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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义以后，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 毛泽东同志一直非常关心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上山不久，就派我去找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系，并且要我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相机和邻近地区革命力量取得联系。 十月五日我自井冈山出发，十日到达长沙。到长沙后，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将秋收起义经过，向省委作了报告。 当时，省委指示不必再去找衡阳特委了，由他们联系，而要我绕道粤北去联系革命力量。 我遵照省委的指示，于十二月中旬辗转来到了广州，准备由那儿经由粤北返回井冈山。正巧又赶上广州起义，敌人被革命的声势吓坏了，马上调江西、湖南的队伍向广东集中，进行镇压。 从广州到韶关的火车也不通了，情况非常混乱。我在旅馆老板的掩护下，躲过反革命的搜捕，十天后，方搭上火车，夜间来到了韶关。 几个月的奔波，身上脏得很，一下车住进旅馆，就忙着去洗澡。韶关驻扎着云南军阀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恰好有几个军官和我在一起洗澡，水气蒙蒙的，谁也看不清谁。 只听见他们在谈论：“王楷的队伍到犁铺头了。听说他原来叫朱德，是范军长的老同学。” 另一个说： “同学是同学，可是那是一支暴徒集中的部队，我分析他有严密的戒备。”这个无意中听到的消息，真使我兴奋极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南昌起义保留下的部队，原来在这里！我匆忙洗完澡，会了帐，看看钟，已经是下半夜一点了。我心急如火，顾不得天黑路远，马上离开韶关向西北走去。 犁铺头在韶关和乐昌之间，离韶关四十多里。我穿着西装、黄呢子大衣、黄皮靴，装得像个小康之家的子弟，手里挟着一包便衣，沿公路急匆匆地走着。幸好是深夜，一路上没有碰到什么人盘问与检查，安全地到达了犁铺头。 朱德同志部队的哨兵把我送到司令部。最先接见我的是一个留着长发，一脸大胡子的年轻人。他带我进到里边屋里，我一眼就看见了蔡协民同志，不由得大喊一声，扑上去和他握手：“老蔡，想不到在这儿碰到你!”蔡协民同志也吃了一惊,嚷道:“老何，你怎么来了?” 原来我们在洞庭湖一带一起做过秘密和公开工作，处得很熟。经他介绍，我才知道那位年轻人就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王尔琢同志。 我开玩笑说：“你这把胡子，简直像马克思。” 蔡协民同志说：“王尔琢同志立了誓，革命不成功，就不剃头不刮胡子呢!” 大家正谈得热闹，从里间屋里走出一个人来，精神饱满，和蔼的笑容，全身严整的军人打扮。 蔡协民同志把我介绍给他。他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轻声而谦和地道了自己的姓名： “朱德。” 同时巧逢在巴黎就熟悉的陈毅同志。 我把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直到我这次由广州脱险，意外地找到此地来的经过，向他报告了。 朱德同志高兴地说：“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井冈山的消息。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个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同志呢，前些天刚派毛泽覃同志(毛泽东同志的胞弟)到井冈山去联系了。” 接着他详细地询问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情况，问井冈山的环境怎样? 群众多不多?……谈话中，不断有人来找他，一会儿是县委书记，一会儿是赤卫队长，人们出出进进，川流不息，看样子将要有什么大的行动。 我们的谈话时断时续。朱德同志不时地回过头来，向我抱歉地笑笑。后来就叫陈毅同志招呼我休息。 第二天，朱德同志给了我一封介绍信和一部分盘费，握着我的手说：“希望赶快回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联系。我们正在策动湘南暴动。” 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我回到井冈山。不久，就听到朱德和陈毅同志发动了湘南暴动的消息。湘南暴动仅仅一个月左右时间，宜章、郴州、资兴、永兴、耒阳五县就建立和壮大了地方武装，县、区、乡普遍成立了工农革命政府，打土豪，分田地。 轰轰烈烈的湘南暴动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湘粤两省的敌人，立刻出动“会剿”。湘省敌人的前敌指挥部设在衡阳，粤省敌人的前敌指挥部设在曲江，沿粤汉线，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直逼暴动总指挥部所在地郴州。 江西的敌人也出动了，牵制我们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的行动。但由于湘南是湘粤两省的要道，是敌人必争之地，也因湘南特委在政策上受盲动主义的影响，部分地脱离了群众，因而暴动失败了。 三月上旬，应湘南特委的要求，以毛泽东同志为师长，率部队向湘南行动，支援湘南暴动。 部队立刻在酃县的中村、水口集结，毛泽东同志在宣布担任师长职务后，对大家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 我们有这么多干部，大家当参谋长，大家当师长，不愁打不好仗。以后就兵分两路：毛泽东同志带着第一团作为左翼，揳入桂东、汝城之间，命令我们第二团，向彭公庙、资兴方向前进。 第二团是收编的王佐、袁文才的部队，约一千人，在毛泽东同志带领下，打过几次小胜仗，但还没有远出作过战。大家知道这次行动的意义后，情绪很高。 开到资兴附近时，碰到一支队伍，拿的都是土枪、梭镖，约有一营左右。一问，才知道是朱德同志部下的第七师，都是资兴、永兴、耒阳一带的起义农民，师长叫邓允庭。 我们会合后，开了个干部会，研究了敌情：湘敌何键的部队，在衡阳集结未动，可能因为湘东我军活动频繁，不敢轻易南下。 我们便决定继续南进，阻挡北犯的粤军，不使他们逼近郴州，即使不能取胜，也可以掩护朱德同志的暴动总指挥部撤退。会上又决定第七师归我们统一指挥。 我们连夜经旧县，渡滁水，在滁口碰上了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滁口离郴州不过一百多里。敌人也刚到滁口，还没有来得及做工事，就被我们围住了。 那时井冈山的部队，虽然一式灰军装，还算整齐，但手中的枪却不大好，尤其是没有重武器，七师的同志连军装也没有。 敌人大概有点瞧不起我们，打得很顽强，一边打一边很快地修起工事来。我们奋力攻打了两天两夜，敌人终于软下来了。 当我们发动总攻击时，敌人哗地垮下去，向南撤逃。我们跟踪追击，向南直追到接近文明司的地方。 突然，正面出现了敌人主力，朝我们压迫过来。我们只好立刻撤退。 摆脱了范石生部队的追击以后，我们就退到资兴。这时，探听到何键的部队也已经出动，直逼郴州。便写了一封信，插上鸡毛，交由党的交通组织连夜快马传送到郴州，建议朱德同志迅速撤出，免遭南北夹击。 我们北撤时，不意在资兴附近却突然碰到陈毅同志，他带着一部分暴动的农军和一些地方党的机关，由郴州退到这儿来。 我们急忙问他：“朱德同志呢?” 陈毅同志说：“他和总指挥部还在郴州，不久可能带着主力部队，向东北撤到安仁、茶陵一带去。” 我们计算了一下日期，陈毅同志从郴州撤出时，正是我们打滁口的时候。 这时，我们和毛泽东同志还没有联系上，只知道他在汝城以西的马桥一带打游击。我们把队伍布置在资兴城郊，准备阻击追来的敌人，然后和陈毅同志及湘南特委书记杨祜涛等同志，到资兴城北七八十里的彭公庙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谁知，一开会，杨祜涛及共青团湘南特委书记席克思，就提出要回衡阳去。杨祜涛说： “我们是湘南特委，不是井冈山特委，我们不应该离开自己的地区。” 席克思慷慨激昂地说： “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我们湘南特委机关躲上井冈山，这是可耻的行为。” 陈毅同志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你们男女老少七八十人，各种口音，各种装束，挑着油印机，这一路民团查得很紧，怎么走得过去呢?同志们，不要作无谓牺牲吧，上井冈山以后，我们再设法陆续送你们走。” 当时，我对于他们这种固执的态度也很生气，但警惕到不能用军队干部的身份来压服他们，便说：“毛泽东同志是中央委员,我们可以请示一下毛泽东同志再作决定。” 他们根本不理会这个提议，下午，收拾了一下东西，就带着特委机关出了。 陈毅同志和我一同送了他们一程，一路上继续劝说他们留下，可是他们主意已定，再说也无用了。 回来的时候，陈毅同志和我并马缓行，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不幸的预感、无能为力的自疚，在我们心头起伏。 后来听说，他们果然在安仁、耒阳边界上，统统给敌人抓住，惨遭杀害了。一个党和团的特委机关，就这样损失了，这是在游击战争初期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 我们回到彭公庙，就接到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要我们立即撤回井冈山，他带队伍在后面掩护，并正由汝城向酃县撤退。 当我们快接近酃县的沔都时，便衣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朱德同志带领的队伍已经到了沔都了!” 大家一听说，都高兴得加快脚步，飞速赶去。进街后，果然看见一些军人在来往，他们有的穿军衣，大部分都穿的便衣，颜色有黑的有灰的，帽子也不一致，但一个个都是精神抖擞，神气得很。 我随着陈毅同志、邓允庭同志，以及几个县委书记，一齐来到朱德同志的屋里。他穿着一身不大整洁的灰军装，绑腿却还是打得那么结实，脸色比在犁铺头的时候黑得多了。 他笑呵呵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我们问他：“这次没有受损失吧?” 他说:“很好,没有受损失。就是忙得没有理发，胡子长得很盛了。家务还是很大的，缴了武器，队伍也扩大了，干部也充实了。” 我说：“我们拚命向南打，想不到你撤得这么利索。” 朱德同志笑眯眯地说：“ 你们的行动，直接掩护了我们的撤退。” 接着他又问：“毛泽东同志在哪里?” 我报告说：“ 他担任后卫，大约还得三四天才到。” 我们陪朱德同志吃了饭。饭后，我告辞说：“我先回宁冈，准备一下房子和给养，还要动员群众热烈欢迎你们呢!你还有什么指示?” 朱德同志和蔼地说：“你们是主人，你们咋个料理都行。” 第七师归队了，陈毅同志也留在朱德同志身边。四月二十四日，我们第二团回到砻市，将队伍布置在东边，向江西警戒，然后将宁冈附近的后方机关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为欢迎兄弟部队筹备房子和给养。 回到砻市两天，朱德和陈毅同志带着一部分直属部队也进了山，分住在砻市附近的几个小村庄里。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同志率领第一团回来了；朱德同志的主力部队，也从安仁、茶陵一带开来了。宁静的山中平原顿时显得热闹起来。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这天天气十分晴朗，巍峨的井冈山像被水洗过一样，显得特别清新；满野葱绿的稻田，散发着清香；太阳喜洋洋地挂在高空，照得溪水盈盈闪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我们跟在毛泽东同志的身后，注视着他那高大稳健的身影。大家心潮澎湃。是他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竖立起了第一面鲜艳的红旗，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航程。今天，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师了!革命的力量将要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更加壮大，革命根据地将进一步巩固发展，革命的浪潮，将要从这里更有力地推向全国…… 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会见地点是在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朱德、陈毅同志先到了龙江书院，当毛泽东同志到来时，朱德同志赶忙偕同陈毅等同志到门外来迎接。我远远看见他，就报告毛泽东同志说：“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毛泽东同志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 快走近龙江书院时，朱德同志抢前几步，毛泽东同志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不一会，他们的两只有力的手掌，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么热烈，那么深情。 进了龙江书院屋里，毛泽东同志把我们介绍给朱德同志；朱德同志也将他周围的干部，给毛泽东同志作了介绍。 毛泽东同志带着祝贺的口吻说：“这次湘粤两省的敌人竟没有能整到你!” 朱德同志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 谈了一阵军情以后，毛泽东同志热情地说：“趁'五四’纪念日，兄弟部队和附近群众开个热闹的联欢大会，两方面的负责同志和大家见见面。”说着，转过身叫我负责准备一下大会，详细地指示了该准备些什么，最后特别强调说：“要多发动些群众来参加!” 等他指示完毕，我们几个跟他来的同志就告辞出来，让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可以安静地商谈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走出来，看见田野山坡、村庄周围，到处是一簇一簇的人群。井冈山的战士和群众已经和朱德同志带来的战士们处得很熟了，他们相互倾吐盼望之情，相互介绍情况，谈论革命经历，展望未来前途，表示今后决心。到处欢声笑语，一片热闹景象。 山明水秀的砻市，今天更加美丽可爱，山茶花更红，油菜花更黄，溪水更青，秧田更绿。在砻市南边的一个草坪上，有一个用门板和竹竿搭起来的主席台，被无数的云霞似的红旗簇拥着。主席台两旁插满了写着“庆祝两支革命部队胜利会师”、“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标语板。 一清早，人们就川流不息地向会场走来，不到十点钟，二十里路外的部队也都赶到了。会场挤满了人。部队和湘南农军约一万人，群众也不少。人山、旗海、歌声、笑语，汇成了喧闹的浪潮。 十点钟，由党、政、军、工、农各界组成的主席团，走上了主席台。我担任大会司仪，便宣布：“大会开始!放鞭炮!”从树顶直挂到地面的鞭炮立刻响起来，经久不绝；排列在主席台前的司号员一齐吹响军号，号音整齐嘹亮，威武雄壮，响彻云霄，远近的山峰都传来回音。 军乐奏完，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同志讲话了。他说，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我们今天来开大会庆祝两支部队的胜利会师，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接着他宣布，根据红四军军委的决定，全体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是朱德同志，党代表是毛泽东同志。 朱德同志接着讲话。他说，我们党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合，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新的起点。参加这次胜利会师大会的同志，一定都很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那么，就让敌人难过去吧，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要彻底消灭他们呢!这次胜利会师，我们的力量扩大了，又有了井冈山作为根据地，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最后，他希望两支部队会师后，要加强团结。他又向群众保证，红军一定保卫红色根据地，保护群众分田的利益。他的话刚结束，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接着，毛泽东同志讲话。他指出这次会师是有历史意义的，同时分析了红军部队的光明前途。他说，我们红军不光要打仗，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现在我们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的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敌人并没有孙悟空的本事，即使有孙悟空的本事，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有如来佛的本事，他们总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我们要善于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专打这一部分。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是有弱有强，兵力分布也难保没有不周到的地方。我们抓住敌人的弱点，狠狠地打一顿，打胜了，立刻分散躲到敌人背后去玩“捉迷藏”。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我们手心里玩。 毛泽东同志这一番话，把大家说得心花怒放，信心倍增。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热烈的欢呼声。 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同志讲了一番军民关系的问题后，各方面的代表也都讲了话。大家都满腔热情地祝贺新成立的红四军，在将来跟反动派的斗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根据地能顺利地发展和巩固。 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胜利会师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中国。井冈山地区的红军声势更加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发展。 会师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取得了“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尤其是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大捷，歼敌一个团，打垮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进攻，取得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 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湘赣边界的红旗子，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兵群众的希望。 这时，许多学生和安源煤矿工人，克服了重重困难，来到了井冈山。醴陵也有一批革命农民和学生，长途跋涉奔上了井冈山。后来滕代远、邓萍等同志率领红五军也来到了井冈山。井冈山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坚强的堡垒。 何长工（1900-1987），原名何坤，湖南华容人。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军事教育家，[1] 1918年毕业于湖南长沙甲种工业学校，去北京长辛店法文专修馆半工半读，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去比利时做工。1924年回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5年在湖南南县、华容从事学生运动，曾任新华中学校长，并任该校中共党委书记，创建该地区中共党团组织。 1926年秋任华容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中共南（县）华（容）地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后任连党代表。同年9月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 1928年初曾被毛泽东派到王佐部队做政治工作。先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二团党代表、红四军三十二团党代表兼中共宁冈中心县委书记，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中共湘赣特委委员、前敌委员会常委。何长工也是朱毛会师的关键人物，他奉毛泽东之命到韶关寻找朱德部队。 1929年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曾率赤卫军等坚持井冈山斗争。后任红五军五纵队党代表。 1930年5月任红八军军长，8月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参与开辟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攻打长沙的战斗。 1931年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 1932年3月任红五军团十三军政委。 1933年10月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 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2月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 1934年9月奉中共中央指示，与潘汉年一起到寻邬筠门岭，与反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代表谈判，达成就地停战等五项秘密协议，后红军长征经过陈部防区时未遭堵截。长征初期他任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遵义会议后任红九军团政委，曾与军团长罗炳辉率部在侧翼单独行动，担负掩护和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任务。红九军团曾受到张国焘拉拢，这是后来何长工不再被毛泽东重用的重要原因。 1936年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历任两延（延长、延川）河防司令员兼政委，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校长兼政委、总校教育长、副校长等职。 任东北军政大学代校长。1947年起任东北军区军工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1952年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共党组书记（部长是李四光）。 1975年10月任军政大学副校长。 1977年12月任军事学院副院长。他是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82年9月至1985年9月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他还是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7年12月29日在北京病逝。著有《难忘的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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