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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19年8月19日 这是馒头说第 381篇文章 我们金融行业的外行人 对“通货膨胀”四个字可能没什么深刻认识 真正的“通货膨胀”有多可怕？ 看完这篇文章就知道了 1948年8月19日 国民党宣布发行“金圆券” 1 1948年的7月29日，蒋介石在莫干山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已感受到了黑云压顶之势： 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挺过了国民党最初的“全面进攻”阶段，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率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之后，开始发动了局部战略反攻。尤其是在东北，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控制了绝大多数的土地和人口，国民党军队被压缩在沈阳、长春和锦州三个互不连接的区域内，一场战略大决战一触即发。 但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蒋介石在莫干山召开的这个会议，却不是谈军事，而是谈另一件事：钱。 由于内战，国民党的军费开支疯狂增加，财政赤字直线上升，但最关键的是，国民党政权的官方货币——“法币”挺不住了。 “法币”，是国民党政府在1935年开始推行的国内流通货币，由于一开始发行量不大且稳定，所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八年抗战，财政吃紧，只能靠大量印制法币。到了抗战结束时，法币的发行总额已经到了5569亿元，比抗战前夕增长了约400倍。
超发货币，自然会带来货币贬值的效应。 以100元法币为例，在1937年可以买到两头牛，到1938年就只能买一头了，到1939年只能买到一头猪，到1941年只能买到一袋面粉，到1943年只能买一只鸡，而到了1948年，买上一小捧大米都已经困难了。 发动内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财政收入的75%都砸到了军费开支上，所以只能饮鸩止渴，靠疯狂加印法币来填补财政窟窿。在这样的背景下，到1948年，法币发行额已经令人瞠目结舌地达到了抗战前的47万倍，导致居然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窘迫景象： 印刷厂刚印好的法币还没出厂，钞票面值已经在市面上一落千丈，甚至已经抵不过刚才印刷的成本了。
经济如果垮了，军事肯定也垮了。面对这样的境况，蒋介石只能把经济工作会议摆到了军事工作会议的前面——先解决粮草，才能有人打仗。 怎么解决？按照蒋介石的想法，是要一揽子解决问题——放弃法币，发行一种新货币。 “币制改革”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牵扯到方方面面，需要非常缜密的论证和研究。在当时国内炮火连天的环境下，本来就已经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还能进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币制改革”？ 面对众人的劝阻，蒋介石却一定要改。 因为他信任一个人。 2 这个人，就是新上任不久的财政部长，王云五。 王云五是三个月前才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的，他其实并非金融专业的“科班出身”，而是个出版商——他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 必须承认的是，商务印书馆在王云五主政时期，局面为之一新，出版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书籍，可以说是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王云五也颇有经营头脑，商务印书馆在他的经营下也办得有声有色。 也正是因此，王云五被当时负责组阁的行政院长翁文灏任命为财政部长，随即又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拿出“币制改革”的整套方案。
其实当时蒋介石是同时让俞鸿均和王云五各拿一套方案的。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均拿出了一套“不改法币本位，用新币负责缴纳税收和买卖外汇”的温和改革方法，按这个方法，大概能将当时中央财政的收入提高到支出的40%到50%。 但是蒋介石却全盘否决了俞鸿均的方案，因为他更看好王云五的方案——彻底推翻法币，推出全新币种：金圆券。 王云五的方案是这样的： 新推出的金圆券，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厘，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面额为1元，5元，10元，50元和100元。金圆券1元，折法币300万元，折东北流通劵三十万元。 在7月29日的莫干山会议上，蒋介石正式认可了这套方案，但他有点不放心，在31号去专门咨询了前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 经济学科班出身的银行家张嘉璈一点都没给蒋介石面子，直言不讳地指出： “政府要发行一种新币，必须要有充分的现金或外汇储备，而且要能保证新币的每月发行额度比旧币要减少，不然肯定会导致物价飞涨，新币贬值。” 而张嘉璈说的这几个“必备要素”，国民党政权当时其实一个都做不到。 8月17日，蒋介石还是不甘心，再一次咨询张嘉璈，张嘉璈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8月18日，蒋介石第三次召见张嘉璈，甚至把《币制改革计划书》的文本都拿给他看。但张嘉璈看完还是告诉蒋介石： 你们肯定守不住20亿元的发行定额，新币种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大幅度贬值。
但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没有退路了：行要上，不行也要上！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币改方案”，之后行政院也讨论通过。 当天晚上，蒋介石以总统名义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通过广播播放。 这份“处分令”除了说明了“金圆券”的面值以及对旧币的兑换比例之外，还额外强调了一点： “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 蒋介石宣称： “共产党最怕两样东西，第一样是世界大战，这个明年肯定会发生，第二样就是我们进行币制改革，稳定经济。” 3 1948年8月23日，金圆券正式发行。 应该说有些出人意料：金圆券发行后，全国的经济居然进入一段“蜜月期”。 著名社会活动家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之子杨小佛，对当初这段“蜜月期”就印象颇深。 在国民党政府正式推出金圆券后不久，就下达了一个“八·一九限价令”，即全国所有商品的售价以8月19日为准，一切交易不能超过此价。 在这样的背景下，家住上海的杨小佛在头两天居然用4元金圆券，买到了食品商店里断货已久的美国产鲍鱼罐头，然后还用1.2元金圆券在南京东路的沙利文西餐馆吃到一顿大餐。 在金圆券发行之初，由于国民党政府态度坚决，又严格下达了兑换的限期，摆出了一副“铁腕”姿态，所以全国的老百姓虽然有点将信将疑，但还是乖乖把手里的法币等各种旧币以及辛苦积攒的黄金外汇都交到了银行，兑换成了金圆券。 8月23日发行的第一天，江浙沿海一带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银行门口都排起了长队。在上海外滩中央银行门前，很多上海市民从早上6、7点就开始排队，很多人排到下午1、2点都还没排上。
8月28日，金圆券发行满五天，全国已经有价值2720万美元的金银外币兑换成了金圆券。在之后的数周里，全国的商品价格受“八·一九限价令”控制，也基本都维持在金圆券发行前的价格。 国民党内部一片雀跃，财政部长王云五自然也是备受鼓舞，认为这次的“币制改革”“必将成功”。 但是，“蜜月期”真的就只维持了一个月左右。 作为亲历者的上海市民杨小佛，很快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商店橱窗里虽然还稀稀拉拉摆着一点商品，但都是只展示不卖了；饭店里的饭菜分量开始大幅度减少了；就连早点铺的包子、油条、阳春面，居然也开始“限量供应，卖完为止”了。 这是典型的“有市无货”的征兆——商人们在“限价令”的威逼下，开始使用一切手段囤积商品，减少损失了。 而头一个月的“内部消息”确实也不乐观：金圆券发行首月，就超发了8000万元。 相对于老实上缴“硬通货”的普通老百姓们，那些多少有些内部信息渠道的工商业企业主和金融资本家们，早就洞悉了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家底，所以纷纷开始耍起了滑头。 在这个时候，退无可退的蒋介石只有一招可以用了： 用铁腕政策，让那些资本家们乖乖带头就范。 4 金圆券一发行，蒋经国就被老爸蒋介石派到了上海。 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工商业高度发达，各种金融资本家的势力也是盘根错节。可以说，上海是否能做好金圆券的兑换工作，关系到全国“币制改革”的成败。 这一年的蒋经国38岁，已经成了蒋介石的左膀右臂。所以他到上海时的头衔尽管是“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俞鸿均是正职），但人人都知道——“皇太子”亲自坐镇上海，是来显示蒋介石决心的。 对于这场“上海打虎”行动，蒋经国是颇有信心的。他定下的策略是： “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在九江路中央银行大楼三层设立了经济督导员办公室，亲自坐镇指挥上海的经济管制。 首先，他舆论先行，发表题为《上海向何处去？》的“告上海人民书”，宣誓： “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 “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 “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然后，蒋经国就真的动起手来了——践行“用人头平物价”的承诺： 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因私套外汇被判死刑； 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枪决； 宪兵大队大队长姜公美因破坏经济管制，被枪决； 申新纺织总经理荣鸿元、美丰公司总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建梁，都因私逃外汇、窝藏黄金等罪，被捕入狱。
在这样的威慑之下，一些工商界的“大佬”开始畏惧了。上海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立刻上缴黄金800条，美金230万元。刘鸿生对自己企业的负责人说： “蒋太子满脸杀气，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 然而，即便是这些工商业巨子，最多也只能算“大苍蝇”。 蒋经国发现在《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之前，有人私自走漏消息，提前抛售股票。蒋经国随即带人闯进上海交易所，用枪顶着负责人交出所有账目，结果发现两个抛售大户： 一个大户是财政部机要秘书陶启明之妻李国兰，陶启明随即被捕入狱。 另一个大户名叫杜维屏，同样也被关进监狱。 下令关押杜维屏的时候，蒋经国不是没有过犹豫，因为杜维屏有个老爹，叫杜月笙。 上海滩一时轰动： “蒋经国连杜先生的儿子都抓，看来是要动真格了！”
但是，杜维屏的老爸毕竟是杜月笙。 杜月笙知道儿子被抓后，也不找蒋经国要人，而是在蒋经国9月下旬召集的一次各行业企业家会议上，公开说了这样一段话： “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一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蒋先生若是不方便，各位同仁和记者先生可随杜某去开开眼界。”
这一段话，把蒋经国顶到了杠头上——扬子公司当时违法囤积的货物，是全上海最多的。但扬子公司的董事长，叫孔令侃，孔令侃的老爸，叫孔祥熙。 孔令侃是宋美龄最疼爱的外甥，孔、宋两大家族也是蒋介石最重要的两大支撑。 但事已至此，决定破釜沉舟的蒋经国派人查封了扬子公司上海总部，并封锁所有仓库。 上海舆论顿时兴奋起来：野生的小老虎打完了，亲生的大老虎真的敢打吗？ 就在扬子公司被查封的第二天，宋美龄直接飞到了上海，当面要求蒋经国和孔令侃和解。 蒋经国不肯，双方大吵一架。 不久之后，已经与中共在东北展开战略决战的蒋介石从前线连夜飞到上海，把蒋经国臭骂了一顿。 第二天，上海警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而积极报道“扬子案”的《大众晚报》、《正言报》被勒令停刊。 上海哗然，全国哗然。
蒋经国的老部下贾亦斌登门质问蒋经国：“扬子案究竟办还是不办了？”蒋经国黑着脸，回了一句： “我是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啊。” 扬子公司被放生，“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说法立刻传遍全国，蒋经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权威顿时灰飞烟灭，市场信心顿时崩溃。 从10月起，上海的物价掉头急升，再次飞涨。 据民国记者、蒋经国的朋友曹聚仁记录，那些日子蒋经国“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至于狂哭狂笑”。 5 1948年11月9日，俞鸿均给蒋介石发了一封密电：顶不住了。 截至到11月9日，才发行了3个月不到的金圆券，已经印刷了19亿余元，逼近了当初20亿元的限额。 但与此同时，因战争而急剧扩大的军费窟窿，却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吞噬着国民党政府的所有财政收入。 在这样的情况下，俞鸿均只能申请蒋介石下令：尽快放宽金圆券的发行限额。 11月11日，行政院公布了《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宣布： 取消金圆券的发行最高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银行可以开始流通；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一年后，可折提黄金或银币；对外汇率由原来1美元折合4金圆券，增加至20金圆券。 这等于是变相承认：“币制改革”方案失败！ 但三个月时间，两份文件一来一去，中国很多普通老百姓家庭的财富，一夜之间就蒸发了。 11月20日，各地授权银行的存款兑换金银业务开始办理，各个兑换处人潮汹涌，排起了长龙。在上海，很多市民往往是要露宿街头，才能在第二天黎明时分排上队伍去银行兑换。12月23日，对金圆券完全失去信心的上海市民有约10万人在银行门口挤兑黄金，结果造成踩踏事件，105人受伤，7人死亡，是为“黄金挤兑惨案”。
而此时，比各地人潮更汹涌的，是政府开足机器印刷金圆券的势头。 仅11月一个月，国民党政府就印发了13亿金圆券，12月更是印发了49亿。 但这种数字，和后面的印发数额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截至到1949年4月，金圆券发行总额已经飙升到了4万亿，但这个数字还是太缺乏想象力——之后的5月仅一个月，就发行了63万亿，6月又印发了63万亿，总额达到了130万亿，是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时印发总额的24万倍。 金圆券面额从原先最高的100元，突破到了500元、1000元、5000元、1万元、10万元、50万元，100万元。 而当时100万元的一张钞票，能买到一个馒头已经很不错了。
6 到了1949年5月间，很多人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的种种“奇观”，相继发生。 在很多单位，到了发工资日，以金圆券结算的工资是先统一发到一个人手里而不是发到每个人手里，因为领到工资的人必须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去兑换成银元、美金或黄金，再发给众人——不然的话，可能就这几个小时功夫，领到手里的金圆券就只值几小时前面值的一半了。 对于当时很多的普通老百姓而言，简直晚上连觉都不敢睡，因为睡觉前可能自己的钱还够买一袋米，等一觉醒来，就只够买一碗米了。 当时民间流传这样一首歌谣： “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工资像团雪，放会儿就化掉。”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看似“段子”，但其实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 有人从浙江定海往上海寄一封普通邮件，需要贴价值16万元的邮票——每张邮票面额1000元，要贴160张。无奈之下，此人只能反过来将信封贴在邮票上，“信封贴在邮票上”的段子就开始流行开来。 上海有一位老太太早上去买菜，提了一个竹篮子，里面堆满了金圆券。走到途中内急，把篮子放在厕所门口进去了，等她出来，发现竹篮子被人偷走了，那一堆百万面额的金圆券堆在地上，无人问津。
金圆券当时贬值到了怎样一个地步？ 按购买力计算，1949年5月时的500万元面额金圆券，只相当于1948年9月的1元面值。用“万”来做购买单位，已经早就不行了——当时上海一石大米的价格，是4.4亿金圆券。有人当时专门做过一个精确统计： 以每石大米有320万粒米计算，当时买1粒米，就要130元金圆券。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新疆政府创造了一个至今仍无法打破的世界纪录：发行过面额为60亿元的钞票，而那张钞票，当时在上海也就只能买到70粒米或一盒火柴了。 金圆券仅仅用了9个月的时间，就轻松超过了法币发行14年以来的通货膨胀速度。 7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 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摇摇欲坠，但金圆券还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只是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拒收了。 5月27日，上海解放，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 终于，在6月5日，民党政府宣布：禁止金圆券流通。 但是，即便在逃往广州后，国民党政府依旧在印发金圆券，直到7月3日才完全停止。而且作为替代品，国民党政府随即又推出了“银圆券”——1元面额的银元券可以兑换5亿金圆券。 只是在此时，早已信用全失的国民党政府连最短的“蜜月期”也无法享受到了，在国民党统辖的城市里，老百姓都抵制兑换“银圆券”，连国民党自己的单位和机关也拒收“银圆券”。 金圆券一共历时10个月，成了中国货币史上最短命的货币，在世界货币史上可能也是屈指可数。 那位曾经做方案的王云五，在“币制改革”方案失败后，黯然引咎辞职。但在1949年后，还是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并且依旧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和优待。 有人曾分析，王云五本来也就是受蒋介石之命的“背锅侠”，而且不管怎样，通过发行金圆券，国民党政府毕竟还是得到了好处——从全国收集到了当时价值2亿多美元的各类外币、银元和黄金。 那都是全国各地老百姓的血汗钱。 馒头说 1948年7月29日的那场“莫干山会议”，陈布雷也是参加的。 陈布雷当时的身份，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而他更为人所知的一个身份，是蒋介石的“文胆”。 会上，经济外行的陈布雷一言不发，会后，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陈布雷坚持把当时中央宣传小组的100亿法币经费存入了银行——尽管当时有人劝他换成黄金避免贬值。 第二件事，陈布雷会后途经上海时，回到家里，让夫人王允默把家中的金器、银器都整理出来，去兑换“金圆券”，并表示“我们要带头遵纪守法”。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在家中服毒自杀。 陈布雷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对蒋介石，对国民党一直是忠心耿耿的，因为他认为自己选择的是代表国家、代表正义的一方。陈布雷的自杀，肯定不是因为自己的家产被自己政府发行的金圆券洗劫了，但确实和发行金圆券这件事是脱不了关系的，甚至可以说，这是压垮他对国民党信念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时陈布雷对金圆券迅速贬值的评价是： “国家利益被牺牲了，个人利益被牺牲了，却便宜了金融家。”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国内互联网有那么一小群人，在他们的观点言论中总能发现这样一句类似的话：“蒋公一世英名，一时大意，被土共坐了江山。”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军队拥有如此大的优势，蒋介石拥有如此高的威望和地位，却在短短三年多时间里，被一开始明显处于劣势的共产党军队逆转局势，真的是一句“一时大意”能解释的？ 但凡肯用点脑子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肯定不是如此。 金圆券的闹剧当然不能被解读为国民党丢掉大陆的唯一原因，但至少能为这场大溃败提供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注脚。 所以，多读一点历史，还是有好处的，知道胜为何胜，败为何败。 当然，也能让人从中吸取教训，避免再蹈覆辙。 End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金圆券改革决策内幕考》（张秀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02期） 2、《金圆券崩溃的前因后果》（金园同，《全球商业经典》，2017年07期） 3、《1948年王云五发行金圆券始末》（郭谦益，《江苏钱币》，2016年03期） 4、《1948年亲历金圆券的发行与崩溃》（杨小佛，《世纪》，2011年01期） 5、《1948年金圆券的发行及其最终命运》（王海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07期） 6、《王云五与金圆券币制改革逸事》（王晋阳，《金融经济》，2006年15期） 7、《金圆券的搏杀——蒋经国与杜月笙初斗上海滩》（张宗高，《党史纵横》，1996年05期） 8、《旧中国通货膨胀的恶例——金圆券发行内幕初探》（李金铮，《中国社会经济学史研究》，199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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