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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出生于三原县东关河道巷，原名伯循，字诱人。“诱人”二字典出《四书》“夫子循循善诱人”。 1905年，于右任在《新民丛报》撰文批驳钱基博《中国舆地大势论》中的荒唐论点，首次署名“于右任”。“右任”，既是“诱人”的谐音，亦暗含反清之意。中国一向以“左衽”来指受异族统治，故“右任”之“任”，系从“衽”而来。于右任早年“读经史，学诗文”，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青年时代往来于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西安关中书院，得识学贯中西的朱佛光及以经学词章著称的毛臣俊，并以师礼事之。后来，他又谒见关中国学大师、泾阳味经书院山长刘古愚先生。1898年学问渊博的叶伯皋入关督学，激赏于右任的文章，誉其为“西北奇才”。 年少的于右任是个热血青年，公开排满，颇不安分。前山西巡抚毓贤因义和团案被清廷诛杀，其弟毓俊受株连隐居三原期间，遍游名胜古迹随处题诗，官绅多指其怨而不怒，深寄同情，于右任则愤然在其诗旁题“乃兄已误人国家”等字。宏道学堂总教习薛寿轩以其言语不羁，斥以 “暴戾恣睢”，右任怒不可遏，立即召集同学，声称：“'暴戾恣睢’四字，是太史公司马迁罪盗跖之词，现在总教习加之于我，我倒成了盗跖一类人物了。这我还承受得了？这个学堂我住不成了！”言毕愤而离校，引致校内学潮风起云动，总教习差点辞职。 于右任年轻的时候，曾作了许多诗。 有一次他把这些诗印出来，题为《半哭半笑楼诗草》。这些诗大多是攻击满清政府及满族大臣的。于右任又照了一个相片，披发下垂，手执长刀，旁题“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 于伯循不知道，他这下把娄子捅大了！ 三原县因有贺复斋先生的倡导，理学人很多，有所谓理学毛，理学皮，于右任最憎恨这一般人。有个姓米的理学先生，有人告诉他：“于右任怎么骂你来？”米某说：“他娃骂我哩。他的把柄，还在我手里拿着呢！”米某拿着于右任的照片及他反清的诗集，到省上去见巡抚恩寿，献与巡抚。巡抚一见大怒，命令三原县知事严加查办。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出逃西安。陕西巡抚岑春煊命学堂师生恭迎圣驾，参加“跪迎”的于右任看到国家已成这个样子，慈禧还要摆架子，血气方刚的他致书巡抚岑春煊，希望“手刃西太后”，拥护光绪皇帝重新实行新政。幸被同窗王麟生发现阻止。他写下“误国谁哀窈窕身，唐惩祸首岂无因？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的诗歌，借古喻今，把矛头直指慈禧太后。后来，于右任又在自己的照片旁题写那样的“反诗”，三原县令德锐见此，认为大逆不道，向陕甘总督升允告密，升允再向西太后密奏，慈禧下旨升允缉捕于伯循就地处决。 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下令拿办于右任。 那时候，于右任到开封应会试去了。原来因经庚子之变，各国联军不准在京开会试科，乃改于开封举行。也是科举的末运，余下最后一次。 此时，于右任已经在壬寅正并科中了举，这时正在开封赴会试场，全然不知自己捅下的娄子。 于右任与李仪祉、张季鸾并称为“陕西三杰”，名震域外。李仪祉的哥哥李约祉因和于右任是同学，当时又在三原，在友人处得到消息后，大吃一惊。他当时未动声色，赶快去见于右任的父亲，告知此事。老太爷吓得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办。李约祉说：“现在官场还不知道于右任在开封会试，若是知道，一封电报就把他拿了。”于右任父亲说：“那我们先打电报吧！”李约祉说：“现在千万不能打电报，那等于走漏消息，自速其祸呢！”右任父亲沉思了一会，说：“我是商人，拟个商人电报'货已及申，速行'！你看行不行？”李约祉说：“电文尽可含蓄影射，但是姓名不能不提'于右任’三个字，怎么隐藏呢？”于右任父亲一时便没有办法了。李约祉说：“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专人去送信，先尽人事，后由天命，有效无效，听凭他的命运罢了。”于右任父亲又沉思了一会，觉得也只有这样会稳妥些，于是写好信，出重资雇专差，跑了九天送到开封。 也该于右任命大，恰在这时，西安的电报局和路驿均发生故障，致使清廷缉捕于的公文反比于的家信晚到，于得以迅即逃离开封到上海，幸免于难。 于右任在开封接到他的密信后即逃往上海，第二天缉拿他的人便来了，只是迟了一步，好不惊险！ 于右任成功逃走，苦了陕西许多赴试的举子。他们回来时，沿途关津节节盘查，凡人必问是否知道于伯循之下落？严加审问，受尽连累。 后来，于右任为感谢李约祉救命之恩，特作七律四首赠李约祉，以抒铭感之情。其中有两句这样写道：“都门书到诵回环，闻道欢迎白浪庵。” □高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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