范围广泛的考古发掘，但并未显示任何可以说是趋向于互相衔接的文化层顺序。在河套地区则根据地层关系，在更新纪中期的旧石器堆积和表层新石器遗物之间，存在着一个包括显著的气候和地形变化的大空白。在华北黄河盆地只发现了新石器晚期遗址。虽然这些遗址的发掘数在40或40以上，却从未发现有新石器文化压在旧石器文化之上，或青铜文化压在新石器文化之上的压迭地层。东蒙、南满和北朝鲜等更远的东部地区，在表土内通常发现一种类似的新石器晚期文化，混有青铜和铁器。对西部蒙古的年代作进一步考察，即可发现前或原蒙古阶段是紧挨在新石器阶段之上，其特征是与石圈围及石堆共存的铁器，而非红铜或青铜器物，东蒙及南满也发现有相同的情况。曾有人相当有道理地指出叶尼塞河上游是这一铁器文化的发祥地。该地旧石器文化层之上曾发现铁器，虽然中间隔了一个空白层。从东京到柬埔寨的整个印度支那，一般发现的是同一文化顺序。但各群均有其地方特征，彼此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故此，有具有成熟的古朴阶段的和平群，有具有成熟的新石器晚期阶段的北山群，以及具有成熟的青铜阶段的柬埔寨群。但铁器遗物则迄未和上述任何一个文化阶段一起发现过。谈到不同的文化时期，中石器型文化仅发现于蒙古西部。在地层位置及若干工具上它可以被认为相当于欧洲的阿齐利文化。与西欧文化在型式学上的平行虽然够有意思，但它是从当地旧石器文化发展下来的呢，还是与外界接触而变化的结果呢？其活动范围又如何呢？如果能把这种文化和旧石器文化堆积的关系更明确地予以说明，则将获得更重大的意义。在印度支那于“前新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之间未曾发现过中石器时代，代之者系作为两个阶段之间完美的联系的一种真正过渡形式。这很可能显示出是一种地方性的发展，不仅异于远在北方的西蒙古群，而且也不同于据说发现了塔顿诺文化的南印群。顺便说一说：若干古朴的日本石刻工具，也清楚地显示有这种过渡性。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在远东几乎是完全集中于对新石器晚期之研究，尤其在华北群中。这是一个最不明确的阶段。在北方，沿蒙古东、西边界和南满均有发现，沿罗布淖尔似亦有迹可寻。其特征是饰有印纹、划纹和模制纹饰的手制陶器，及部分磨光的石器如石斧、石磨，而最重要的特征则为打制的石制工具和武器如石刀、刮削器、石镞和石片等。在西蒙古有从当地中石器文化发展出来的证据。它居于山岳和沙漠之间的位置是很耐人寻味的。这种位置仅仅是表面上的、无关紧要的呢，还是像农业工具的稀少和箭镞的众多所表示的，标志出这是一个半游牧民族呢？湖沼沉积层的河流覆盖在含有旧石器时代遗物的黄土上，其上发现的是新石器晚期遗物。这种情况极可能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气候较之今日更为潮湿。这种有利条件曾否导使西蒙群的扩充东入东部蒙古而西达罗布泊沙漠边缘呢？果真如此，为什么又没有向肥沃的华北黄河盆地扩张呢？这就把我们引到了新石器晚期文化的问题。蒙古及满洲的新石器晚期文化系由当地新石器文化发展而来，并且又进而发展为较近代的文化群，但华北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和旧石器文化之间则存在一个明显的空白。这种完全的新石器遗物的显然不见，是由于勘察不够呢，还是因为该地果真没有呢？已有的迹象说明这是由于勘察不够充分以及没有对现有遗物作一有系统的研究之故，同时华北新石器晚期文化是从一种类似于满、蒙的一般化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出来的。但这个问题的明确解决，还有待于将来调查研究的成果。在新石器晚期，一定的地方性特征，似乎在不同地区内均有所发展：华北是宽平有孔石刀，尖底三足罐（译者按：这指陶鬲）和彩陶。满、蒙则为饰有划纹、印纹和模制纹饰的高足罐。正如渤海湾以北地区之混合型的陶、石器所表明的那样，这两个地区的文化源流，似乎约当华北新石器时期结束时会合于该地。这两个文化地区的关系因南满貔子窝的新发现而变得复杂了。新石器晚期的石器和陶器与汉初青铜器和陶器的共同出现，暗示该地的新石器文化曾延续至公元前的头一个世纪。尤有甚者，在同一遗址的同一堆积中所出土的一组彩陶，在其先烧后绘的应用，严格的直线图案，低而空的锥形足等方面都迥然不同于华北群。这就迫使我们重新整理有关远东彩陶的知识。印度支那的新石器文化也是较为混淆不清的。也许这是因为它是直接从“前新石器”文化演化出来，以及它本身的一般化性质的关系。它具有基本的，不仅在远东，而且在欧洲、非洲均有发现的斧及锛形式。但类似片状石刀、刮削器等等细小工具的几乎完全缺乏，则把它与其他地方区别开来。这种一般化的文化分布如何，仍是一个问题。在安南同亥市一个新石器时代的穴丘里（夹杂于带高足划纹陶和绳纹陶器之间）所发现的少数不着陶衣的粗彩陶碎片，应该予以密切注意。迄今发掘者只是推测为平行于铜石并用期的西西里彩陶。印度支那的新石器时代及新石器晚期文化之间似乎有一个间断。该地不仅发现了作为这个时代特征的磨光有肩石斧和直边长石凿，还发现有小的石制工具。这种新形式的起源迄未确定：有些人归之于对外来的金属器具的模仿，另一些人则主张系从外地传入。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记住这种新型式几乎仅见于印度支那半岛全境。纵然在朝鲜和日本作过大量考古勘察，却似乎未曾企图作一史前文化的系统研究，因此无从与其他地区作一般的比较。证诸陶器和石器遗物，似乎表示出在整个新石器时代从远东北部和南部来的文化源流，都会融和于这些地区。最出色的例子就是在日本新石器晚期文化堆积中发现的北方半月形石刀和南方的有肩磨光石斧。然而这些毕竟只是一些可能关系的暗示，对此还必须作更仔细的研究。至于说到各种新石器文化人类的种族血统，最近的观察表明：以日本新石器晚期人类和现代日本人相似的程度，使我们有充分理由使用“原日本人”这个名词。但日本新石器晚期的居民问题常与虾夷问题相混淆而日本考古学家迄未能对此作一定论。一般说来，他们承认有较轻微的虾夷血统。在印度支那方面，则遗存的骨架显示新石器文化的人类与现代高度蒙古人种型相差悬殊，令人联想到的是以中国西南和印度支那北部的苗族为代表的体型。华北的新石器晚期或铜石并用期居民比起史前时代末期居民来，与现代华北居民型的分歧似乎较大。而在某些表征上表现与莫兰特（Morant）的乙型或喀姆（Kham）型西藏人种相似。这一点和西藏后期历史对甘肃地区（大多数人骨架自该地出土）的关系，应该充分促使考古学者对这个高原地区史前遗物的进一步注意；迄今这地区并没有被当作联系南北的桥梁而被认为是一种考古学的障碍了。南满貔子窝遗址墓葬出土的两副人骨架，虽然时代晚得多，但较诸现代华北人，和沙锅屯及仰韶村所出新石器晚期人类相近似，而现代华北人，则较诸现代朝鲜人和二者相近似。这个发现所包含的许多意义，只好等待将来对该地之研究后果，才能领悟。说到金属文化时，印度支那的情况是比较简单的。以东京青铜器为印证，本地的青铜文化，似乎是从简陋的萌芽开始而逐渐演化成为精致的柬埔寨青铜文化。迄今这种文化尚未发现与外界有何接触，其分布则似扩展至中国西南部。包括南西伯利亚、蒙古、满洲地区、华北地区、朝鲜和日本的整个北方地区情况较为错综复杂。据某些人的看法，在南西伯利亚、蒙古和满洲地区，青铜文化系出现在铁器文化之后；南西伯利亚的铁器文化层据说位于一个空白层之上，这个空白层将铁器文化层与旧石器文化层隔开，而且不含青铜时代的遗物。在满、蒙事实上已发现了与此相同的文化顺序。但在后两个地区铁器系与石器及公元前4、5世纪的中国铜钱共存，有人声称在西方的阿尔泰及东方的日本也存在同样情况，但缺乏像上面那样充分的证据，一般所能找到的论证是这些地区发现有随葬有铁器的丘坟和集体墓葬。所以这些主张如确有任何事实根据，南西伯利亚及其邻近地区在公元前第一个1000年的末期肯定已使用铁器；而根据某些权威的见解，青铜是首先在明奴新斯克区域出现的。在中国有历史性的青铜器，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第18世纪，而以青铜作兵器，则下延至公元后的头一个世纪。这种青铜文化和华北新石器晚期的关系尚未能令人满意地研究出来。但青铜鬲、甗和新石器晚期的陶鬲、甗之间的形制既如此雷同，则青铜的模仿陶器形制几乎是无可怀疑的。同样情形也适用于带有一系列穿孔的长玉刀和新石器晚期同形制石刀间的关系。但对这种模仿的承认并不解决中国青铜器的起源问题。当然，也许可以指出新石器晚期文化的一般断定系在公元前3000—2500年，而与发展成熟的青铜文化相隔约500年。这段时间之长，甚至连最特殊化的形式也可以演化成熟。但中国迄未发现原始形制的青铜器，可以把它看成是历史性的青铜器的鼻祖的。因此，这种羽毛丰满的青铜文化的似乎突然出现，仍有待阐释。对于西亚和东欧青铜文化的关系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也许基于花纹母题的一种是最令人信服的。这也仅仅表明中国青铜文化接受过外来的影响，尚没有解释其起源。另外一种本质相同的说法则以为晚周刀币——明刀——的渊源是明奴新斯克的青铜小刀。其他很多实例都可加以引证，但事实上没有一个能对所讨论的问题有所阐明。根据一个可靠的中国文献，早在公元前7世纪初叶，铁已用于制作大鼎。历史证据表明在以后的年代里这种金属的使用是从北方部落学来的；而且是在秦朝时（约公元前220年），由于边境战争，铁武器才流行起来。虽然没有关于在更早时期传入铁器的类似记载，但从这个方向传入当无问题。金属文化在此后的发展属于有史时期——至少在中国是如此——因此不属于本文范围之内。但甚至于在本文范围以内，可以研究的资料是如此丰富而同时却也如此零散，因此得以指出和讨论的就只是若干最重要的启示和资料中最大的空白点。至于像远东和近东和欧洲之间的文化关系这样很有意思的问题，以及对于若干最重要的个别文化特征，都只有存而不论了。附：下列诸人之著作曾不时参考，但文中不复一一注明出处。 阿伯特(W.G.Abbot)，安特生(J.G.Andersson)，阿尔纳(T.J. Arne)，贝义(T.Baye)，波耳(Boule)，步日耶(H.Breuil)，柯朗尼(M. Coloni)，桑志华及德日进(Licent & Tailhard)，曼梭(H.Mansuy)，派蒂(E.Patte)，赛顿卡尔(H.W.Satonkarr)，滨田耕作(K.Hamada)，克米亚德(L.A.Cmniade)，纳尔逊(N.C.Nelson)，梅尔哈特(G.V.Merhart)，史密斯(R.A.Smith)，许米特(H.Schmidt)，鸟居龙藏(R. Torii）以及其他多人。①这样便是假定与欧洲冰期情况相平行，这假定尚未能证实。
作者：梁思永 翻译：易漫白 本文转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原文刊于：《美国人类学家》（英文）1932年第34卷第3期，第365—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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