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法再阐释 刘志洪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法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说,学界对此方法的大量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不过,其内涵与规定不仅至今仍然争论不休,而且存在某些不尽准确的认知和触及不深的地方。特别是该方法的关键:“抽象”作为具有决定意义的本质,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论及和明晰的揭示。再度审视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法,展开更为深入而充分的理解,有益于进一步论证和诠释这一关键方法,使之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进而准确把握这一方法对马克思建构的《资本论》理论系统的基础性作用。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法的主要代表。他不仅实际运用了该方法,而且较为详细地阐述了由抽象上升至具体的过程。在《逻辑学》的“开端”部分,黑格尔提出,“开端必须……是抽象的开端”。[1](P54)这种抽象的开端唯有通过具体化的过程,才能真正实现自身、通达终点。而对此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过程的把握,即科学的认识过程。哲学科学须从“纯有”(纯存在)这种最抽象的东西开始,逐步上升至具体以至最具体的东西。“为什么在纯科学中要从纯有开始,其根据早已直接在科学本身表示出来了。这个纯有就是纯知所要回到的统一体。”[1](P57)从“纯有”到“纯知”(绝对理念),构成理念在“逻辑”领域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在阐述顺序上,“纯有”当然要先于“纯知”,“纯知”是“纯有”运动发展的结果。但“纯有”在逻辑上又以“纯知”为根据。黑格尔逻辑学阐述的正是从“纯有”到“纯知”辩证发展的整个过程。 在《逻辑学》结尾部分,黑格尔更为准确而细致地概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这种前进是这样规定自身的,即:它从单纯的规定性开始,而后继的总是愈加丰富和愈加具体。因为结果包含它的开端,而开端的过程以新的规定性丰富了结果。普遍的东西构成基础;因此不应当把进程看作是从一个他物到一个他物的流动。绝对方法中的概念在它的他有中保持自身;普遍的东西在它的特殊化中、在判断和实在中保持自身;普遍的东西在以后规定的每一阶段,都提高了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它的辩证的前进而丧失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和自己一起,使自身更丰富、更密实。”[2](P549)黑格尔在此描述了理念的运动过程,当中作为运动主体的“普遍的东西”正是理念。能够看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法至此已臻于成熟。整个《逻辑学》都内在地运用和贯彻了这一方法。由此,黑格尔逻辑学从纯存在这一最为抽象的存在开始,经由“漫长”的具体化过程,最终通达有了丰富规定的“绝对理念”。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也详细阐释了理念从抽象上升至具体的过程。“理念最初不过是抽象的概念,所以它必须不断地在自身中进一步规定自己。但是这个最初的抽象规定决不被放弃,相反地,它只会在自身中愈加丰富起来,于是最后的规定是最丰富的规定。在这一过程中,那些以前只是自在地存在的规定达到了它们的自由独立性,而且成为这个样子:概念仍然是灵魂,它把一切结合起来,并且只是通过一种内在程序而达到它特有的差别。所以我们不能说,概念达到了某种新的东西,相反地,最后规定与最初规定统一起来,重新拍合。”[3](P45)黑格尔在此明确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称为方法。 众所周知,黑格尔所使用且引以为豪的主要方法是以辩证否定为内核的辩证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就是一种辩证否定的过程,是理念自我异化并自我扬弃从而自我展开、自我发展的过程。换言之,理念的自我发展是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辩证否定的方式实现的。最抽象的概念辩证否定为较抽象的概念,较抽象的概念辩证否定为较具体的概念,较具体的概念进而辩证否定为最具体的概念,即绝对理念。当然,于黑格尔而言,这绝不仅仅是方法,在更深层意义上,它是理念自我运动,即自我肯定、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过程,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或者说,这种方法论亦为存在论。在黑格尔那里,存在论、逻辑学与方法论三者是“同一”的。 概括而言,黑格尔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法揭示的是,最抽象、最低级的理念如何经过长期的自我异化、自我扬弃,从而辩证展开、自我转化为最具体亦即最高级的理念的过程。不仅逻辑学,而且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都运用了这一方法,阐述了理念从抽象上升至具体的自我运动过程:从纯存在到定在再到自为存在,从存在到本质,从本质到概念,直至绝对理念(即理念的概念),再到自然进而精神,最终通达绝对精神。《逻辑学》是理念从纯有到纯知的辩证运动过程。《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则分别为纯知在自然领域和历史领域异化及其扬弃的辩证过程。理念在此辩证否定的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具体、丰富和高级。 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法批判性地继承了黑格尔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法的主要内容,二者具有一定的一致性。然而,黑格尔的方法终究是唯心主义的方法,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性区别是必须明确的。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主体是理念,整个过程不过是理念自我运动、自我展开、自我发展的过程。理念是这一运动绝对的实体与主体。而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作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过程主体或本质的是价值、资本等现实事物。换言之,马克思展示的是不同于理念的现实事物的现实运动。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在实质上不过是思辨唯心主义的逻辑神秘主义。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第三节,马克思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4](P42)作了专门说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法包含从而可以界分为两个阶段:先行通过逐层深入的分析,从现实的“实在与具体”中把握“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简单、一般、本质),再呈现此抽象一系列的辩证展开过程,最终通达具体总体以把握和再现现实。于抽象或普遍本质而言,其展开或进展表现为辩证否定、愈益具体的具体化过程。从具体(个别与特殊)上升为抽象(一般或普遍)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是同一方法的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是,“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4](P41)即对实在主体或现实具体展开深入考察,逐层逐级地追根究底,发现实在主体最深刻的本质规定或根据,洞见其最具决定意义的“抽象”。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研究的进路之所以错误,是由于直接从人口开始研究,无法把握人口的实质,进而无法把握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本质,从而无法真正理解整个社会。要认识人口,需要先把握构成人口即作为人口实质的阶级。但要理解阶级,就要首先掌握雇佣劳动、资本等作为阶级依据的因素。而要把握资本,就要先考察构成其前提的价值、交换、货币等。换言之,只有把握了构成人口、阶级、资本等相对表面之物愈益深入的本质依据——价值、分工、交换、货币等,才可能依次真正理解资本、阶级、人口,以至最终真正理解现实社会,避免落入看似具体实则抽象的境地。这意味着,唯有洞见本质性、决定性的深层根据,才能真正把握现实社会。于是,澄明一定的社会的本质根据,成为科学研究要完成的关键任务。 通过对人口等实在和具体“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4](P41)这些“简单的概念”“简单的规定”“抽象的规定”,即上文所言之价值、分工、交换、货币等一般性、本质性的规定。这一运用“抽象力”走向“抽象”的过程,即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尤其最简单概念的过程。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中的“抽象”更为关键的含义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本质。如马克思所言,此种抽象或规定不是一般的抽象或规定,而是“有决定意义”的。价值、分工、交换、货币等,在政治经济学及其批判中,均不同程度地具有决定意义。而此种具有决定意义的规定,正是本质性的规定,亦即本质。 “分析中达到”的最终结果是,洞见最“稀薄的抽象”“最简单的规定”、最“抽象的规定”或最“简单的概念”。而这种“最本质的东西”[5](P187)就是“价值”——资本主义生产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本质规定,亦即根据。最“稀薄的抽象”“最简单的规定”、最“抽象的规定”和最“简单的概念”,指的都是价值这种最本质、最抽象、最简单的规定。上升到具体的最初的“抽象”不是一般的抽象,而是价值这种特殊的抽象。马克思强调,交换价值虽在现实中以诸多具体的东西为前提,但作为范畴,在理论上“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4](P42)这指的是,交换价值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具有本质性的关键意义,作为“最简单的经济范畴”衍生出一系列的经济范畴,构成整个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基石。 后一阶段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4](P42)从“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即“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抽象性的本质)开始,逐步展开和上升为愈益具体、丰富、充实的东西,直至最为具体的层面,形成思想理论的具体总体,最大程度地掌握和再现现实。 洞见最抽象或最具决定性的本质后,就需要且可以把握和呈现其运动过程。本质在自己的展开过程中逐步加入越来越多的因素,经诸多环节与阶段,辩证转化为愈益具体的存在,从而愈加具体化,接近纷繁多变的现实。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抽象的本质不是消失了,而是“具体化”了,或者说被扬弃为具体。事物既将先前的规定性扬弃于自身之内,又呈现出新的规定性。抽象内化和转化为具体,从而能够再现出来。 分工、货币、价值“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4](P42)这就是从价值、分工、交换、货币等简单或者说“抽象”的东西,具体化为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等复杂或“具体”的东西。“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4](P41)被洞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本质规定,须经过一系列的辩证展开和具体化过程,直到上升至最具体的层面,才能同现实的表面现象相吻合,从而切近地呈现现实。 从抽象出发最终力图通达的具体是理论具体。“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4](P42)这一论述中的具体实际上有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在思维中作为综合过程与结果的是理论具体,而作为现实起点从而也作为感性直观和表象起点的是现实具体。思想理论的具体总体,是“精神上的具体”“思想具体”“思想总体”,力图掌握和再现现实具体或“实在与具体”,构成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法的“归宿”。 概而言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即从最一般、最抽象、最具决定性的本质开始,逐步辩证地展开和具体化,最终达至最为具体的表面,形成思想理论的具体总体之过程。这构成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法的实质与内核。这一过程类似于从树木的根部延展至末梢。“抽象”(深层本质)是树根,“具体”(非本质规定、表面现象)为枝叶。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即从树根到枝叶全方位、全过程地认识树木。如此,对树的解析既能抓住根本,又能洞察枝叶,从而能够既准确又全面地把握整棵树木。 除了上述基本意涵与进路外,还可以从简单—复杂、一般—殊多、本质—现象、理论—现实等多个维度,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法作进一步,更具体的理解。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是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也是从一般深化为特殊、个别的过程,即由本质解析现象的过程,亦即理论掌握和再现现实的过程。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依据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法本身的精神与要求,对其自身作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把握。 第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即从简单上升为复杂。马克思经常把抽象与简单、抽象范畴与简单范畴替换使用,而且,他还有“最简单的抽象”这样的说法。例如,“劳动”“劳动一般”是一个“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4](P46)在这一表述中,简单与抽象被直接等同起来。另一方面,马克思还以“具体的范畴”同“简单的范畴”相对照。“具体的范畴”即经过辩证展开和具体化,加入较多规定的范畴。也可以说,“具体的范畴”是“简单的范畴”或“抽象的范畴”的具体展开。相对于“简单的范畴”,“具体的范畴”是复杂的,呈现出复杂性。在马克思心目中,“具体的范畴”也就是复杂的范畴,具体的思想理论也就是复杂的思维具体总体。因此,在《导言》中,马克思直接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表述为“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4](P44)他还肯定“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这“后一种方法”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即复杂的东西)。明显地,在主义马克思创始人那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也就是从简单上升到复杂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言之“简单”不能在难易的意义上理解,而要从概念内涵的“量”上予以把握,即规定性少。范畴的简单并不是说其容易认知,相反,实则意味着不易理解,因为这种范畴内含的规定性少,只是众多事物皆有的少量共同本质,从而普遍性、抽象性程度高。马克思提出,“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4](P44-45)抽象劳动虽为简单范畴,却包含丰富的意涵,只有当人类各种各样的劳动发展到现代,当现实中的劳动一般历史性地充分发展起来才得以出现并被认识。马克思还以“交换价值”为例说明“最简单的范畴”。[4](P42)显然,交换价值并非难易意义上的简单范畴,相反,是一种十分难以理解的范畴,其简单性指的是其一般性、抽象性。他还大幅论述了货币这一“简单范畴”,并写下这样的见解,“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4](P44-45)马克思强调,货币“这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4](P44-45)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价值和货币等,皆为简单范畴,但都十分复杂且难以理解,让绝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家不得要领,只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真正掀开了其朦胧面纱。 第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即从一般深化为殊多。在《导言》中,马克思将抽象同一般相等同,写下了“抽象一般性”“最一般的抽象”等表述。主义马克思创始人强调:“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4](P44)抛开一切规定性的劳动,正是抽象的劳动。抽象劳动即一般劳动或劳动一般。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是劳动一般的抽象性。基于对劳动一般或抽象劳动的此种理解,他进一步提升道:“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4](P45)可见,抽象即一般。 另一方面,分析现代劳动的特性时,马克思交替使用了“一般性”与“简单性”。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一般性和简单性、抽象性是一致的。准确而言,抽象性、简单性就在于一般性。抽象之所以抽象,简单之所以简单,就缘于是一般。从众多事物中抽取共性,于诸多特殊与个别中提炼普遍,必然舍去大量具体的规定,仅剩下抽象的一般。最抽象的范畴之所以适用于一切时代,正是由于具有最为普遍的一般性。 既然抽象和一般或普遍相一致,构成同一层次概念,那么,相应地,具体就同殊多(特殊、个别)相一致。对于深谙黑格尔辩证法的马克思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此一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也就是从一般(普遍)深化为殊多的过程。抽象或一般一环节一环节、一阶段一阶段地逐步加入新的规定性,从而愈益具体,愈益接近、深入到现实中的特殊与个别。这正是一般深化为殊多的过程。从资本一般、剩余价值一般到资本诸形态、剩余价值诸特殊形式,构成由一般向殊多转化的最典型例子。当思维通达特殊尤其个别时,意味着抽象向具体的上升趋近完成。 第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即以本质解析和再现现象。在马克思看来,事物及其本质通过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现象表现出来。掌握和再现了现象尤其重要现象,才算得上掌握和再现了作为具体总体的实在。他强调思想理论具体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4](P42-43)这意味着必须对现象进行理论加工,即以概念的方式对表面现象展开解析与再现。但在这个过程中,不能不依据本质掌握和再现现象。这是由于,现象有真象与假象之别。对现象的掌握与再现,必须包含对现象真实性的辨析,亦即对真象与假象的分辨,进而对真象的肯认和对假象的汰除。马克思强调,这只有切实地依据本质展开才是可能的。真正的科学研究依据本质解析、再现现象,同时以真象替代假象。 如前所述,马克思所说的“抽象”,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本质。与之相对应的“具体”,则为丰富而复杂的现象。本质具有一般性、抽象性和简单性。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法中,本质和一般、抽象、简单等是同一序列的概念。现象则具有殊多性、具体性与复杂性。在这一方法中,现象和特殊、具体、复杂处于同一序列。因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也就是从本质到现象的过程,即以本质解析和再现现象的过程。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这些简单的东西亦即本质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这些以众多纷繁芜杂的现象形式表现出的复杂的东西。这一过程就是依据劳动、交换价值等本质,逐层具体和深入地解析“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尤其生产方式的巨量现象,澄清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国际交换以至世界市场的本真面貌。 第四,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即理论掌握和再现现实的过程。依据本质解析和再现现象,换言之,对本质与现象的科学把握,也就是以理论的方式掌握和再现现实。科学研究的直接目的是掌握和再现现实。掌握和再现现实的过程也就是科学研究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把看得见的、只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6](P348)即透过现象洞见本质并依据本质反思现象,构成科学研究的核心工作。这意味着,内蕴依本质透视现象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也就是理论对现实的掌握与再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明确提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4](P42)前一个“具体”是现实具体或“实在主体”,亦即现实及其中的复杂事物。后一个“具体”,即精神具体或思想理论具体。思维通过把握本质而掌握现实具体,并以思想理论具体的方式将现实具体再现出来。 在马克思心目中,主要的现实具体即作为“实在主体”的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掌握和再现诸如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复杂对象的重要方法,能够最为有力地掌握和再现复杂事物。当然,理论最大程度地掌握和再现现实的过程,也是理论最大程度地深化和丰富自身的过程。这构成理论与现实的一种良性互动。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法内在地涵盖了科学抽象法、典型分析法、从后思索法和“普照的光”法等具体方法,它们都是马克思这一主要方法必然性的要求与运用。 首先,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法涵括了科学抽象法。整个的认识和方法从抽象出发,自然需要抽象(法)。马克思十分重视抽象这种理论思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7](P8)在汉语中,抽象有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三种用法与意涵。在这一方法中,“抽象”在直接意义上是名词,指的是抽象性的东西(普遍本质)。但这种名词抽象由动词抽象所生成,是动态的抽象之结果。在原初意义上,动词抽象即从不同殊相中抽取出共相。这种提取共相、舍去殊相的结果,正是具有普遍性或一般性从而表现出抽象性的抽象东西。 但是,并非所有的抽象都是合理的或科学的。事实上,抽象有“合理的抽象”与不合理的抽象之别。马克思曾将巴师夏不合理的抽象称为“儿戏般的抽象法”,[4](P204)“廉价的抽象过程”。[8](P364)与之相反,“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4](P26)无疑,洞见事物的一般性是有意义的。譬如,“剩余价值一般”就是一个具有重大价值的范畴。《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开宗明义,过去的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只是从地租和利润等特殊形式研究剩余价值,而不是研究剩余价值本身或剩余价值一般。但抽象的程度并非越高越好,而是要契合对象的特性和主体的需要及其辩证统一,根据具体的层次、范围等要求加以展开。譬如,当考察剩余价值相关问题时,就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不能将剩余价值进一步抽象为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剩余价值一般”不仅是一般,而且是“本质”,一般性构筑并呈现其本质性。马克思强调,唯有在此种一般或本质的意义上把握剩余价值,方能真正洞见利润、利息、地租等的源泉,揭橥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的秘密。科学抽象抽取和提炼的不仅是一般,而且是本质。当然,人类的认识不能停留于对一般(本质)的把握。马克思同样强调,事物的具体规定以及事物之间的差别,对于事物和对事物的研究而言有着决定性意义。这也是他力图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因之一。 其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以典型分析法作为自己展开的重要条件。由抽象至具体的上升,对事物特别是其本质的把握,需要以“典型形态”甚至“纯粹形态”作为解剖的主要对象,方能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与准确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经常以英国为典型,这是由于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最为发达。英国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8](P414)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新进展”则往往以美国为例,这也是由于美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呈现出最具典范性的变化。而对东方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考察,马克思则聚焦于具有典型意义的印度、中国和俄国。 这种分析还要在分析过程中先行撇开一些次要因素,待时机合适时再行考量。马克思经常把一些东西“撇开不谈”。《资本论》第一卷把剩余价值的生产单独地提出来揭示,“撇开这个过程以外的各种情况引起的一切次要影响”,[6](P29)以让人们更为清晰地洞见剩余价值生产的实质与过程。到第二卷,再把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置于更加广阔的资本流通过程中予以解剖。第三卷则把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割置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之中加以揭示。此种“撇开—复原”构成马克思常用的叙述方式。更重要的是在研究过程中甄别真伪、排除干扰,以通达真象进而本质。如果不将虚假的、反本质的东西剥离开去,研究和认识就容易受其干扰乃至严重干扰,影响对真象和本质的把握。马克思批评斯密仍然受到竞争等表面现象的干扰,并肯定李嘉图对竞争所造成的表面现象(假象)的排除。为破除竞争可能造成的干扰,马克思先行把握资本的一般规定性,再把握资本特殊或资本的特殊规定性,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其所是”地显现出来。 再次,抽象上升到具体法内在地蕴含着从后思索法。更准确地说,从后思索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法的一种运用。众所周知,从后思索即借助对较发展、较高级的事物或事物较发展阶段的理解,认识较不发展、较低级的事物或事物的较不发展阶段。“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7](P93)这种迥异于时间在先的认知方式,同先行把握具有决定意义的本质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相一致,并有别于逻辑与历史相一致法。抽象随事物的发展而形成。“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会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4](P46)抽象或本质的形成,意味着事物发展到较为成熟的程度。对此种得到充分发展的抽象性本质的理解,有助于对事物发展过程的理解。 在某些特定境遇中,理论逻辑的展开不仅不能完全同历史运行的顺序相一致,而且与之相悖。马克思说,某些简单范畴在历史发展的早期就出现了。“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4](P44)于此,他专门强调了“在这个限度内”。然而,马克思更为注重和强调的是“另一方面”或相反的方面,即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不符合现实的历史进程的方面。简单范畴的出现在总体上同历史的进程或时间的次序相反。《导言》用大量的篇幅描述和论证了这一点。简单从而抽象的范畴的出现与运用,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这些范畴犹如“密涅瓦的猫头鹰”,需要在较充分发展而且相对复杂的社会中方能生成。历史的发展为简单范畴奠定现实基础,使其出现与运用成为可能。相对于简单范畴,“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4](P45)最简单或最抽象、最一般的范畴是历史高度发展的结果,只有社会历史的前行通达高度发展的境界,才可能实际地生成出来并运用开来。不难看出,简单范畴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构成马克思更为注重的向度。 “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4](P49)这提示我们,关于历史的研究,不仅要使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法,而且要把握系统中诸因素间的关系,洞见当中发挥决定作用的要素。当然,这里需要注意一个重要质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非对历史及其演变的总体研究,而是集中考察历史中的一个特定阶段——资本主义社会。 最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法内在地要求对“普照的光”的先行洞见。对上述特定历史阶段的研究,必须把握该社会形态的决定性因素。从抽象出发,意味着先行捕捉具有“决定意义”的“本质规定”,即“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作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法的起点,抽象即本质;抽象的过程即在复杂的事物中把握具有决定意义的本质的过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即此本质辩证展开的过程,亦即依据此本质掌握和再现现象的过程。这种先行澄明特定事物系统具有决定意义的本质的方法,我们依马克思论述称为“普照的光”法。 在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其物质生产的解剖中,马克思将资本作为具有绝对意义的本质,并以之为轴心展开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他看来,“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4](P49)更准确地说,是支配一切的总体性社会权力。只有先行澄清资本这样的决定性因素,才能洞察整个社会形态与历史阶段。“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4](P49)于是,在整个庞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先行展开资本批判。而之所以在无法完成预定的批判计划时,选择先完成《资本论》,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这种选择彰显了“普照的光”方法之真谛。 综上可见,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法蕴含丰富的思想内容与方法精髓,是研究和叙述重要的方法武器,值得系统深入地洞察与运用。在马克思看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先行集中地考察和分析本质(规定),揭示出本质的规定性,能够最好地澄明本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进而依据该本质解释和批判现象,既能解释和批判现象,也接近于现实。更准确地说,在最大程度地接近现实的过程中,解释纷繁芜杂的现象,亦即解释和批判现实。于是,为清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本质,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生产的虚伪假象,马克思采取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进路与方式。 [1] [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 [2] [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3]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唐闻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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