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像印度、东南亚（泰国除外）和非洲的大部分地方，中国没有被在19世纪后半期强行进入虚弱的清帝国的外国列强所瓜分和统治。中国太大，任何一个强国不能独吞；它似乎又是极其令人眼花缭乱的战利品，不可能进行满意的分脏。结果，中国的主权受到损害，但是它从来没有濒于消灭。外国人始终承认存在他不得不与之进行斗争的中央或地方的中国权力。但是，在中国领土的一些地方，为了外国要求者的利益，以及由于过于虚弱的中国无力拒绝的要求，那种权力正式地被削弱甚至放弃了。这些地方是形式不同的条约港口、租界、租借地和列强的势力范围。 条约港口 “条约港口”（treaty port ）是一个变化不定的名词。“港口”的精确界说是一件引起争议的事，因为授予外国人以居住权和贸易权的南京条约（1842年）的英文本更广义地写成“cities andtowns ”（城和镇）。但是，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和宁波是海港，这是没有问题的。到1893年，增辟了28个地方进行对外贸易，在1894至1917年又增辟了59处，在1917年总数达92处。其中有的是内陆城市或在中国陆上边境的一些地方；另一些是沿海港口或满洲的铁路交叉点；许多增辟的地方则是长江或西江江畔的港口。总起来，他们通称为商埠。从法律上说，开放对外通商的港口分为三类：“条约港口”本身，即由于某项国际条约或协定而开辟的港口；中国政府无条约义务而自愿开辟的“开放港口”；“停靠港”，外国轮船获准在那里登岸或载运乘客，并在某些限制下载货，但是外国人不得在那里居住。到了1915年，这92处中只有48处保持海关关卡，这个事实说明，许多地方在中国的国际贸易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 在“条约港口”本身，中国的主权在两个重要方面被削弱了：首先，外国国民在其领事的治外法权的管辖下，在这些地方可以居住，拥有财产和从事工商业（而且可以带护照在内陆旅行，但在法律上除传教士外，不能在内陆居住）；其次，在某个条约港口已经卸下的外国货，付了一次进口税（按照中国不能控制的关税税率）后，如果再要转运到其他条约港口，就不必再缴税。缔约列强强迫中国政府把这种关税特权扩大到自愿开辟的港口。但是后一种港口在以下一点有别于那些有“租界”的条约港口，即中国的地方官保留了市政和治安的全部控制权。 有16个条约港口设有外国的租界，即专门为外国居民设立中国1920年前后的外国“势力范围” 的特区，其中地方的行政（警察、卫生、道路、建设管理等等）都由外国人管理，财政收入是外国当局所征收的地方税。例如，天津、汉口和广州的外国人居住区为“租界”。在这些地方，中国政府征用或者买下整个区，然后永久地租给特定的列强（在天津租给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比利时、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在汉口租给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俄国；在广州租给英国和法国）。租借国的领事常常得到工部局的支持，是每个租界的主要官员，通过他们，外国人个人可以转租到特定的产业。 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由根据条约专门划给外国人居住和经商、但不租给有关列强的若干地区组成。中国当局把地契发给向原来的中国拥有人购地的外国人。地契然后在外国领事馆登记，而领事馆实际上发给一种地契保证书，以使土地的转让更加确定，同时又提高了每一项产业的价值，从而有利于外国的律师、传教士及其他人士，这些人作为受托的拥有者，从中取得了巨额收入。在法律上，中国人不准在租界内拥有土地，不过事实上，许多人通过外国人的代理都做到了这点。在上海的租界内，大量的土地由中国人直接拥有，所有权从来没有转让给外国人。 通过外交使团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这是在中国为取得结果而采用的正规的合法手段），公共租界这块原来是英美租界的大约一平方英里的地区（见第10卷第238—239 页，即其中译本《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58 —259 页），在1893年扩展到2.75平方英里，在1899年扩展到8.35平方英里。原来面积为0.26平方英里的法租界，经过1881、1900和1914年几次扩展，扩大到3.9 平方英里。1915年的努力以及后来由公共租界工部局和北京的英国公使所作的几次努力，企图为公共租界划进更多的土地争取正式批准，但它们都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抵制，此时它开始对要求废除所有外国租界的民族主义情绪作出反应。但是，通过发展和占有邻近的土地（先是造租界外的道路，然后是铺自来水总管道和电缆，最后是征税和行使警察的权力），事实上在外国控制下的“越界筑路区”，在1916至1925年期间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在上海租界，通过外国领事颁布一系列“土地章程”的手段，排他性的外国市政当局精心地设立了。中国人在同意1842、1843和1858年的条约时，没有想象到这种市政发展，但是，当外交使团提请北京正式批准时，北京不得不作为既成事实而接受。使团有时，如在1898年大大地修改了上海的计划。1898年的土地章程是1928年华人代表获准参加工部局以前，公共租界“宪章”的最后一次修正。它们提供了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大班寡头政治”，但是拥有的正式自治权比它寻求的要少，因为每年纳税人会议的决定依然要得到上海的领事使团和北京的外交使团的批准，而上海工部局的权力名义上是受限制的。工部局与领事使团及外交使团之间的摩擦屡见不鲜，有时是公开的。可是实际上，虽然这两个使团可能批评其上海居民对中国地方当局颇为盛气凌人的态度，但通常是支持这种态度的。 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形式上只是纳税人会议的执行机构，逐步地扩大了权限，取得了行政的广泛权力，其中包括向中外居民征税和维持治安的权力。（除了土地税——因为土地在中国领土内——和关税外，中国不向上海的租界征税）。工部局的九个成员只能由外国选民选出，选民拥有土地的价值不得少于500 两，或者每年至少付租500 两。他们在民国初期稍多于2000，不足外国人总人数的10％。纳税人会议如没有非常重大的事项，到会的人常常很少，选入工部局在一定程度上由一个核心小圈子操纵，主要是英国人，代表工商界的利益。公共租界的市政雇员绝大部分是英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为雇员总人数1076人中的965 人，还不包括在巡捕房中的792 名锡克人），所有主要部门——卫生、公共工程、电力、垃圾处理、财政、救火会、商团和工部局的秘书班子——的头头也是一样。 从理论上说，中国的主权保持完整，但实际上，租界是外国人自行治理的地区。在租界内，除了授予外国人治外法权的权利和特权外，公共租界的当局实际上还对中国居民行使管辖权，中国居民占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但是他们没有参加市政管理的权利。中国当局只有得到有关的外国领事同意，才能逮捕住在租界的中国人。在上海的公共租界，中国人之间的民事或刑事案件要在会审公廨上审理，这种公廨实际上（而不是根据条约权利）常常被外国的陪审官所左右。中国军队通过租界的权力始终被外国市政当局拒绝，它们坚持这些租界在中国的内战中是中立的领土。 上海的外国人生活 在租界的大部分外国居民的生活方式，可以用这样的见识来加以漫画化，即除了雇人力车（每英里五美分）或舢板船外，都不付现钱，连主日教堂的捐献也是如此。到处飞的用来付款的单据或便条，是列强的商业、外交、军事和宗教代表在华逗留期间暂住的这个基本上设备齐全的世界的象征。其中有的人成了变化中的中国实况的有见地的观察家，他们懂华语以及艺术和文学修养的某些内容，甚至结交中国朋友，但这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字面的和比喻性的“饮食”却是由移植到中国土地上的外国原料制成。一个英美烟草公司的美国新雇员，回忆他1911年8 月在公司食堂入伙的情况：“这是我将在以后几年所吃的数百次类似的便餐的第一次——清炖鸡汤、蘸面包末的炸牛排、大米饭、煮青菜和粘手的馅饼。用必不可少的Lea ＆ Perrins牌酱汁的英国式烹调法——味道全给煮掉了。” 上海的居民很少到“县城”去。在闹哄哄的20年代和30年代以前，空闲的时间完全是与其他身穿条约港口生活中特有的消遣服装的外侨一起度过的。有钱的公民带着他们的妻子坐着敞蓬马车，下午在静安寺路那样的曲折大道上来回。这条大道上附有大花园和网球场的大班（商号老板）的大别墅，是喝英国式漫长午茶时所见的景色。众多的廉价仆人使某些正餐和娱乐的方式有可能办得比上述英美烟草公司的食堂更加大方，但仍反映了一个事实：外国式的上海是英国人的城市——汤、鱼、带骨肉、开胃的菜肴、甜点心，然后是咖啡，再给男士们送上葡萄酒、烈性甜酒和雪茄。打桥牌时连续地送上威士忌加苏打水，在餐后可以消磨好几个小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电影院、卡巴菜餐馆和夜总会成倍地大量发展，在此之前，在第一流大旅馆和社会性俱乐部外面的“夜生活”限于少数地点，像路易丝·拉杜的卡尔登咖啡馆和宁波路上的饭店（见地图6 ），那里为城市成群的盛装外国人提供有音乐伴奏的精美的正餐。“但是到了10点钟，男女共同参加的宴会结束，只有男士留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从10点钟直至破晓，美、英、法，也许还有德、俄、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不同国籍的女士在江西路和苏州路的阴森可怕的灰色石砌房子中放荡地进出，使香槟酒和冒泡沫的勃艮第酒的销售额直线上升。” 有着引人注目的大看台和俱乐部房、在静安寺路东端沿护界浜占有大块面积的跑马场，每年举行两次（5 月和11月）为期三天的大赛。场地的中心建有板球场和网球场。上海的外国人热爱运动，特别是骑马和打网球，这也许是对大部分社会集会中普遍酗酒的补偿。上海俱乐部号称有“世界上最长的酒吧”。板球俱乐部设有12个网球场和练习板球的18张网。上海高尔夫球俱乐部成立于1894年，1898年建造了一座附有男女化妆室、用具间和酒吧间的俱乐部房。 在骑马和打网球之余，还可看上海业余剧团和法租界的法国剧团的演出。在5 至11月期间，市铜管乐队在外滩公园演奏，冬季则在市政厅演奏。每个外国社区都保持自己的社团——美国社团、德国社团、英国的圣乔治社团、苏格兰人的圣安德鲁团体、爱尔兰人的圣帕特里克团体；对国庆节和民间的节日庆祝都很热烈。对更严肃的文学和教育团体也投入了精力，它们是亚洲文会华北分会、摄影学会、教会文学界联合会、美国妇女文学协会、园艺学会、美国大学俱乐部、德国交响乐团，和文学晚会等等。慈善团体包括上海动物保护会、慈善会、海员救济会和急救协会。万国商会是各行各业社团中最强有力的组织，其他的社团包括股票经纪人协会、驾驶员协会及会员超过100 人的工程及建筑师学会。 为欧洲儿童开办的学校有西童学院、法租界的市立学堂和在黄浦路的德国学堂；还有一所日本小学。医院由公共租界工部局、几个教会团体和日本的社区维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公立图书馆有15000 册西文图书。十几个传教团体在上海保持了它们的机构，使上海成为在华的最大传教活动中心。新教教会包括规模很大的圣三一会（13世纪哥特风格，华中圣公会主教的大教堂）、联合教会（早期英国式的，位于苏州路）、位于外滩的浸礼会和位于黄浦路的德国的福音派教堂。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都有天主教教堂。还有一座清真寺、一座犹太教教堂和一座日本的佛教寺庙。汇司洋行、泰兴洋行、福利公司、惠罗公司供应食品、家俱、呢绒绸缎和女帽；别发洋行供应图书和地图；亨达利洋行供应珠宝首饰；上海药房位于苏州路；外文报纸有英文的《字林西报》、《大美晚报》、《上海泰晤士报》、《大陆报》、法文的《法新汇报》、德文的《德文新报》和日文的《上海日报》——一切都能在上海买到和读到。 上海为外国在华的存在树立了一种其他租界努力模仿的式样。天津的租界区由七个不同的国家管理，包括三个英国独立的市政区、五座教堂、八个网球俱乐部、五个狩猎庄园、七个不同国家的协会、七个社会俱乐部（英国的天津俱乐部最老，还有德国的联谊俱乐部、法国的剑术俱乐部和日本俱乐部等）及游泳、曲棍球、棒球、板球和高尔夫球的俱乐部，当然还有赛马俱乐部，它在1901年新建了一座精美的大看台，以代替被义和团所毁的旧看台。商团成立于1898年。市图书馆位于英租界，藏书7000册，从1914年起英国人伍德海主编了《京津时报》（他又是《中华年鉴》的主编和发行人，以与日文的《天津日日新闻》、法文的《津郡权务报》和德文的《北洋德华日报》进行竞争。 在汉口，英、法、俄、德、日几国租界沿长江延伸了几英里，这些微型的欧洲城市被沿江大道连在一起，沿江大道是一条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