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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清代，一般人家还是睡炕的多，嘉庆时佚名《燕台口号》竹枝词云： “嵇康锻灶事堪师，土炕烧来暖可知。睡觉也须防炙背，积薪抱火始燃时。” 又道： “黄泥和水造煤炉，砖块徐添好治厨。活水借烹茶亦便，买来铋子是沙壶。”   从这两首诗可以知道，当年睡火炕时，尽管有炕火，可室中还须再生个泥炉子，方才暖和。这就等于房中要生两处火。寝室中生了火，厨房中也生火，那是用砖砌的灶，北京俗语叫高灶。贫寒人家把炕边的灶砌高些，是为着既能暖炕，又能烧饭，俗语叫“锅台连着炕”。锅台应在厨下，不应连炕，锅台连炕，盖自谦家贫之词也。“砖块徐添好治厨”,意思也就在此。《红楼梦》第五十一回，麝月对晴雯说：“他素日又不要汤壶，咱们那熏笼上又暖和，比不得那屋里炕凉……。”说明怡红院丫头是睡炕的，但烧得不热，其实热炕、尤其炕头，冬天是很暖和的，岂不闻“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 之说乎?李光庭《乡言解颐》说：“京师睡煤炕者多，……家乡多用柴炕。”烧煤和烧柴火力不一样。宫中用地炕，满地有火道。灶在廊子上 。   “庚子”之后，睡炕的渐少，睡床和铺板的多起来，在北京又时兴起一种取暖的洋炉子，那就是装有一节节马口铁皮烟筒的西式火炉。一般人家用的小号高二尺、大号高三尺左右，有出烟筒口可接铁皮烟筒通向户外。几十年前，北京一般人家都是从天津洋行中买来的进口货，不但很少有暖气，即便很阔气的商号，也生洋炉子，不过体积大，而且装饰也考究。还记得看见过的廊房头条天宝金店的大炉子，地面上一个大炉盘，中间放着镶有黄铜饰件的又粗又大的特殊样式的炉子，上头还有洋文珐琅商标，擦得又光又亮。四周还围着黄铜“炉挡”,亮晶晶的像三面小屏风。这种高级精美的洋炉子，现在是很难见到了。不管小洋炉子也好，大洋炉子也好，那都是要烧块煤，即元煤的。   在有洋沪子之前，北京人家取暖都是用没有烟筒的煤球炉子。高级的样子像大铜香炉似的，烧块煤也烧煤球，此外就是木炭火盆。明、清宫廷中多用火盆，明代宫中每年要用木炭二千六百多万斤，清代乾隆时用六、七百万斤，就是非常节约了。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十月，太和殿廷试，天气十分寒冷，雍正手谕总管太监：“将大火盆多为预备，免致笔砚凝冻。”可见当时木炭火盆之普遍了。  清末民初时，北京烧木炭火盆的人家还有不少，后来逐渐由洋炉子取代，木炭火盆才越来越少了。实际木炭火盆是一种很不实用且又浪费的东西。记得有一年在南京办公室中生火盆，一天要烧二十多斤木炭，合到二元多钱，当时东西还便宜，二元钱可买四斤肉了。装一个带烟囱的炉子，既暖和又没有烟，哪里会用得了这么多钱? 北京一般习惯农历十月初一开始笼火(即生火),农历二月二撤火。《春明采风志》记云： “京师居人，例于十月初一添设煤火，二月初二日撒之，炉多用'不灰木’者，以其四周皆暖也……近岁有薄铁做成者，轻而便。” 所说“不灰木”是一种外面铁架子，中间像绍兴酒坛子般的白泥炉子，四周是石棉泥作的，不怕火烧，像“火浣布”一样，人们给它起的怪名字。这种炉子后来全部为铁炉子所代替，早已看不到了。    北京过冬屋里生个小炉子，暖洋洋的，颇有意趣。但可不能使用没烟筒的炉子，弄不好会煤气中毒，很危险的。后来新造房子都有暖气设备，再过若干年，各种煤炉恐怕都要进博物馆了。 阅读链接  邓云乡，学名邓云骧（1924.8.28----1999.2.9）山西省灵丘东河南镇人。上海红学界元老，与魏绍昌、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青少年时期，先后在北京西城中学、师范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求学。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教山西大同中学、天津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中央燃料工业部工作。1953年10月起，先后在苏州电校与南京电校教书。1956年1月在上海电力学院教书，至1993年退休。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京畿学堂 主办：许振东名师工作室 编辑：陈红 审校：张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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