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公有制属实正常，中苏蜜月期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公有制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具体来说又没有这么简单，虽然新中国受到苏联影响，早就决心搞计划经济公有制，但是一开始并没有预料到1956年就建成计划经济公有制，只不过因为局势的变化，顺势而为提前进行三大改造。 1949年全国解放的时候，各地进城官兵都出现了宁“左”勿右的行为，对私人资本进行无差别没收，影响城市的统战，胡服在天津的指示是：“发展生产事业也是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之下发展生产，也是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来发展生产事业。”因此，胡服强调：“在这里资本家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不但不是斗争对象，而且是争取对象”“重点是联合，还联合多少年呢？不是短时期的！而是要联合多少年的。在中国的条件下，有些资本家将来还可能与我们一起走入社会主义。”  七届二中全会会场 胡服的观点是当时高层的观点。1949年2月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在经济政策会谈中，伟大领袖妥协性地强调必须加强中国国内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因为新中国在经济方面还不强大和落后，所以应该利用私人资本，新中国的过渡时期要比苏联长。七届二中全会上，伟大领袖做的报告中提到：“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会议决议强调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针对过渡时间的问题，胡服在《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中提到对资产阶级政策应该是：“和平的经济竞争，到十年、十五年后，大势所趋，到时资产阶级愿意追随大势的，给予优待。”胡服7月访问苏联时给斯大林提交的报告中提到：“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民族资本完全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可能需要10—15年。”1952年淮安相国回顾1949-1950年的政策的时候明确指出：“我们对资产阶级有意识地让了一步。” 由此可见，1949年高层对过渡到全盘公有制的设想是要十年以上。但是这种认识并没有维持太久。过去向城市资产阶级妥协，是因为在私营资本占据主导的新解放城市中，城市秩序的建立需要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合作，资本家的工厂继续开工、吸纳失业工人，减少城市“流民”破坏城市秩序，方便抓捕混杂在流民中的特务间谍、土匪头子。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城乡anti-revolution分子已经对战争前线的支援乃至城市治理秩序产生严重的威胁；加上经济形势好转，1950年上半年,各大城市私营企业开业率少于歇业率一半还多，下半年开业率却几乎是歇业率的3倍以上。1950年上半年他才说“不要四面出击”，下半年就对罗长子说：“1950年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镇反时机已经成熟。”领袖不再向资产阶级进行妥协，而是决心发动镇反维持秩序，对资产阶级重拳出击。通过镇反，有司消灭了城市中鱼龙混杂的边缘人身份，将城市居民纳入管理轨道。消灭了城市的“敌人”，剩下的资产阶级就显得异常孤立，之后还有更大的风暴重创他们。
镇反运动 除了镇反，三反五反运动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打击更是致命的。抗美援朝战争让社会的需求都急剧增加，也就是形成了“军需景气”。一方面政策宽松，一方面需求猛增，私营工商业自然重新活跃起来。军需景气一大特点就是订货商多为军工或者政府机构，其中寻租空间无法想象。1950-1951年不断发现贪污腐败的官员说明进城后官员老干部不免的出现腐化，和私人资本合谋侵吞国家财产，这不免得让高层想起“进京赶考”，加上此时抗美援朝进行，全国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口号，贪污腐败就显得尤为突兀。1951年年底，党内发起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全面整顿军政官僚。紧跟着三反运动就是五反运动，“向着违法的资本主义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虽然说是向着“违法资本主义”，实际上波及大大小小各种私人资本主义，店员、工人被动员起来向资本家斗争，要求他们交代自己贪污腐败、偷税漏税、以次充好等罪行，很多资本家为此【正常存活】，仅据上海从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怕自戕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戕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五反运动结束后资本家的地位已经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杨奎松有论述：
 五反运动 不过，领导层也清楚五反运动时期国营经济的能力和公私合营的程度,要想达到完全取消私营经济的水平,是不可能的。如果现在就取消私营企业，刚刚恢复起来的国民经济一定会陷入瘫痪。实际上，五反运动结束后资本家乃至整个私人资本的继续得以存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只是因为执政者没有做好全面取代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足够准备，不得不主动采取退让和安抚政策的一种结果，私人资本相较于国家资本来说已经是完全的弱势地位。官方党史如是说：
私人资本的尴尬处境，是三大改造提前到来的动力。私人资本在五反运动期间受到重创使得对资本主义的改造用不着太多顾忌资产阶级的想法了。与之相对，资本家在自己企业中的威信大为下降，实际上丧失了或基本上丧失了控制企业的权力，无论是所有权、使用权、用人权和经营管理权，都受到极大的侵蚀，甚至被剥夺一空。如今，中国的资产阶级除了接受国家资本主义以外，已别无他路可走。 为了摆脱当前身处的困境，一些商人想干脆将工厂商店献给政府，以摆脱困境；另外一些商人则想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来解决困难。针对后者，有司顺势采取相关举措，扩大原有的公私合营企业规模，并且改变策略，对一些试点公私合营的工厂实行倾斜政策，事实上是用“不公平竞争”的方式逼迫私营厂选择合营道路，这些策略将公私合营由原来的一种企业经营模式变为对特定经济成分及阶级的政治改造模式。在政策的推力和资本家个人意愿的拉力共同作用之下，公有制改造发展迅速。对许多原来戴着“资本家”帽子的私营工商业者来说,“公私合营”让他们以为“一合万事休”，企业交出来，帽子也可以摘掉了，这是他们在改造高潮期间积极接受公私合营的重要动力。而各地干部之间的“改造锦标赛”大大加速了改造的步伐，所以，本来预计有10年的过渡时期，仅仅5年就提前完成了。  公私合营改造 因此，全面公有制并非一开始就确定的。一开始定下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在市场竞争10-15年，这是刚刚占据城市的时候为了建立秩序所做的暂时妥协。后来因为国内外局势变化，爆发了三反五反运动沉重地打击了私人资本、壮大国有资本；通过镇反等运动逐渐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城市控制体系，这个时候私人资本不再是可以合作的对象，而是等待改造的“外人”，在这样一个注重“政治身份分层”的社会中，资本家只有接受改造才能避免身份上的困境。自此，在“你情我愿”之中，资本家的命运也就被注定了。官方史书如是说：
 有没有可能选择其他经济制度？实际上，本位面的前三十年恰恰就是一个不完整的计划经济公有制经济体系。中国的计划经济从来都没有完全按照起苏联模式建立起来，1951年以来中国就开始向苏联学习经济核算制和厂长负责制，这两种制度在建国之初因为缺乏专业技术人员而被搁置。之后一五计划和三大改造期间，中国基于国情发展出指标控管为核心、群众动员为补充的极具特色的计划经济体制。林超超认为，这种体制并未能有效地减少单位组织(企业)及其成员的体制内博行为所带来的损耗和经济效益流失。中国在实施苏联式计划经济中遭遇的制度化管理困境,使得它越来越借重于其所擅长的群众动员,以保证经济高增长的实现。 马若德认为，1956年经济不景气、对苏联模式幻想的破灭、暗淡的获援前景、对技术官员的不信任和苏联经济改革迫使伟大领袖从中国自身探索苏联以外的经济发展模式。1958年后整个最高经济机构因推行他们的下放权力计划而吃到了苦头，任何中央经济计划都将通过Party的机关进行，而不是通过政府机构，中国开始放弃了苏联模式。莱文（STEVEN I. LEVINE）则强调，战争胜利的经验让最高层倾向于相信，农民最终会支持派对制定的任何政策，无论不利的条件有多严重，也不管遇到多大的障碍，只要动员群众并有足够的意志和决心，目标就可以实现。依赖动员群众带来的结果是反过来彻底放弃苏联模式，因为之前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群众生产竞赛让领导人头脑发热，相信群众力量（而非科学管理论和技术进步）是无穷的，只要能完全发动群众——尤其是在1958年后已经高度纯化、社会上没有敌对分子的情况下，最大幅度的动员群众自然而然就能带来无穷的生产，如某位主管经济的官员对苏联专家阿尔希波夫所说：“我们有群众路线，把土法炼铁炼钢加上去，计划一定能实现。”苏联模式的建立在这段时间内自然也被搁置了起来，无人问津。群众天然反制度化的倾向阻碍了苏联模式的完善，伴随着中苏交恶，伟大领袖将工业生产倍增的失败归咎于计划部门对苏联经验的照搬照抄,同时,对科层政府的行政能力与行政作风表示了极大的不信任。
不过，1957-1976年20年的运动反而减少了官僚对基层的管理力度，地下市场开始出现乃至活跃，日后帮助经济转轨的村镇企业、个体户出现，都和苏联模式没有完全建立息息相关。最典型如项飙整理的“浙江村”发家史，基本上和各类运动打击严密的科层制有很大关系：
章奇和刘明兴对“浙江模式”的思考也很说明没有建立起理想的计划体制的影响。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保护经济”的结果，如100年前盛宣怀和轮船招商局一样。处于浙江体制中心的南下干部在CR之前支持北京对计划体制的维护，在这些人的压力下处于浙江体制边缘的本地游击队出身的地方干部只能跟上南下干部的步伐。1957年浙江是最早搞包产到户的地区，贫瘠的耕地包含着反集中化和计划（反城乡二元化）的传统。 在CR期间趁着南下干部被打倒，地方干部通过满足群众经济利益的策略来获得本地群众的支持，扩展了自己的影响力。CR反对物质激励（认为物质激励会导向走资），拒绝兑现超额工资和计件工资，工人工资增长缓慢，随着ideology热情退潮，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很难被调动，更不要说过去的劳动竞赛。针对传统“半吊子计划”暴露的弊端（既不想要搞物质激励，又想要人民全身心投入劳动），这些地方干部实行一些市场化措施突出自己是群众利益保护者的形象，例如允许创办私人企业、放松人口流动的限制、放松对地下市场的管控等。到了CR结束，虽然南下干部回归政坛中心，但是地方干部在地方社会的实际影响力不容小觑，南下干部无法像过去一样随意撤换地方干部。在地方干部和群众的政治-经济利益交换之中，计划体制被进一步破坏，浙江省市场化转轨基础形成。 浙江省情况相对比较特殊，但是放眼全国，在1956年后全国经济政策和苏联计划经济更加集中、权力层层向上的严密科层制不同，而是分别于5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四五”计划两度下放财权给地方，实行财政包干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直接促使地方大办“五小”企业扩大财源。然而，大部分五小企业因为不遵循区位优势、盲目建设且技术不足、消耗巨大，因此亏损严重、需要国家大量拨款。CR时期高度浓厚的ideology氛围（尤其是不允许物质激励）让中国经济体制不可能导向严密且偏向技术官僚主导的苏联模式，而财权下放再度受挫，促使国家在CR后开始经济改革以提振经济、减轻国家负担、提高居民收入。在改开后，一部分尚能运转的集体企业在高层的支持下转为乡镇企业，作为城市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补充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因此，在1956年后中国就没有继续走上苏联模式，这是中国独特的历史进程造就的。1956年以后一系列运动逐渐让政治氛围升温，在ideology的驱动下国家试图激发劳动人民的热情、动员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来突破苏联模式的弊端，多快好省地发展经济。在缺乏物质激励（被斥为“走资派”的“物质刺激”）的情况下，到了CR后期这套制度越发难以为继。而财权下放促进经济发展的举措，则增进了地方超出计划创办地方企业的热情，然而无秩序的创办企业增加了财政的亏损。财权下放形成的无序破坏计划经济的纪律性，为经济转轨提供了官僚层面的动力。最后，如浙江揭示的，地方干部和南下干部的矛盾为长久以来的（政治经济交换）保护经济提供了温床，以市场为特点的保护经济作为计划之外的经济因素，实际上在侵蚀着计划经济的根基。浙江在改开期间早早地就出现了“温州模式”，浙江人在全国经商，和这种地下经济有很大关系。  北京“浙江村” 参考书目： 林超超《动员与效率：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 杨奎松《建国史研究1》 高华《阶级身份与差异》 麦克法夸尔《人民内部矛盾》 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 章奇、刘明兴《权力结构、政治激励和经济增长： 基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经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冯筱才《政治生存与经济生存：上海商人如何走上公私合营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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