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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管仲）与孔子都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管子比孔子早出生约一百七十余年。管子相齐四十年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一匡天下；孔子任鲁国司寇摄相职时间短暂，未能充分施展其政治抱负。孔子三十五岁时曾旅居齐国多时，期间对管子遗留下来的旧政应有较多亲身感受。孔子对管子的评价可概括为一正二负，正面评价是充分肯定管子的政绩，认为他有“仁”，正如孔子在《论语·宪问》中所言：“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负面的两个评价是批评管子既不“俭”也不“礼”（《论语·八佾》：“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在不俭的负面评价中最令人难解的关键词是“三归”，由于孔子没有给出说明，后世历代文人只好发挥想象力加以推测，遗憾的是许多注释结论把管子描绘成了一个贪得无厌、荒淫无度、奢侈糜烂的器量狭小之人，这不但歪曲了孔子的本意，而且也是对管子这位曾凝聚天下之力拯救华夏文明的伟大圣贤的大不敬，更为后人研读管子所留下的宝贵的治国理政思想设置了障碍，因此重新破解“三归”之谜，弄清孔子批评管子不俭的动因和管孔两位圣贤不同的执政理念，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和弘扬他们留给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三归，三不归，俭，节财，侈靡 一、“三归”的几种常见解释 除了《论语》以外，《晏子春秋》《韩非子》《史记》等古籍也提及过管仲有“三归”，但无论是《晏子春秋》的作者，还是韩非子、司马迁，都对何谓“三归”采取回避态度。后人为了解读《论语》等古籍，纷纷为“三归”作注，解释有很多，主要包括： 1.娶三姓女。持这种观点的是东汉经学家包咸（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引包咸曰：“三归，娶三姓女也。妇人谓嫁曰归。”）另外，唐儒家学者、训诂学家颜师古在给《汉书·地理志下》“（管仲）身在陪臣而取三归。”作注时说：“三归，三姓之女。”但按南朝皇侃之说，“礼，诸侯一娶三国九女。”可见即使管仲真的娶了三姓女，也主要属于不礼问题，而非不俭。 2.三处采邑。该观点主要来自于《晏子春秋·内篇》“晏子老辞邑景公不许致车一乘而后止”一节，文中记载齐景公要比照先君齐桓公奖励管仲“三归”的标准奖励晏婴，即“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劳齐国，身老，赏之以三归，泽及子孙。今夫子亦相寡人，欲为夫子三归，泽至子孙，岂不可哉？”但是在《晏子春秋·外篇》“景公称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辞不受”一节中齐景公又说：“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穀，其县十七者，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以为其子孙赏邑。”可见《晏子春秋·内篇》与《晏子春秋·外篇》两者相互矛盾，外篇说管仲只有“狐与穀”两处彩邑，那么内篇就不应当是“三归”，顶多算是“二归”。问题还不仅限于此，齐桓公给管仲封邑是一件大事，是需要向天下诸侯通报的，而公认的正史《左传》中只说管仲有“小穀”一处彩邑，并未提到“狐”（《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三十二年春，城小穀，为管仲也。”）另据《东周列国志》记载：“庄公知管仲有采邑。名曰小榖，在齐鲁界首，乃发丁夫代为筑城、以悦管之意。时鲁庄公三十二年，周惠王之十五年也。”王士超在《管仲采邑之地小穀城》一文中说：“历史上有关文献、《沂州府志》、《临沂县志》、琅琊管氏谱牒等文献史料记载及出土文物与现代物证，都明确证明了管仲封地在临沂小穀城，管氏世代居住于此，并成当地望族。”可见《左传》中所言的管仲有一处彩邑“小穀”城之说更为可信，“三处彩邑”之说缺乏可信的史料和实证支撑。 3.筑有三台。汉刘向的《说苑·善说》说“管仲故筑三归之台，以自伤于民。”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进一步解释说：“管仲乃于府中筑台三层，号为三归之台，言民人归、诸侯归、四夷归也。又树塞门，以蔽内外；设反坫，以待列国之使臣。鲍叔牙疑其事，问曰：'君奢亦奢，君僭亦僭，毋乃不可乎？’管仲曰：'夫人主不惜勤劳，以成功业，亦图一日之快意为乐耳。若以礼绳之，彼将苦而生怠，吾之所以为此，亦聊为吾君分谤也。’”刘向、冯梦龙如何得出此结论无法考证，但即使管仲真的曾在自己家中“筑有三台”，其目的要么是盼望“民人归，诸侯归，四夷归”，要么是为桓公“分谤”，也就是为齐桓公分担骂名，这种做法也谈不上不俭。 4.市租常例。清郭嵩焘在《释三归》中说：“此盖管子九府轻重之法，当就《管子》书求之。《山至数》篇曰：'则民之三有归于上矣。’三归之名，实本于此。是所谓三归者，市租之常例之归之公者也。”郭嵩焘“当就《管子》书求之”的研究方法是有道理的，但他凭空把《山至数》篇所言的“则民之三有归于上”解释成将“市租常例”归于管子，这就没有依据了。 5.储币府库。清武亿在《群经义证》中说：“台为府库之属，古以藏泉（钱）币。”“以三归对贫言，则归台即府库别名矣。”清宋翔凤在《论语说义》中也认为: “三归，台名，古藏货财之所。”假如说“三归”是指府库，那也是政府的藏币之所，不能由此断定为管仲私有。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如清包慎言《论语温故录》认为“三归为以三牲献”，日本太田方《韩非子翼毳》认为三归为“三百乘之地”等等，在此不一一赘述。 以上各种解释存在以下共性问题：一是普遍缺乏足够可信的史料和实证支撑。二是一些解释混淆了“礼”与“俭”的区别，而《论语》中另用“树塞门”“有反坫”来回答“管仲知礼乎？”三是一些解释先入为主把管仲认定为爱财如命、贪得无厌之人，然后再把“三归”与“市租常例”“储币府库”等概念联系起来。设想一下如果管仲为相期间真的与国争利、与君争利、与民争利，那么他又怎么能获得齐桓公的信任，怎么能获得各国诸侯的拥护和齐国百姓的爱戴？司马迁在《史记·管婴列传》中说“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这句话中的“齐人不以为侈”最说明问题，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管仲可能拥有很多财富，但一定是合理合法所得且数量并不出格，否则齐人又怎么可能“不以为侈”呢？ 以上还有一个共性问题是没有把“三归”和“官事不摄”联系在一起讨论。“官事不摄”（摄，兼也，代也）是孔子批评管子不俭的另一个理由，其意为不允许官员兼职或代理，这件事明显与个人生活不俭无关，而与国家管理方式有关，那么孔子所言的“三归”会不会和“官事不摄”一样都是在批评管子在管理开支方面存在不知节财的行为呢？ 可见，现有对“三归”的解释疑点重重，有必要重新进行探究。 二、《管子》中有“三不归”与“归其三不归” 在历代学者考证“三归”的过程中，除了郭嵩焘之外，其他鲜少在《管子》中寻找证据。古籍《管子》由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士编撰而成，书中收集了大量管子言论、事迹和齐国旧法，由于该书距离管子所处时代较近，所以其可信度相对其他古籍资料要高许多，如果能在《管子》中寻找到与“管氏有三归”有关的线索无疑是更有价值。 《管子》中没有“三归”，但其中《轻重丁》《轻重戊》两篇文章各有一段有关“三不归”的故事。 《轻重丁》篇的记载是：“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屦穿，寡人欲使帛、布、丝、纩之贾贱，为之有道乎？’管子曰：'请以令沐途旁之树枝，使无尺寸之阴。’桓公曰：'诺。’行令未能一岁，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屦。桓公召管子而问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对曰：'途旁之树未沐之时，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来之市者，罢市相睹树下，谈语终日不归。男女当壮，扶辇推舆，相睹树下，戏笑超距终日不归。父兄相睹树下，论议玄语终日不归。是以田不发，五谷不播，桑麻不种，茧缕不治。内严一家而三不归，则帛、布、丝、纩之贾安得不贵？’桓公曰：'善。’” 《轻重戊》篇的记载是：“桓公问管子曰：'民饥而无食，寒而无衣，应声之正无以给上，室屋漏而不居，墙垣坏而不筑，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沐涂树之枝也。’桓公曰：'诺。’令谓左右伯沐涂树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树之枝阔。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浊，应声之正有以给上，室屋漏者得居，墙垣坏者得筑。公召管子问曰，'此何故也？’管子对曰，'齐者，夷莱之国也。一树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捎也。众鸟居其上，丁壮者胡丸操弹居其下，终日不归。父老柎枝而论，终日不归。归市亦惰倪，终日不归。今吾沐涂树之枝，日中无尺寸之阴，出入者长时，行者疾走，父老归而治生，丁壮者归而薄业。彼臣归其三不归，此以乡不资也。’” 尽管两段有关“三不归”故事的表述略有差异，但大意是相近的，都是说管仲通过下令砍除树荫（“沐树”）而使三类不归家的民众失去了嬉戏打闹的客观环境，进而改变了他们“三不归”的不良生活习惯，安心归家从事生产劳动并消除贫困的故事，即所谓“归其三不归”。 耐人寻味的是管仲解决民众“三不归”问题的故事在《管子》书中居然出现两次，最有可能的推论是管仲为相期间确实发生过下令砍伐树枝使民归家的故事，并且此事影响较大，流传甚广，最后形成了两个故事版本分别被记入《轻重丁》《轻重戊》之中。 三、《论语》“管氏有三归”会不会就是《管子》“归其三不归” 值得注意的是，从字面上讲，《轻重戊》篇中的“归其三不归”完全等同于“三归”，这会不会就是孔子所言的“管氏有三归”呢？答案应是肯定的。 首先，孔子有可能听说过管子“归其三不归”的故事。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適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也就是说孔子年轻时曾到齐国谋职，做齐太师高昭子家臣近3年，那时虽然管子已经去世近一百三十年，但齐国仍然在执行管子旧政（《史记·管婴列传》：“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所以说孔子在齐国完全由可能对管子“归其三不归”的故事有所了解。 其次，孔子具有反对管子“归其三不归”的做法的动因。孔子在经济不够发达的鲁国有过短暂的从政经历，他的政治主张是把节俭开支放在首位，正如《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第二次回答齐景公问政时说：“政在节财。”显然孔子“政在节财”主张与管子通过“沐树”实现民众“归其三不归”的做法背道而驰，因为派人砍伐树枝需要花钱，所以孔子以此举例批评管子为政不够节俭，存在铺张浪费问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第三，孔子批评管子“官事不摄”也同样与“政在节财”有关。《管子·立政》篇中管子强调“上贤不过等，使能不兼官；罚有罪不独及，赏有功不专与”，其中“使能不兼官”与“官事不摄”意思相同，都是指官员不可兼职或官事不可代理。“官事不摄”对大国来讲就是要强化专业分工，提高管理效能，规避控制风险，但对小国而言则不然，官事不必分工过细，官事兼职、代理还可以节省俸禄开支，所以来自鲁国的孔子反对管子“官事不摄”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综上可见，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管氏有三归”很可能就是指管子“归其三不归”的故事。孔子批评管子不俭，不是说他生活方面贪得无厌、奢靡成性，而可能是说他在管理费用使用方面不知节财，不够精打细算。 四、管子侈靡、轻重等经济思想过于超前，易被误读 与孔子的“政在节财”不同，管子执政思想更像是“政在开源”，他从未说过靠节财能强国、富民和称霸，他认为慎重分析投入产出情况，看准了就要大胆投入，既不可吝财也不可浪费，这一点在《管子·版法》篇中说得非常清楚，即：“审用财，慎施报，察称量”“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嗇则费，用力苦则劳。”在《管子》中这方面的实例有很多，如《管子·中匡》篇中说“管仲会国用，三分二在宾客，其一在国”，管子在外交方面的财政支出庞大，这种做法看似极其不俭，但所换来的霸主地位却使齐桓公名利双收，收益远大于投入。 管子的治国经世思想很超前，尤其是其“侈靡”“轻重”等经济思想可谓独树一帜，穿越时代。《管子·侈靡》篇是讲如何通过扩大消费以促进就业，刺激经济发展的文章，但文中有很多提法让人咋舌。例如“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一句是说希望让人们品尝到最美味的饮食、听尽最美妙的音乐，让富人在蛋壳上画图以后再煮食、在木柴上雕刻花纹后再用来烧火。再有“积者立余日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一句是说要让富人设立闲暇时光去享受，要装饰车马去驰骋，要多饮美酒以增加消费等。如果断章取义地加以解释，容易使人误以为管子倡导奢靡之风，甚至管子本人就是奢靡之人。这也许就是世人宁愿相信“管氏有三归”是指是管子贪得无厌、奢靡成性的原因所在。实际上管子说这些话的目的是要通过“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来刺激经济发展，只有鼓励富人侈靡消费，才能使百姓充分就业，因为百业振兴不是百姓独自努力能实现的（“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如果富人不侈靡消费，而是一直勤俭持家，那么结果只能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管子也知道这种做法会引来骂名，所以他说要“下名而上实也”，即改革不能注重虚名而要注重实效。只有让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足国家才能强大稳固，“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饮野水，庸能用之？”也就是说如果让人们回到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那么谁又愿意为国家所用呢？ 五、结论 后人对“三归”的解读众说纷纭，但多有望文生义、证据不足之嫌。为人所忽略的是，《管子》轻重篇中讲述了两个与“三不归”有关的故事，而且影响甚大、流传甚广。孔子曾在齐国长期居住，完全有可能听说过此事，也有可能将《管子》轻重篇中的“归其三不归”说成“管氏有三归”。孔子批评“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并不是批评管子生活方面如何不俭，而是说他在管理费用开支方面不知节财。孔子对管子的批评反映出两位圣贤的执政理念存在差异，孔子坚持“政在节财”，而管子更倾向“政在开源”，他重视投资回报的平衡，强调“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两种理念孰优孰劣本可以从管孔两人的政绩比较中找到答案，但是从历史演进的结果看，孔子的“节财”思想浓缩为“俭”字演化成了人人需要遵守的传统美德，而管子则被贴上了生活作风“不俭”的标签而被污名化了。尽管如此，随着时代的进步，独尊儒术的思想枷锁被打开，人们的思维愈加科学理性，像“三归”被误读这样的历史谜团将被一一揭开，蒙在管子身上两千多年的不实之词也将会逐渐正本清源，值得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一味地不加区别地倡导节俭不利于促进经济发展，而管子“侈靡”“轻重”等通过刺激消费，带动就业，促进百业振兴的管理思想和实践经验对破解当今的经济困局却有着明显的实用价值和促进作用。 注：此文是对发布于2023年10月14-15日“稷下学与先秦法家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法家研讨会第六届年会”上的《试论用<管子>“归其三不归”解读<论语>“三归”的可能性》一文的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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