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一家人 我的父亲林伯渠(林祖涵),于1905年在日本加 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1921年经李大钊、陈独秀介 绍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 员之一。此后他终生投身于我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 业，而我的家庭命运自然也就同他的活动紧密相连了。 1938年以前，尤其是1924～1927年大革命期间， 我的家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而辗转于湖南、上海、广 州、杭州等地。因此，孩子们也就跟着在这些地方生 活和上学。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比较清晰的印象是从上海坐海船到广州。这大约是1925年末的事。我们五兄 妹——大姐(林秉权)、二姐(林秉蘅，有时也称作秉 衡)、哥哥(林秉益)、我、四妹(林秉琪，又名林 琳),随母亲坐了几天几夜的船。  在船上，我经常跑 到楼上的大餐间(头等舱)找一个小朋友玩，她是程 潜的三女儿，叫Baby(贝贝)。我们差不多年纪，都 是四岁左右。由于两家大人们很熟，所以让我们在一 起玩。我们整天在宽敞的大餐间里跑来跑去，又笑又 跳。 只有一次，我们目睹了一件不幸事件。我们看到 一个男人坐在甲板的栏杆上喝酒，大约喝醉了，把一 个女人拖到身边，接着推到海里去了。船员虽进行了 打捞抢救，但救上来的女人已经死了，停放在一间舱 房里。我们完全不懂这是酗酒的有钱人作践人命的悲 剧，仍然在那里玩，有时还悄悄推开那间停放女尸的 舱门瞄一眼 除了蒙盖着的白布，什么也瞧不见。 我之所以记得这一幕，大约是因为坐海船，和小朋友 玩，当时是很新鲜的事。 在广州的家，所在街道的名称我已不记得了。只 记得我家住在二楼，楼下是一片水果店。平常家里大 人不让我上街，只有母亲出去做客时才偶尔带着我们。 在别人家做客的也有许多大人们带去的孩子。吃饭时孩子们坐在一起。有一些女客来看我们，逗我们玩。 有两位女客，当场就认了我做女儿，其中之一是蔡畅,我称她为蔡妈妈。对别的活动，像母亲说带我去 过电影院等，我却毫无印象。 当时正是大革命时期，在广州应该有不少有意义 的历史时刻。但我还太小，大人们也没空对我说什么。 只记得有一次特别的活动，父母带着我们小孩，坐着 一辆当时很稀罕的黑色小汽车去黄花岗。那里人山人 海，有许多彩色的小旗。我们很兴奋、快活。但这是 一个纪念什么的活动，我却不知道。后来在莫斯科遇 到孙维世②,她说她也记得跟着父母去过黄花岗，参加 什么活动，她也不清楚。我记得清楚的是，孩子们晚 上常常坐在大厅里等候父母回家。我隐隐有一种惴惴 不安的心情，天越晚，我越感到紧张。加上广州夏季 晚上经常雷雨交加，更加使我们莫名地为父母担心。 ② 孙维世，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的义女。她的生身父亲是孙炳文(1885-1927)烈士。 孙炳文早年加入同盟会，1922年赴德国勤工俭学，经周恩来介绍加 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冬由苏联回国，任国民革命军上校秘书兼黄埔军校教官。 北伐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广州后方留守主任。1927年赴武汉工作，途 经上海时，正值“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幸被捕。4月20日被杀害于上海龙华。 一次，也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由于等待的焦虑 心情，我竟口不择言地问了一句：“不是把他们杀了吧?”我的兄妹立即对我大加斥责，不许我再开口。 在这个时期，父亲忙得和我们说话的工夫都没有。但 是我却不知为什么,大约是受姐姐、哥哥的影响，对 他有着一种自然的关切之情。记得有一次，大约是北 伐前夕，父亲的勤务兵曾福让我骑在他的肩头，带着 我去一个露天会场，场上万头簇拥，主席台上有两个 人演讲，是父亲和程潜。他俩轮流演说，说话时走到 前台，说完一段退到后面，另一个再上前。 我只关心 父亲说话，内容当然是不明白的，只是注意听他说话 的腔调。当时觉得他说的有些字眼，如“我们”二字， 音调和平时不同，特别别扭，我感到难受。现在想来， 那个集会大约是国民革命军六军的北伐誓师之类的会 议，我恭逢其盛，却只留下这么一点点印象。 那时，在家里，我既无玩伴(妹妹不到两岁，哥 哥、姐姐又长我五岁到十岁，甚至十多岁),也很少有 人注意我的生活起居。家里有一个勤务兵，没有保姆。 记得我家常有很多客人来吃饭，我跟着众人围着一张 大圆桌，坐着够不着菜，就跪在一张凳子上吃饭。菜碗离得很远，好不容易夹一筷子菜，往往是粉丝，吃 时一呛，咳嗽不止，苦不堪言，从此恨极了粉丝。 当时的客人中我最喜欢的是兰姐姐。她也是湖南 人，全名是杨复兰。曾因抗拒军阀的逼婚而逃出家门。 我父亲帮助了她，她认我父母为义父母，参加了革命。 在广州时她已是共产党员，经常住在我们家里，闲暇 时就和我玩，说故事，唱歌。我非常喜欢她，和她在 一起就感到快乐。但好景不常，兰姐姐要结婚了，她 的对象黄平，是当时党内有名的青年理论家。 结婚那 天，兰姐姐收拾衣物，准备离开我们家。我伤心极了， 竟拦在楼梯口——从我家出门的惟一通道——嚎啕大 哭，不许兰姐姐走。我从小脾气倔，全家人都无法劝 开我。最后父亲强行把我拖开，才让兰姐姐下楼出了 门。我无可奈何，但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兰姐姐以 后有了一个男孩子，大革命失败后，她带儿子去了苏 联，放在国际儿童院寄养。兰姐姐回到上海后，在白 色恐怖下，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她略懂医术，只好以 行医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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