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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后，我在张澜身边工作多年。关于张澜和罗隆基在上海脱险的故事，是我所耳闻目睹的。 画地为牢 罗隆基住进疗养院 罗隆基从1947年11月上旬，即民盟被迫宣布解散后起，一直到上海解放，始终是住在虹桥疗养院一间头等病房里。这家疗养院是私营的，建筑物虽不大，却是一座所谓的花园洋房。罗住的那间豪华、宽敞而又幽静的房内，不仅卫生设备与生活家具一应俱全，还有阳台、客厅，可以观赏院内花草。在当时米珠薪桂的上海，这家疗养院对他的这间病房的收费，不照一日数度贬值的国民党政府货币计算，而是按实物价格，即每天一石白粳米的行情算账。罗是一介书生，如此阔绰的、长期的住院费，他怎能自己负担？原来，这笔巨款全由当时的国民参政会秘书处代付。 这件事是公开的秘密。作出民盟总部宣告解散决定的那次民盟中常会紧急会议，我曾由表老（张澜字表方，我们一向惯称他表老。）准许列席旁听。会议主要是黄炎培常委按照他手中的一纸文书，口头报告他在南京与国民党政府代表谈判的经过和内容。他那张纸上写的内容，也就是次日见报的民盟解散公告的内容。黄任老在报告书面协议之后，接着宣布国民党政府对罗隆基问题的口头允诺：罗先生既然有病，可以进院治疗，地点限于上海和杭州，不得出国；医药费由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负责，由雷震副秘书长办理。以后，罗选择了上海虹桥疗养院。我亲眼见过几次雷震到院看他、交费。至于国民党为什么要对罗隆基如此优待，不言自明是有政治企图的。 政局有关 张澜主席住院小憩 表老在上海的寓所是永嘉路集益里8号，原为私营四川和成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住宅。该行董事长吴晋航先生，因表老在伪国大闭幕后由渝到沪，特意腾出来招待表老，不但不收房租，并由该行供给一名厨师和一名服务员，而且无限期地免费供应表老和他的两位女儿及我们工作人员的伙食。和成银行和当时聚兴成银行一样，都是四川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这两行董事会的董事们（包括张群在内），都对德高望重的“乡贤”——表老非常尊敬，所以如此盛情招待表老，不难理解。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们为什么敢于冒风险呢？据我所知，这是由于张群曾私下点头。 表老当时的健康状况尚佳。但由于年迈，小病痛是难免的。他之所以忽然于上海解放前不久住院，并且不住别的医院而住虹桥疗养院，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事缘李宗仁上台代总统后，企图拉第三方面人士出来重开和谈之门，曾派甘介侯等人到上海奔走。民盟的领导人当然是他游说的对象。当时留沪的民盟领导人员已一致拒绝出任调人，但南京方面不死心，继续派代表到沪纠缠；同时，新闻记者也每天都为和谈消息访问民盟人士。留沪的民盟同志中，有些人考虑到表老年事高，口齿钝，独在寓所应付南京代表和记者，不甚妥当。大家商量的结果，主张表老也到虹桥疗养院去住，以便有事就推给同院的罗隆基代办（答）。因为罗年轻些，原来就是民盟的发言人，而且生活在一块儿，彼此交换意见也方便。表老同意这么办，所以就和罗同院。谁料到会和罗共患难！ 图穷匕见 特务劫持民主人士 集益里距离虹桥疗养院不远，我每隔一天去院一次，因而该院传达室的工友都认识我。 有一天上午（确切日期记不准了，大约是苏州解放之后），我照常去疗养院，刚到临街的院门口，传达室的一位工友看见我后，急忙跑出来向我摆手，阻止我进门，说：“出事了！他们（指张、罗）昨夜被抓了，你赶快走吧！”我来不及问清详情就立即远离该院。我虽然有点震惊，但并不感到张皇失措，因为我已经备妥避难处。那地方是程应镠在民盟被解散前夕替我准备的。他有一位经商的同乡钱君，倾向革命，住在吕班公寓六楼，欢迎我于必要时到他家暂住。这个公寓的多数居民是各种国籍的外国人，确是一个较为理想的隐蔽地。我想先回我住处拿点换洗衬衣之类再去钱家，又怕集益里8号有情况，于是打个电话试探一下。接电话的人是陌生男音，反问我姓名，我断定是特务，没答话就挂上耳机，匆匆奔向吕班公寓。 我隐藏于钱家等着解放期间，与世隔绝。对于虹桥疗养院的张、罗二位的情况，完全是事后得知的。他们在5月27日晚脱险以前的情形是：5月中旬某夜，伪淞沪警备司令部派上海警察局第七侦稽大队大队长阎锦文，率队到虹桥疗养院逮捕张、罗二人，由于疗养院的副院长郑定竹大夫同情民主运动，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出面交涉，以病人年老为理由，请予留院治疗。 经阎用电话请示后，才改为拘留院内严加看管。阎把张、罗两人房间相邻的二楼北部划为禁区，除布置士兵不分昼夜地轮班警戒外，还将门向楼梯口的一间房辟为侦稽队的办公室和瞭望哨，使任何上楼的人都在监视、盘查之下。开头是仅限郑大夫和护士可与张、罗接触，经再三请求，表老的女儿才被允许“探禁”。阎本人每天每夜亲来巡视数次，从不与张、罗谈话。张、罗曾经问他：要关闭到何时才审讯？阎置之不理。以后据阎说，他当时确实不知“上面”的意图，他只是受命不许张、罗逃走或被人抢走。 枪炮声中 张、罗两位安全转移 5月27日夜，在密集的、越来越近的枪炮声中，我兴奋得通宵未眠。当曙光初现时，我从窗口外望，看见马路上的士兵，穿的都是草绿色的军装，军帽上是红色帽徽。我立即断定确是人们望眼欲穿的人民解放军。于是我急奔下楼，朝虹桥疗养院方向走去。当我到达虹桥疗养院门前时，传达室的一位熟识的工友正站在门前，他笑容满面地先向我打招呼，不等我开口就报喜道：“他们两位先生已平安无事，他们不在这里了。罗先生刚才派人来告知了他们的地点，叫我转告你和张家小姐。他们现在环龙路×号杨公馆。” 我没有问明他们转移的详情和杨公馆是什么地方，道谢后就急奔环龙路。找到门牌号数后，只见一幢花园小洋房的临街高大院墙上有铁丝网，两扇大铁门紧闭着。我按了电铃后，铁门上的一个小窗口打开了，一个彪形大汉先把我注视了一番，然后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明来意后，他说了一声等一等，就把小窗口关闭了。隔了两分钟，小窗口又打开了。一个身穿青色哔叽中山装的中年高个子（随后才知他就是阎锦文），操着山东腔的国语和我对话。他严峻地问明我的身份及与张、罗的关系等之后，又请我稍待，再转身进去。不到一分钟，他就和罗同时出现于台阶上。罗向我点首示意时，阎亲手拉开铁门让我进去。我刚进门，铁门又马上关上。阎和罗引我进入室内，经过客厅时，又继续向里走。我正诧异时，已下到地下室看见表老正躺在一个长沙发上打盹。我问罗：“这里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此刻还搞得这么紧张、神秘？”阎在款待茶烟后，对我说：此刻苏州河以北还有一师国民党军队躲在邮政大楼拒降，市区还暗藏有溃散的敌军和特务，对张、罗两位先生的安全还须提高警惕，不是自己人的来客，不敢开门迎接…… 我在杨公馆待了约一小时后，阎以主人姿态留我午餐。我因表老叫我快点到集益里去看看，并召他两位女儿来会面，没有吃饭就告辞了。我在阎送我出门时，对他说，我希望有机会能多听他谈谈这次事件的经过。他表示欢迎我改天来时，在这里吃饭多聊聊，并说市上的社会治安还有问题，嘱我小心。 阎锦文谈此番营救来龙去脉 第二天和第三天，我都在杨公馆待了几小时，但抽不出时间来听阎锦文讲故事，因我们忙于处理一件紧急事件（此事即南京路国际饭店被一支自称为“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军”的部队占据。当时我们不便举行记者招待会，只是以表老名义向上海军管会和各报社发表书面声明予以否认。事件很快就由军管会与北平联系后顺利地解决了），但以后终于得到机会详谈。 根据阎断断续续的叙述，概括起来，张、罗脱险的经过是这样的： 阎奉令将张、罗监禁于虹桥疗养院约一星期后，忽被杨虎找去面授机密要事：叫他酌情设法把他管制中的张、罗二人救出虎口，既不能让国民党杀害，也不能让国民党劫往台湾，一定要保证他俩的安全。阎说，在上海干他们那行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下海”（即参加了帮会）的。按帮会的组织系统，他的“头头”是杨虎。他们之间的纪律极为严格，杨的命令他必须绝对服从、执行。杨为什么要救他俩呢？原来杨虽曾于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对蒋介石效忠，但以后和蒋搞翻了。蒋篡夺政权后，他一直不得志地在上海作寓公，玩帮会，做生意。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周恩来返延安之前不久，杨曾设法托一位地下党员向周恩来致意，表示他愿戴罪立功，为革命事业出力，请周先生予以接见或加以指示。周恩来考虑后，没有和他见面，而是请那位地下党员向杨转达了这样的回音：杨先生的意愿值得欢迎；杨先生如真要皈向人民，效力的机会一定很多，请稍等待。到了解放军包围上海时，上海的海、陆、空交通全在蒋家魔掌中，上海一些朋友的安全处于危险状态等情况，周恩来都知道，于是经由上海地下电台发了一个电报转杨，大意是，杨先生为人民出力的时候到了，下列诸先生务请营救。杨接电后派人调查，并把救张、罗的任务责成阎来完成。（这个名单上除张、罗二人外，阎说共有十多人，是哪些人，他不知道。） 当年6月间我随表老北来下榻北京饭店的当晚，周恩来同志来看表老表示欢迎慰问时，我适在座，谈及此事时，我插话问这名单中另有什么人？周恩来同志随口说了两个名字，我此刻记得准确的是颜惠庆。 虚张声势 张、罗对阎真伪莫辨 阎奉杨的这一绝密指令后，不是不动声色，而是装得比过去对待张、罗更凶恶了。他常到罗的房间里故意高声叱骂，让室外执行看管的士兵听见。他来院巡视检查的次数也增加了。有时亲值夜班，以示加强戒备。他如暂离时，一定叮嘱看管士兵，时局更紧了，要警惕有人劫狱。如他本人不在，而有人冒充上面派的人来提审或转移这两个要犯出院时，务必拒绝，必要时开枪抵抗。阎说，他当时最担忧的，是怕伪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忽然把张、罗两人提走，转移拘留地方，增加他营救的困难。 5月24日下午7时，毛森命令阎：限9时以前将张、罗押解到黄浦江中一艘轮船上。阎明白这是国民党撤离上海的最后一只船，要把张、罗劫往台湾。阎认为这是他完成任务的时刻到来了。他布置了几个持枪的兵在院内外警戒，命令任何人不得进院、上楼。他将一辆小汽车停放在病房楼门前后，独自上楼，叫原在负责看管的士兵把守楼梯，不许任何人上楼，包括医护人员在内。他先到罗隆基的房里大吼：“罗××！现在我奉令把你和张澜立刻押送上船，你赶快收拾一下你的衣物。”接着，又低声对罗说：“我是按杨虎的指示来救你们的。你们听我的安排好了。”他随即又到表老房中，重复一遍他对罗大声说的话。表老问上船到哪里去？阎答不清楚上面的意思，大概是去台湾吧。表老立即坚决表示：“我宁可死也不去台湾，你要枪毙我，就在这里枪毙吧！”阎又回到罗的房间去催罗，并要罗去劝表老，赶快一同下楼上车，迟了就更难脱险。罗低声问阎：“你有什么凭据，使我相信是杨先生叫你来救我们的？”阎急得浑身冒汗。这样僵持了一分钟左右之后，阎急中生智，一面高声大骂，使楼梯口的士兵听得见；一面用罗床边的电话机，给杨的一位太太打电话。阎知道杨的这位太太曾和罗在交际场中相识。事有凑巧，电话不仅打通了，并且接电话的人就是这位杨太太。阎低声请她亲口对罗说一句话，使罗放心。罗从阎手里，接过耳机，听清她说：“锦文确是老杨叫他帮助你们，你们听他的没错。”于是罗和阎把表老半劝半拉地搀扶下了楼，上了车。 摆脱追捕 安然脱险抵达杨宅 他俩进入这辆放下窗帘的小汽车后座，阎立即亲自驾驶，但开出院门时，发觉有满载武装士兵的卡车在街上等着他们，显然是毛森为防意外而派来增援警卫的。小汽车朝外滩方向奔驰，卡车果然紧紧尾随。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沉着冷静地考虑到任务的成败，第一步棋在于能否摆脱掉卡车。凭着他对地形的熟悉，他在外滩码头不但不停车，而且加快速度继续北驶，临近白渡桥时，他急拐弯向左面一条行人拥挤的街道里钻去，等他看见卡车落后有十余米的距离时，他的小车又来一个急转弯，向一条狭窄的里巷的人丛中插进去，等他从窄巷中冲到马路上时，虽然知道卡车被摆脱了，但他仍然不敢过早地放心大意，仍然向他的目的地相反的方向急驶了几分钟，直到他判断确已脱离了监视，才抄近路开到他事先准备好了的目的地——法童公学门前。停车后，他把表老背着。罗跟着进去，同时叫人把车子隐藏起来，他们足不停步地到花园后，凭备妥的软梯翻越院墙，再经过一座私人后院再翻墙后，就到达了杨虎的这个环龙路公馆。他们到杨家后，一切按原定计划进行，一面叫杨家的几个武装保镖加强警卫，一面把张、罗安置在地下室内休息。阎肯定当夜解放军会进市区，在张、罗抵杨家与解放军到环龙路之间的时间相距，他料定不过几小时，假如在这短时间内国民党来捕人，他本人（他能双手开枪）和保镖们就尽力武力拒捕。至于把张、罗放在地下室内，为的是防止遭流弹。据说当夜毛森由卡车上的人报知情况后，曾震怒地派队伍搜捕他们，并以卅根金条为捉拿他们的赏格。等待他们的轮船推迟到12点才悻悻启碇离沪。 讲完上面这个真实的故事后，我还想补充几句结束的话。这故事在流传中曾被人说成是阎奉令把张、罗杀害后，将他俩的尸体抛入黄浦江中灭迹，在途中被地下党营救了。这说法既不合事实，也不合情理。因为反动派如真要杀他们，机会多得很，也无须忌惮什么。他们的实际情况是，国民党企图把张、罗劫往台湾。国民党逃命时没有对张、罗下毒手，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我在本文第一节之所以交代他们住虹桥疗养院的政治背景，为得就是要说明国民党，特别是政学系，一向对张、罗存有幻想（至于他们愿否上钩乃是另一回事）。此外，他们两人的脱险，也是国共搏斗中，国民党的又一次失败，反映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威力，以及周恩来善于利用特殊条件的斗争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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