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论类文章由史兴论，将叙述史实与抒发议论结合起来，最终大抵要达到借史讽今的目的。 但是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往往会觉得有一种撕裂感。比如司马迁《屈原列传》里的楚怀王，四字以蔽之，昏庸无能；比如贾谊《过秦论（上）》和杜牧《阿房宫赋》中的秦国，真的是不施行仁义而导致的灭亡吗？上课的时候，有一定阅读量的学生基本都会有类似的疑问。 针对这些，我想说，首先，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尤其是阅读历史类，最好横纵比较，兼听则明；第二，史论类文章不完全等同于史书，作者往往“以论择史”。就像我们写议论文一样，事例论据往往选择有利于己方观点的一面，而不求完备。至于史书中的“太史公曰”，无可厚非，史家虽说应该追求秉笔直书、“零度写作”，但毕竟也是活生生的人，阐述史实之余，发表发表观点看法未尝不可。但是孔老夫子创造的“春秋笔法”我实在不知道该不该当成史书来读。 《五代史伶官传序》被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评价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该文也是史论文的典范。 讲授本文，涉猎历史背景较多。单独列出，未免棱角分明，不够圆融。我的基本思路是：以论择史，先言论，再析史，历史背景穿插其中。 六一居士（藏书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翁一位）所修《新五代史》，共七十四卷，作者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作为有唐以降唯一一部私修史书，它否定了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的《五代史》（《旧五代史》）“王朝的更迭是天命所致”的观点。所以，本文开篇兴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不排除天理命数的影响，但更不能否定人的因素。 开宗明义，之后就是择史以证。 然而，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分明是给“伶官传”做的序文，为何“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首这就需要我们了解“序”这种文体。所谓序文，相当于“前言”或者编者的“按语”，它或是提纲挈领地评价该书内容，或者叙述著书作文的缘由，以便于读者理解。如《滕王阁序》、《兰亭集序》、《琵琶行并序》。本文属于哪种呢？统揽全文，除了“数十伶人困之”外，只字未提伶官，所以排除前者。那就只能是后者，即著述缘由，这缘由当然包括了写作意图。 那作者的意图是什么呢？前面说过，借史讽今。 北宋王朝建立后，随着土地和财富的高度集中，统治集团日益腐化。在外，北方少数民族不断进犯；在内，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锐。面对这种形势，北宋统治者不但不力求振作，反而每年都要靠纳币输绢以求一夕安稳，颇有老苏笔下“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的迹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欧阳修是选择伶官，还是选择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兴亡史，来达到“讽今”的目的更好呢？明显是后者。所以，主角必然是后唐庄宗李存勖。 其实这就好比贾谊要规劝汉文帝行仁政以休养生息，就必然会选择秦朝统治者不行仁政的部分，于是我们看到《过秦论》上中下三篇，分别主论秦始皇、胡亥、子婴；苏洵要规劝当朝不要纳贡求安，那就得选六国“弊在赂秦”的事儿；杜牧要讽劝唐敬宗莫要大起宫室，广声色，那就得写修建阿房宫的劳民伤财招致楚人一炬。 这就是典型的以论择史。 下一步就该来看看这段历史了。 如果有人写一本《穿越者避雷指南》的话，里面一定会有“五代十国”时期。这段时期用欧阳修的话说，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比礼崩乐坏还要严重。 从公元907年朱温称帝起，到960年北宋建立止，短短53年间，中原以外有吴、南唐、吴越、楚 、 闽 、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军阀割据”的独立王国，中原地区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前后相继，先后换了四姓十四个国君，篡位、弑君家常便饭一样。后唐庄宗李存勖就是其中一位。 欧阳修用一句话简单地概括了一下他要选用的历史：“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失之者”。 我们来看庄宗“得天下”这一段。 作者并未直接写李存勖如何文武兼备，一举夺得天下，而是先从他老爹晋王李克用写起。这个突厥沙陀分部的猛将，临终前给儿子留了个下副本的任务——把当年插你爹两刀的那些个两面三刀的家伙灭了，并且强调“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再看庄宗，果然虎父无犬子。这一段描写相当传神。欧阳修采用大量动词，直接为我们塑造了一位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矢志奋斗，砥砺前行，最终大仇得报，登上帝位的超级励志的复仇大男主形象。作者评价：“何其壮也！” 再来看“失天下”。 “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似乎嗅到了熟悉的味道，对，就是《过秦论》的那句“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为什么响应者众多？“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一代战神为何沦落到如此地步？这些都激发读者的探求欲望：庄宗做了皇帝后到底干了什么，这么遭人恨？事实上，庄宗后期沉湎声色，用人无方，重用伶人、宦官，猜忌、杀戮功臣，横征暴敛，以致百姓困苦、藩镇怨愤、士卒离心。随后叛乱四起，拥有重兵的伶官拒不发兵，而庄宗亲征又告败北，众叛亲离之期，伶官又乘危作乱，用乱箭射死了庄宗。但此处，作者没有详细去写个中缘由，倒是补充了期间细节：“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隔着纸张都闻到了褒贬之味。紧随其后的一句“何其衰也”，与得天下的“何其盛也”对比鲜明。盛衰之间，唯凸显庄宗一人而已，从而引出议论“抑本其成败之际，而皆自于人欤”，回扣篇首观点。 原本文章至此就可结束，但欧阳修似乎胸臆未尽，继续剖析。 既然盛衰由人，那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才能十五年得天下，三年失天下？原来是“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此处可关联者甚多，比如欧阳修自己引用的“满招损，谦得益”，比如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中的“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得天下之际，庄宗必然忧劳勤勉，谦虚谨慎，竭诚待下；失天下之因，在其逸豫享乐，骄傲自满，纵情傲物。“满”“谦”“忧劳”“逸豫”，乃至于“竭诚”“纵情”，这些不都是“人事”吗？至此，论证在原基础上更进一步。 那圣主究竟是怎么渐进式地变成昏君的？ 请不要怀疑打天下的帝王的智商，他们当然知道玩物丧志。只是处于至尊之位的他们心里想的是，自己都一代帝王了，玩一玩、乐一乐怎么了？殊不知“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一句具有普世价值的论断。魏征有言：“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位高权重者如此。汉武帝刘彻当年何其神武，晚年乖僻执拗，穷兵黩武；唐玄宗李隆基亲手缔造开元盛世，后来也沉湎美色，耽于淫乐。普通百姓亦如此。诸君还记得《人民的名义》吗？小官巨贪就是从第一次的小数额开始，到后来的无法自已。有的知识分子，年轻时埋头苦干，事业辉煌；得志便猖狂，或沉溺享乐，身败名裂；或贪图金钱，斯文扫地。这也应了欧阳修在文中的最后一句话：“岂独伶人也哉”！ 人有所爱，无可非议。袁隆平爱水稻，屠呦呦爱草药，梁思成爱建筑，叶嘉莹爱诗书，无人诟病，反受敬仰，在于所爱即所事。而商纣王爱美色，宋徽宗爱书画，后唐庄在爱搞乐队，亡国丧家，在于失了主次分寸。所以，唐太宗玩鸟，魏征就担心他玩上头，拉着他唠嗑；宋太祖打鸟，大臣就上奏一堆事，扰他“雅兴”。现实生活中，人们躺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和百多年前躺在烟榻上抽大烟何其相似？可有人想过“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回观全文，开篇直言盛衰在人，紧随庄宗得、失天下之史实以自证；随后分述得、失天下的过程，形成对比，内涵褒贬，引发思考；进而重申观点加以回扣，并步步深入，层层递进；最终推论出醒世恒言。不愧是文坛巨擘，由史兴论，借史讽今，讽的岂止北宋、岂止今，分明是六合古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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