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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前几年红旗农中的生活，从学生转变为知青，这其间过度得十分自然，除了睡觉的地点不一样，就没有其他的不适应。从第二天开始，我们便同社员一道出工了。队长念顾我俩是城里人，同早些年下放到这里的“青年”一样（1958年村里曾来过一位上海下放知青，村人都称呼他“青年”，一年后便走了）不会干活，于是便指派我们跟随妇女一道，在村前的几块田地除油菜草，又到几家猪栏出猪粪，并将猪粪挑到地头，再用手抓起猪粪，均匀地撒在油菜之间。 我在当晚的日记里是这样写的：“撒猪粪看起来容易，可做起来也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撒猪粪要用手抓，将和着猪屎的稻草拉开，均匀地平铺在油菜四周，且不可以将菜秧盖住。其间最大的难处就是臭，没做过农的人绝对是干不了的，光是一个“恶心”味，就会令人双手难伸。这是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正式开始，也是队长对我俩的考验。猪粪臭在手上，但香在心里（半个世纪前的习惯用语，今天读来还真有点扛不住），这个考验我们经受住了。收工后，尽管在河里洗了又洗，洗了又洗，当捧起苞芦粿的时候，感觉到手上还是有着一股淡淡的猪屎味。”
接下来的几天是割路、挖草皮、烧草木灰，我和雪门都样样在行，一点不比那帮老娘们差，这自然大出他们意料，纷纷赞道：这俩青年还真不错！不到一个星期，队长便将我俩的活派到与男劳力一起了。同时，知青屋亦已准备妥当，生活用具、劳动工具也都配备齐整，于是我们搬进了知青屋，正式开始分门立户了。 知青屋处于村口的大路旁，大门前面正对唐川河，房屋后背紧靠进村大路，是成立人民公社时的同川大队队址。与村中其它房屋一样，土墙、木架、小青瓦，只是四面陂水的平房而已。生产队将房屋一隔为二，临大门的前半截租给了一位姓童的浙江永康人，开了一爿铁匠铺，整天炉火沸天，叮叮当当，倒也挺热闹。我们占据了房屋后半截，将之再隔成三间，房屋右侧开有小门，便于我们进出。进门头间是厨房，两个灶口的锅台、四张腿的小方桌、一口小小陶瓷水缸，将小厨房挤得满满当当。第二间是我们卧室，靠墙一边的中间放一张两个抽屉的长桌，左右两边各有一张床，再加上两把木椅、一个可供我俩烘烤的大圆火桶，还有一个装粮食的腰子木桶，这便是生产队为我们准备的全部家具。房间没有窗户，只在天花板上开了一个三尺见方的天窗，盖着玻璃明瓦。夜里睡在床上，星光点点能够直射眼帘，倒也不失一些乐趣。卧室的再隔壁是工具房，锄头、刀斧、畚箕、粪桶统统堆放在里面，从这里有个小门可以绕到前头铁匠铺，雨天无聊时找童师傅聊聊天，甚至抡起大锤，暂充一下徒弟对锤，也算是多了一分乐趣。
知青屋的隔壁是代销店，店老板是唐川口上边的奕村李家人，名李兴甫，年纪五十来岁。他在李家辈分不低，人们都称他“兴甫公”。兴甫公性格开朗，为人随和，但商人的精明还是透露在他那时不眯起的双眼中。代销店虽然处于小山村首，但丝毫没有减少生意的兴隆，同川上下的奕村、河村、汪村，甚至隔壁祁门官田村的民众都多有前来光顾，因而小店也还是颇热闹的。有了热闹邻居，我们当然方便不少，除了串门聊天，转交邮件，传递口信，还有大凡是凭票供应的肥皂、煤油、火柴、白糖、香烟等类，都可以悄悄地从他的柜台中买到。与兴甫公熟知以后，我们时而还沽上一角钱的山芋酒，一个大茶杯，柜台内外站着四人（加上大队会计王寿煌，后为红星初中教师）轮之对饮，啜着兴甫公摸出的花生米或葱卷，这又无疑为我们孤寂生活增添了些许快乐。 知青屋前面的“唐川桥”扼守于同川大路之间，下游的汪村、河村前往上游的奕村、官田村必从此桥经过。这是一座石砌桥墩、拼木板面的两孔桥，迎对上游的分水桥墩尖高高翘起，成为整条同川河除同川河口桥之外，唯一有石桥墩的木石桥，村人称之为“蟹尖桥”，就是以桥墩的形象而命名。桥头的这头下首有一片不大的竹林，穿过它是一块在山区难得见大的平坦河滩，这里是唐川口的木材推积地，从山上扛下的木材都堆放在这里后，再扎成木排，层层堆叠，候雨下水。桥的那头右拐是往奕村、官田村的大路；向左拐依山而转，便是通往“前坞岭”的小路，可直达公社大星，比起大路要近上六七里呢！下桥直走有几级石塝，第一级石塝的右侧是生产队分给我们的一小块自留地。
自留地是一块山边旱地，共有三畦，每畦一米多宽，六七米长，用作菜园也已足矣。对于种菜自然是轻车熟路，打十来岁从东岳山就开始拾掇菜地，少说也有了七八年的经验。我们的种菜还是很顺利的，长出的青菜、辣椒等与村民家相比，也毫不逊色。大娘大婶们都很惊讶，这俩青年连种菜也这么在行。第二年，在菜园里种菜却只因一事而戛然停止。 那天歇工后，我打算过桥到菜地摘点辣椒，山里的菜蔬总比山外要迟熟一些，现在辣椒红绿正当时。靠近菜地辣椒藤的时候，伸手正要去摘，只听到“呼”的一声，辣椒藤中突然伸出了一个又大又扁的三角蛇头。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如此大的“扁头峰”，上一次还是在农中“乌株林”开荒时挖到了蛇洞。只见伸出辣椒藤尺来高的灰褐色蛇头间，一双冰冷的小眼紧盯着我，口中吐着又长又细的蛇信，还发出“呼呼”的声音。吓得我连滚带爬，跳下石磅、跑过桥，从此我们再也没去过菜地，直到我们离开同川口。菜地让给了恒林家种，他们家的手推磨也自然成了我们加工玉米粉的专门用具。菜地不种了，我们吃的蔬菜全靠村民提供，一个南瓜，一把四季豆，对村民们说实在不算什么，但对我们来说，其情意足以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那时代的专门温暖。最终，那条蛇还是被恒林弟弟“聋子”打到了。这是一只五步蛇，足有一人多长、手腕般粗，如果被咬到一下，凭着当时的医疗条件，小命肯定会完完。几年后在柯村，与我共事的宝溪章家章光照老师，就是如此而不治身亡，可惜之至。
几天后，生产队给我们编制、锻打的劳动工具都准备齐整，比起山外的农民用具要复杂得多。粪桶一担，是余家坞里桶匠师傅余老爹箍制的。畚箕两担，是我知青屋右后侧的寿全、明全父亲郑乾坤编制的。乾坤叔是个跛脚老人，不知是先天不足，还是后天劳作受伤而落下的后症；他是个篾匠，队里放排的扎排篾全都是由他负责剖削，也算是生产队的一份特殊照顾。铁器两套，这自然全都是由前面的铁匠童师傅打制。我们用的铁制工具还真不少，每人一套，每套分别是：锄头三把，一把草锄，整地除草用；一把挖锄，挖山修路用；一把手锄，植树、种玉米用。柴刀两把，一把砍柴刀，一把半柴半草刀。斧头两把：一把大斧，专用于砍树、啄松条眼（用于拴扎排篾）；一把小斧，用于打桠、放排。钉牛（铁环上绑好麻绳，用于山上放松条）、拉钩（插上木把，用于山间水里放“羊”）、撑篙咀（篙咀套在竹篙根部，名曰撑篙，是放排的主要工具）各一枚。铁器准备好了，“贫老倌”又给它们全部配好了木把，开好了刃口，备好了撑篙。
“贫老倌”，是大家对贫协（全称“贫下中农协会”，特殊年代的群团组织）组长的尊称，他叫郑灶亮，五十多岁，个头不高，圆脸庞，大眼睛，为人憨厚，干活利索，尤其是他制作的刀斧把、刀鞘，光滑美观，结实耐用，堪称全村一绝，自然也就全包了我俩农具木把和撑篙配制。小张是他家入门赘婿，合肥人，见多识广，我们很是谈得来，“合肥老母鸡”“庐州小刀戏”便是从他那里开始知道的。 “贫老妪”很是爱干净，一双“解放脚”整天忙进忙出，将整个家拾掇得井井有条。那时候的山里人日常劳作都是穿着草鞋，其草鞋都是每家自己打，样式与山外的草鞋不大一样。山外的草鞋主要材料是稻草，质量好一些的在稻草中夹上一些布条（方言称“破片拉”），前面有绳套住大姆指，然后斜拉住小姆指边上的鞋耳，故该鞋称“边指草鞋”。唐川口的草鞋却是有两根鞋绳，鞋绳从鞋尖处分别向两侧往后，在脚窝处穿过鞋耳连接脚后跟，称之“对指草鞋”。山里的草鞋主要材料除了稻草和“破片拉”外，还夹有葛根筋。葛根筋是从山上挖来的葛根洗了葛粉后，剩下的下根渣。葛粉是天然的滋补品，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营养成分和矿物质，有“千年人参”之美誉，而葛筋纤维柔韧，用于打草鞋应是最好去处了。“贫老妪”的草鞋打得特别好，美观平整，结实耐用，穿上它十天半月都不会坏，除非下水放排。插队的几年，草鞋都是村民送，东家一双，西家一双，除了“贫老妪”送的草鞋质量好外，林书、德春、志生、小囡、移枝等家的草鞋也都不错。就连郑伯元家老婆，也曾叫女儿翠菊偷偷地送来过两双，也都是挺好的。
我和雪门的插队落户生活，在淳朴的唐川口村民以各种方式的关心帮助下，平和而无声息地一天一天过着。每天我们都是系好刀鞘，插上刀与斧，套好草鞋袜（寒冬还要编上稻草），穿上葛根草鞋，带着自己做的苞芦粿，和村里男人们一道上山砍树，下水放排了。年底社员开会评工分，唐川口的标兵分是12分，大家一致给我和雪门评了个11.8分，这是唐川口村民对我俩的最佳认同和最高褒奖。红星公社同川大队唐川口生产队的1968年“年终决算分配表”的最后一格，多出了1户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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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新用户2420aRkV > 《云月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