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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从贫困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是党培育我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为歙县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现退休在家，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昔日的往事常在脑海中浮现。
现就往事回忆记录如下，只望后辈要懂得感恩.做到听党话、跟党走，明白究不读书一世穷的道理，懂得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1953年我进临家坞小学就读一年级。那时有钱的人家给自己的孩子都是买钢笔、墨水来写字、做作业。我由于家里穷，无钱买笔，便到山上去砍细竹子，用刀把一头削尖当笔，沾用墨水粉泡的墨水用来写字。铅笔断了，将铅笔蕊插到细竹洞内，削尖继续使用。在小学读书时，买一张纸，在当时只需要几分钱，可家里都舍不得拿钱去买。我做算术、写作文打草稿，写字用的纸都是用捡来的废旧报纸和烟壳。记得有一年清明节，我看到好多人家都上坟挂纸，我便和堂哥李月良到山上去，将人家挂在坟上的素纸拿来当草稿纸和写字用，后被人告状，曾遭我母亲一顿打，并叫我将捡来的纸挂到坟上去，我只好违心地照办。原本是挂三张的.我只给挂了一张.剩下的还是留下了学习用。这件事情，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仍记忆犹新。1959年，我以优异成绩获得小学毕业。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毕业后，母亲不想让我继续求学，因家里实在太穷了，确实无能力继续供我上学。当时教我语文的班主任方剑英老师多次上门做工作，加上自己一再恳求，母亲还是同意了。小学报考初中街口区的考点设在璜田中学。去报考时，我和同村的几个同学起大早，爬越50多里山路，翻过好几座大山，终于到达璜田中学考点，参加了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当时人民公社.社员吃食堂，好心的食堂管理员照顾我，特地给我做了几个苞芦粿当中饭。后来被录取在歙县初级师范学校。1959年9月1日是开学报名的日子。我妈将衣物整理放在一只小洋油箱内，一条老旧棉被、一个木头脸盆，并按学校报名通知要求给准备了一把锄头、一根扁担、两根绳子。去报名那天，我老早就起床，吃过早饭，我哥家祥帮我挑着行李，翻山越岭，把我送到绵潭坑渡船码头，便让我过渡，自己一人挑着行李进城报名（因他跟人学木匠还要赶回去上工，故不能远送）。走了一程又一程，过了一村又一村，虽说行李也不过四五十斤左右，但毕竟自己当时还只有14岁，个子矮小，加上天气又热，走到南源口脚都起泡了。但又没有办法，只得咬咬牙，继续往城里赶。到学校（徽师）已是5点多钟了，办理好报到手续，住宿安排在天灵寺。当时实在太累了，也不想吃饭。到天灵寺找到宿舍（统铺），铺好被便睡了。读徽师不需要交伙食费，生活也比较好。记得那年国庆节放假前一天，晚上学校杀猪加餐，每人一份肉。我舍不得吃，便用一个小瓶装起来，想带回家给妈妈吃。那天吃过晚饭以后，我便和同乡的几个同学临夜走路回家。走到瀹潭，己是深夜12点多钟了，大家都感到困了，便在人家门口栏杆凳子上躺了一下。天亮后便又继续赶路，到家已经是9点多。哪知母亲念儿心切，也在同一天带上给我改的一件冬衣进城了。初师在徽师读了一年后便迁到棠樾。那时正遇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十分缺乏.虽然我们有时也吃山芋.粥、山芋饭.甚至有时也吃蔴枯糊…能吃上这些在当时来我们初师的生活在同类学校中还是比较好的，至少我们能填饱肚子。初三改为教师进修学校。初三毕业时，一部分人下放回家支援农业，，一部分人转入徽师，继续深造。1962年9月到1965年6月，我再次到徽州师范学校读书。
从初师到徽师6年，我的生活十分清苦。睡一张草席，一条旧棉被，没穿过一双胶鞋。下雨时穿一双木头鞋，过冬也只是两条单裤。没有什么零花钱，就连两分钱一斤的山芋饼也不舍得买。生活艰苦朴素，学习却十分认真，语文书上老师指定要背的课文.连标点符号都能一字不落的背下来.由于当时生活条件差，身体营养不良.那时上课我都是半睡眠状态.似睡非睡.老师提问我照样能完整回答.还担任数学科代表。.在学习期间各门成绩都在中等以上。在徽师学习三年历任学生会生活部部长。曾获优秀三好生和五好青年等光荣称号。三、参加“四清”工作队
我1965年6月于徽师毕业，毕业时学校要求每个人都写一份志愿书。由于多年接受党的教育和培养，特别是受雷锋同志事迹的影响。我当时给自己提出的要求就是：甘愿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党把我安放在哪里，就在那里定下来、钻进去，发挥自己的一份作用。并提出党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毕业时，班主任吴政治老师亲自找我谈话，他说想我上大学。但考虑我家实际情况，还是决定分配工作。校长刘鹤卿也说，我们这一届分配是徽州师范学校分配史上最好的一届，其中有8个人是幸运儿，直接分到北京，我便是其中之一。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前奏已经开始，分配方案改动，我便随歙县四清工作队先遣队队长（徽师校长）刘鹤卿一道，到璜蔚公社搞“四清”。 到璜蔚公社我分在三岗大队，时任所在大队的大队长。胡在元接待我们。在当时特别讲究阶级成份，四清工作队要求工作队员一定要依靠贫下中农做到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且在吃方面不准吃肉、鱼、蛋。开始我住在三岗大队村头后生产队一户贫农家里，该农户家庭住宿条件很差，安排我住在厨房楼上。由于长期烟熏，房子低矮，到处是漆黑一片，我也全然不顾。白天走村串户，找贫下中农谈心了解情况，晚上就睡在这上面。早上房东起来烧饭，烟雾往上冒，呛得我赶紧起床。 后因工作需要将我调到高山顶上一个生产队——深河。从大队到深河，要爬5里山路，斜坡将近60°，路陡。住户都分散在山头四面低凹平坦处。山上两个生产队，分上深河和下深河。分在上深河是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青年——潘荣高，我们俩是分工合作，开大会，两个人一起，了解情况，两人分头进行。当时我住在一位近70岁的老大娘家里，老大娘虽有儿孙，但由于当时生活困苦，很少得到照应。我住在她家以后，便同时承担照应老大娘的义务。烧水、砍柴、喂猪食等家务活我都帮忙做。老大娘待我如亲生儿子，我要外出开会、办事，一到傍晚老大娘就要在大门口张望等候，晚上坐在火炉边，直到我到家，她方才去睡。老大娘虽说年纪大。但她很勤劳、能干，还养了两头猪。记得那年寒冬十月下了一场大雪，山头都白了。老大娘第二天早上去喂猪食时才发现两头猪不见了，是不是给野兽吃了？我便发动全队年轻民兵上山去寻找，山上白茫茫一片。时间看长了，眼都发花，猪也是因为到处一片白而迷失了方向，到处乱跑。找了大半天，终于在一个山凹里找到，可猪已被冻死了。本想要到过年才杀的猪只好提前杀了。我每次晚上回来，他都把猪肉放在火炉上，并烤上几个苞芦馃，叫我吃了入睡。第二年，璜蔚“四清”结束，工作队想将我留在公社搞共青团工作。徽州专区教育局不同意，我便被派遣到休宁海阳继续搞“四清”工作。
在璜蔚深河搞“四清”时，我始终坚持一条：实事求是。深河生产队收入主要靠茶叶，收的粮食，当天收来，当天就当着大家的面全部分完。茶叶是集体出售，凭发票入账，按照出勤工分分红，不存在账目不清、财务不清等问题。我到深河搞了一个多月，从群众了解到实际查账，我认为队长是比较清白的。记得有一次，四清工作队队长在开会时，看到我便问：“小李，怎么搞的，搞了一个多月，一点什么东西都没搞出来？”那时是以搞出多少贪污，你就有成绩。“四清”工作队便派在三岗的工作组组长吴森根亲自到深河组去查，时任会计的胡建仂在组长的威逼下，承认了几笔账，组长便要我立案调查。其实他所讲的这几笔账我都查过了，都有出处，不存在贪污问题。那天天下着雨，组长走过以后，我冒雨独自爬山到会计胡建仂家，跟他说明政策，叫他要对自己负责，更要对自己的子孙后代负责。在我的劝导下，胡建仂说：“你们逼我，我现在是'四不清’，我愿意将房子卖了归还，到那时我就是“四清”干部了，我再来和你们讲。一语道破。不过我们还是按照程序，按他所讲的，并亲自和该生产队贫协主席一道前往浙江梓桐去进行调查取证，还了会计一个清白。胡建仂一家当时感动万分 ，都说小李真是个大好人。在深河搞“四清”工作期间.上深河生产队有一位贫农社员（胡红根的父亲）晚上突发重病，.上深河工作队员潘荣高急忙跑来告诉我.当时已是深夜.天又刚下过雨，我感到救人要紧.我俩不顾山高路滑.拄着拐棍到璜蔚公社医院请医生给患者看病治疗.由于治疗及时，病人身体很快得到恢复。我们俩因此得到上、下深河两个生产队社员、干部一致好评。 
1966年8月璜蔚“四清”工作结束。同年10月我又被派遣到休宁海阳上观村继续搞“四清”工作。我住在一个贫农协会主席家里，我第一天到，第二天便和贫协主席一起拖着板车到30里路以外的山上去砍柴，一直到下午才回家。晚上房东老大娘给我盛了满满一碗白米饭，吃到最后才发现底下有几块大肥肉。当时的我，真的很感动，不知说什么好，他们一家把我当成了自己人一样看待了。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海阳大队参加四清动员大会，突然接到我所在生产队牛栏起火的消息。火情就是命令，听到这个消息，我飞一般赶到现场，当时已经有不少社员在打水灭火。我也不顾一切，立即爬到牛棚顶上拨火，急得房东大叫：小李，赶快下来，危险，要注意 ，不要跌到下面去……经过20多分钟的奋力扑救，终于把火扑灭，自己险些丧命。如今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1966年下半年，WG的烈火已在全国点燃，各地大串连已开始，“四清”运动停止。我和在休宁搞“四清”的汪复杰、洪道叙等同学约好回歙县组建“继红长征串联队”。宗旨是继承革命传统，走红军走过的路，宣传毛泽东思想。由我、汪复杰、洪道叙、洪应生、供森庆、方雨生等6人组成“继红长征串联队”，并于1967年12月20日戴着红袖章，背着被子，扛着队旗，带着印刷好的一万张毛主席语录条，在河西桥上列队拍了一张集体照后便由我带队出发。第一天从歙县经徽州区走小路到休宁，第二天到祁门金字牌，第三天到祁门闪里，第四天晚上九点多钟才到达江西景德镇。记得在景德镇一接待站吃饭时，我们有队员打掉一只碗，我们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自觉赔付给接待站一只碗。饭后我们队员一起帮服务员收拾碗筷、餐具，赢得接待站同志的一致好评。 在景德镇，我们参观了陶瓷厂制作工艺，当看到厂里生产陈列了不少普萨等神像时，我们提出质疑。当时文化大革命，打倒封资修这些东西，为何厂里还保留着这些东西。厂领导说，这是和国外签订了购销合同的。这以后不再生产，且模具已砸。现在想来，当时也太可笑幼稚了，这也是文化遗产，损失掉多可惜啊！ 
在景德镇休息了两天便又踏上征途，朝行暮宿。经乐平、抚州后到南昌，参观了八一南昌起义馆，并合影留念，然后便沿着当年一、二、三、四次反围剿道路继续赶路。由于是冬天，天寒地冻，行走十分吃力。开始大家都坚持着，有好心的司机想带我们，我们说要锻炼，谢绝了好心司机的要求。后来我拄着拐棍行走都感到很吃力，关节炎发作，痛得十分厉害，同学们把我送上前往红都瑞金的货车上。到了瑞金，我在红卫兵接待站住下。第二天他们也都到了瑞金，我们参观了沙洲垻和当年毛主席等革命领导居住过的地方，并合影留念。在参观红井时，我们还用白纸将“吃水不忘挖井人”几个字用铅笔描下来，每人将带在身边的水壶装满水，一壶红井水，喝在嘴里，甜在心里。在瑞金，我们的串联队一行人还做了分工，分头搜集毛主席在瑞金的故事，并刻印成册分发作为纪念。
到瑞金第四天已是大年三十，接待站给我们加了餐。吃过晚饭，我们参加了当时在瑞金大剧院五湖四海大联欢活动。全国各地到瑞金参加串联的红卫兵齐聚在一起，举行大型联欢活动。有唱歌、舞蹈、小品等。当活动高潮时，突然响起中央广播电台广播：停止大串联，回乡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等消息。我们听了以后，便在大年初一，随串联队一行来到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向烈士鞠躬后，将队旗（有我们六人的签名）留在纪念馆内。第二天，我们便踏上了返回的征途。从瑞金到福建龙岩，在龙岩搭上返回的火车。虽说这都是过去几十年的事，但现在想起来仍历历在目。1967年2月回到歙县教育局，歙县教育局将我分配到农村小学任教，从此，便进入我的从教生涯。（从教后的经历见《自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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