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向毅【1928一1965】，陕西乾县人，清华大学经济学系毕业，中共党员。新中国初创时期，经济学家，政论家，中共党史研究员，中共少数民数文化建设与边疆问题研究专家，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与政策研究室主任。承担中共中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古籍研究室研究指定课题，国家司局级干部。著有《国家税收与公共财政》《计划经济与市场管理》《中国历代民族区域治理与组织架构研究》《中囯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与边疆问题》《中共党史专题研究》《全民文化教育之初衷—摆脱文盲追求复兴》等。  （一）儿童时期 王向毅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王世禄是乾县师范学校图书馆主任，文史科先生。他聪明伶俐，乖巧讨喜，五岁便能背诵《三字经》《百字姓》《弟子规》等蒙学书。一九三七年九月，进入乾县敬业小学读书。一九四二年七月，王向毅以优异成绩考入陕西省省立乾县中学。 （二）立志之路 乾县中学放学之后，王向毅常常陪父亲身边，在乾师图书馆博览群书，跟父亲学习考据学。乾师严秉直先生教导道：“文理是相通的，只有文理兼修，人才会形神兼备，自然生动、灵巧不呆板。”于是，他常常阅读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并求教严先生，也常听严先生讲布尔什维克。从严先生处借阅到了《共产党宣言》与延安主办的《解放日报》，思想发生了改变。从此立志，追求真理，积极进步，参加抗日爱囯活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三日，张光庭、严秉直发动乾师学生运动，驱赶借建设学校之机贪污财物反动校长何守之，三百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写标语、发传单宣传，将这个贪婪无耻的校长赶出了校门。王向毅知道后，也想参加游行，被其父劝阻。 王世禄先生道：“此乃乾师家事，不要节外生枝而引来更大麻烦。” 其父书信，早以写好，让王向毅带书信，坐车奔赴省城，拜访其父同龄好友教育厅厅长王捷三先生，书信中向上级部门说明了此事件的起因。 王捷三先生道：“情况是否属实。” 王向毅道：“有人捐资助学为公，有人贪污财物为私。” 王捷三先生看他公私分明，有胆有识，少年英才。自此，两人结缘。 王捷三先生回信道：“录之兄：来信获悉，保存证据，省厅即派人查办，给乾师师生以交待。此子可教，必是栋梁之才，兄之幸也。如不嫌弃，余可传授知识予他。” 假期，父亲备好礼物，让他拜师。王捷三先生看他，尊师好学。于是，收入门下传授他《新儒学》与《中国伦理学》等知识。 一九四七年夏，王向毅参加上官克勤、严秉直组织领导的乾县人民群众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学生群众千余人上街游行，提出“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学生群众遭到国民党特务反动派的殴打、抓捕、关押，乾师、乾中等各校学生立即罢课抗议，企业、作坊、商店关门，工人罢工。 牢头一眼认出，调侃道：“这不是王家二少爷吗？咋跑这里享福来了，不愧是二少爷，就是二，骨头再硬，能硬过子弹吗？” 也没为难让他认罪画押，还给这个侄儿买了饭食，为了他的前程，通知了其父。其父哀叹道：这个稚子，生命不保，前途几何。最后，其父花钱，把他从牢房赎回。 奈何他就是不认错，他还与父亲理论，要父亲把所有人都解救出来。父亲既生气又宽慰，儿子长大了，有是非观念了，破了钱财，才免了灾，父亲没再理他，拂袖而去。他四处游荡，气消之后，回到学校，看到被关押的同学没回来。班里同学上前宽慰他，反而让他更加激愤。 王向毅站上讲台对同学们道：“四大家族，贵族官吏，中饱私囊，因循守旧，粉饰太平，虚张声势，老百姓积贫积弱，国家己经到了不可收拾之地步，堂堂华夏，要想跻身于世界中央，必须革命，改变这一切，唯有中共首府延安才能救中国，我决意投奔之。” 于是，不告而别家人，投奔中共首府延安，期望投身到人民民主革命的之中。后来，被其父王世禄先生委托朋友捉回继续上学，学业水平不断得到提高。中学期间，王向毅各门功课全优，高考成绩优秀。一九四八年七月，报考了国立清华大学经济学系。民国晚期，兵荒马乱，盗贼蜂起，朝迁市变，社会动荡混乱，处处有逃难的流民。 一九四八年九月，才收到了国立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开学告急，又是内战时期，为了安全，父亲王世禄先生托黄埔军校北上座村的亲友，花重金包了飞机，送爱子王向毅北上清华。 在清华大学开学典礼上，校长梅贻琦道：“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人生不能离群，而自修不能无独。大学有新民之道，则大学生者负新民工作之实际责任者也。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我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梁启超先生在《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中说：反省克己的做人、集中精力的做事、学以致用的做学问。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师生长期相处下，学生自然会受到老师的熏陶和影响，逐渐达到与老师相匹配甚至超越的境界。听了校长梅贻琦的讲话，胜读十年书。王向毅下定决心，发奋图强，力争上游，也想成为一代大师，像梅校长一样，学贯中西，能有一些学术上的成就。他师从陈岱孙先生门下，学习财政学、经济学概论、经济学说史，打下了政治经济学基础。师从冯友兰先生门下，研习《哲学与逻辑》，打下了坚实的科学思维逻辑和思想理论基础。他对《政治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派》《资本论》《社会契约论》《政府论》《西方经济学》《统计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国家金融》《国际贸易》《高等数学》等科学知识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学习英语，选修俄语，方便了博览西方的先进文化。他认真学习《西方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并对两者进行了深入的学习与细致的比较，学术水平显著提高。他常常借阅自然科学以及法学科的书籍，和同学们一起学习讨论，试图用西方的方法解决传统的问题。 王向毅常常听老师和学长的教诲，认真的体会清华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校强调爱清洁与守秩序，这与毕业后按步就班的实干精神密切联系。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学术是将积累的知识与材料，进行结构化组合和专门化分类，从而达到系统化运作和专业化服务的目的。简言之，就是把“学”的理论，转化成“术”的方法。做高深研究，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一是设备，二是教授。设备是生产能力的支柱，教授是卓越技艺的大师，这是所有知名大学的标准。 一九四八年寒假，王向毅没回老家。建筑系的同学说，他已报名参加由同学自己举办的寒假补习班，借用北京大学一处滩上的教室，他也住在北大宿舍。王向毅想这也是一件好事，一来教学相长，二来也可以逛逛北京城，因此他就答应和同学一起去。王向毅回忆道：“我去了我才知道，举办寒假学习班也是我们清华地下党组织的一项活动，我们社团的任务是向上级传送敌人布控的情报，给政府、军队、学校、作坊、居民区附近到处撒传单，宪兵到处抓捕共产党人与通共分子，我们就更换多个掩护地点，总能化险为夷，那时有破坏分子，社会治极差，常常停课自修。”  王向毅在清华大学上学期间，是我国历史发生转折的时期，即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也是个人历史发生转折的时期。他参加了科学社、文学社、唯真学会等社团，在唯真学会和共青团员一起做宣传活动，追求真理、真知与真相，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为迎接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准备工作，由一个进步学生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接受新知识，传播新文化，对民主与科学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与深刻的感悟，个性发展与创造意识显著增强，对建设新中国充满了信心与期待。一九五二年六月，王向毅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学系，获学士学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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