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的十几年里，曾多次巡视全国，立石刻歌颂秦德。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有《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芝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等七种，其中有四种在今山东境内，琅琊台刻石是其中之一。  《琅琊刻石》又称“琅琊台刻石”等。传为李斯所书，属小篆书法作品，与《峄山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合称“秦四山刻石”。 残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现藏刻石为石灰岩石质，色黝黑，纹理彻，高129厘米，宽67.5厘米，厚37厘米。刻辞残存13行，86字。其中首行2字，二行5字，三行7字，四、五、六、七行各8字，厚37厘米。刻辞残存13行，86字。其中首行2字，二行5字，三行7字，四、五、六、七行各8字，末行3字。前2行为秦始皇从臣的官职和姓名，后11行为秦二世时补刻的诏书及其从臣姓名。字迹漫漶。是中国现存最古老刻石之一，秦刻石存字最多者，世称秦篆之精品。  现存刻辞如下: 五夫 五大夫杨樛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秦二世继位后，于元年(前209)春东行郡县至琅琊台，在始皇所立刻石旁加刻诏书，以彰明先帝功德。据清代志书记载，刻石为棱形锥体，高1丈5尺，下宽6尺，上宽5尺，上半部宽3尺，顶宽2尺5寸(清代工部营造尺1尺等于23厘米)。 秦琅琊刻石，是中国最早的的刻石之一，因刻立在琅琊台上，故称“琅琊刻石”，也称秦碑，均为秦相李斯所书，是秦朝统一全国文字的典范之作，为历代史学家和书法家所推崇。研究琅琊刻石，对于研究秦代社会、政治、文化变革和中国书法发展渊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琅琊刻石》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帝一次东巡琅琊期间，为秦相李斯所书写。始皇三十七年，嬴政去世，次年，二世胡亥东巡琅琊，李斯等大臣随行，于始皇所立石旁加刻诏书，以彰始皇成功盛德。至宋代苏轼为密州太守时，始皇刻石已泯灭不存，仅存秦二世元年所加刻辞，世称二世诏文，也就是现在保存下来的琅琊台刻石。 琅琊台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东临龙湾，西靠琅琊镇，北依车轮山，南有千古名胜琅琊台，与青岛隔海相望。琅琊台古有中国五大港口之称，因秦始皇三度东临，筑台并遣徐福东度求仙，开启中日文化交流先河而蜚声海内外。 琅琊台刻石为秦代记功刻石，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巡郡县，南登琅琊，'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其颂词凡497字，传为李斯所书。 《琅琊刻石》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始皇颂诗”）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后半部分（“二世诏书”）刻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 《峄山刻石》的前半部分刻497字，前289字记述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绩，后208字记录李斯、王绾等随从大臣的名字及议立碑刻的事迹；后半部分刻79字，记录了李斯随同秦二世出巡时上书请求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刻诏书的情况。残石高132.2厘米，宽65.8－71.3厘米，厚36.2厘米，存13行87字。书法上，其笔画接近《石鼓文》，用笔浑融中见秀丽，结体的曲折部分（即弧形）比《泰山刻石》圆活，更表现出活泼的意趣；左右两部分的合体字，错落布置，形成对比，有的还造成险势，显得多姿多彩而又不失对称与均衡。 琅琊刻石共有两块。第一块为秦始皇颂德石刻，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第一次巡狩琅琊时所刻，全文有497字，文字之多，为全国之最。 【始皇颂诗】全文： 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轻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琊。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状、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夫=杨缪从，与议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正，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全石，以为表经。” 另一石刻为“二世诏书”，系秦始皇死后二世胡亥登基，于二世元年（前209），来琅琊在颂德石刻之旁刻诏书，世称“二世诏书”。全文共79字。 【二世诏书】全文：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附注：①加框表示残石存字；=表示合文。 ②清代严可均据残石认为原石上“始皇颂诗”的第二段所刻为“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状、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缪”。 【艺术鉴赏】 琅琊台刻石是小篆代表作之一，也是秦代传世最可信的石刻之一，距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为研究篆书、篆刻学和学习小篆的人必学之作。刻石高129厘米，宽67.5厘米，厚37厘米。今存原石本13行，计86字，笔画接近石鼓文，用笔即雄浑又秀丽，结体比泰山刻石更修长、圆活，为秦篆的代表作。 小篆是指秦始皇时命李斯等人实行“书同文”，以秦篆为基础，统一六国文字而出现的一种简化的规范文字。小篆笔法圆融平正，结体典雅和平，而且有规可循，是识篆与了解文字本义的唯一门径，秦篆又称“玉筋篆”。李斯所书《琅琊》、《峄山》等石刻，就是小篆的典型。小篆发展到清代，线条变粗，而且突破笔画粗细、顿挫、迟速、轻重、方圆的变化。小篆的另一个分支是汉篆，用笔上掺以方折的隶意，而入印的篆书更为方折，又称缪篆，即摹印篆。 共残存八十四字（如连合文两字计为八十六字），与“泰山刻石”内含有的五十三字传为李斯书写。因年代久远水泐风化，字痕残烂模糊，许多笔画较难辨认。但仍可看出字体风格与“泰山刻石”有较大区别，与宋人翻刻的“绎山刻石”、“会稽刻石”笔画、结体呆板，更有天壤之别。字体较其他刻石高宽比略长，特别是笔画圆转，笔意婀娜，横画不少呈上拱笔势，撇捺舒张，而且可以看出笔意的粗细变化。 书法上，《琅琊刻石》的线条圆润劲挺，在技法上与后世篆刻中的“冲刀法”更为接近。笔画线条上，总体粗细均匀，给人以圆浑厚重之感。具体而言，“大夫”二字为合文，或向两边斜向下书写，或作横画，到达两端后再延伸向下；“皇”字中“白”字上端先作短竖后向左右分开，或分开部分作平直状，或作斜直向下书写；“金”字的四点或均为直线向外斜出，或均是先纵向一段，接着向外平出，转折处为圆中带方；“也”字的下半部分的线条或先向左下后向右下，弧度较大，或直向下后转向右下，弧度较小。结体上，同一个字结体相同，均高长紧密端正，可谓法度谨严、雍容典雅、古厚圆浑，给人以古意盎然之感。 【作品评价】 琅琊刻石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及书法艺术价值，历代都有很高的评价。 △始皇政暴而文泽。刘勰《文心雕龙》 △秦虽无道，然所立有绝人者，文字之工，世亦莫及。苏轼《书琅琊篆后》 △拳如钗股直如筋，屈铁碾玉秀且奇。千年瘦劲益飞功，回视诸家肥更痴。元代.郝经 △秦篆简直，如《峄山》《琅邪台》等碑是也。清代.刘熙载《艺概·卷五·书概》 △近有推此为宇内第一碑者，盖不信《石鼓》为周制耳。自《泰山刻石》毁于火，《芝罘刻石》沦于水，赢秦之迹，惟此巍然。虽磨泐最甚，而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近代.杨守敬《激素飞清阁评碑记·卷一·琅玡台刻石》） △琅琊石刻十二行为斯相的迹。二世诏书于会稽、泰山、碣石略同，惟前文异耳。古泽渊懿，具有典漠训诰遗意。斯相小篆仅存兹石。泰山毁于火，零落十字。会稽久佚，碣石出自抚本。此刻一发千钧，直如麟凤。近代.吴昌硕《吴昌硕谈艺录·秦琅琊台石刻》） △《琅琊》秦书，茂密苍深，当为极则。近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二·体变第四》 △今秦篆犹存者，有《琅琊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碣》《石门刻石》，皆李斯所作，以为正体，体并圆长，而秦权、秦量即变方扁。近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二·分变第五》 △《石鼓》为篆之宗，《琅琊台》《开母庙》辅之。近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四·十六宗第十六》 △秦斯《琅玡石刻》茂密极矣。近代书法家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六·论书绝句第二十七》 △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近现代.鲁迅 【历史传承】 ◇琅琊台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驻地东南5千米处，三面临海，海拔183米。因刻石立台上而得名'琅琊台刻石'。 ◇据《吴越春秋》记载，春秋时代，越王勾践于越王勾践二十四年（前473年）攻灭吴国以后，为向北扩张以称霸中原，曾徙都于琅琊，并在琅琊筑台，建“望越楼”。 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东巡郡县，曾三次亲到琅琊。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东巡郡县，南登琅琊，于琅琊台上刊刻《琅琊刻石》（前半部分），歌颂秦之功德。《史记》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于琅琊台下，复十二岁，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德意'。 〇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春季，秦二世为威服海内而效法秦始皇巡视郡县，东巡碣石、会稽等地。李斯同行，奏请秦二世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上刻诏书以彰显先帝成功盛德，于是在《琅琊刻石》上加刻诏书（后半部分）。 〇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时任密州知州的苏轼登琅琊台时，始皇颂诗已泯灭，仅存二世诏书。其《书琅琊篆后》记曰：“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亲巡东方海上，登琅琊台观日出，乐而忘归，徙黔首三万家于台下，刻石颂秦德焉。二世元年，复刻诏书其旁，今颂诗亡矣，其从臣姓名仅有存者，而二世诏书具在。” 〇宋政和元年（1111），金石学家赵明诚，闲居青州时，偕夫人李清照，曾回故里诸城，去琅琊台摩挲刻石，作了深入考证，他在其名著《金石录》中记述：“秦琅琊刻石，在今密州（诸城），其颂诗亡矣，独从臣姓名及二世诏书尚存。”据此可见其保存梗概。 〇经金、元及至明代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诸城知县颜悦道重修琅琊台时在庙院立石碑一座，将残存二世诏书刻石镶嵌于碑上妥善保护。 〇清代顺治年间（1644年－1661年），诸城知县程淓于碑石南面磨其迸裂痕，刻“长天一色”四字，署名而隐其姓。 〇清代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诸城知县宫懋让见刻石行将迸裂，熔铁“束之铁箝，得以不泐。” 〇清乾隆《诸城县志》记载:'石高丈五尺，下宽六尺，中宽五尺，上半宽三尺，顶宽二尺三寸，厚二尺五寸，今存字十二行，共八十四字，字径寸五分'。'石色黝青，纹理彻上下多成罅纹，南面迸裂五分之一'。 〇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铁束散断，刻石碎。其后知县毛澄筑亭覆之，加以保护。 〇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亭圮，石刻又遭雷击而破碎，散失在荆棘中。 〇民国十年（1921），诸城县教育局长王景祥，奉省令保护古迹，遂派县视学王培祜，偕诸城有名的诗人金石收藏家孟昭鸿（方陆），共赴琅琊台考察，将散落于荆棘丛中的石刻碎片，收集运至诸城经粘合修复后，移置诸城县署保存，经校对尚缺数石，次年（1922）春，王培祜及孟昭鸿等，又去琅琊台，访求诸道院及台下居民，又得数石运回，再为校对，竟成完璧，粘合后，嵌立在教育局古物保护所中。并记录得石始末，有孟昭鸿、柯昌泗等刻跋。 王景祥亲自撰文《秦碑收集记》，由孟昭鸿用隶书体书写，并由鞠瑞墀刻石以志之，其文云： “吾邑琅邪台秦刻石，残蚀破碎，或传倾落海中。中华民国十年，景祥承之邑中教务，选奉省令保存古迹，遂属县视学王君培祜，亲往琅邪台，从事搜寻，见零星断石，弃置荆棘中。地处滨海，保护匪易，恐日久湮没，乃亟运城中，详绎其文尚多残缺。翌年春，王君复往访诸道院及台下居人，又得数石，综校前后所获得，竟成完璧。爰命工粘合，嵌置于教育局古物保护所中。二千余年前古物，由破碎而完成，非有鬼神呵护，曷以致此，因详书颠末，以志欣幸。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诸城教育局长王景祥识，孟昭鸿书，鞠瑞墀刻石。”志文详尽地记述收集刻石情况及其始末，是十分难得的文字资料。现志文石刻已失，仅存拓片照片。 〇1938年，日寇侵占诸城。为保护琅琊刻石安全，人们将刻石迁于文庙孔子牌位后收藏。后因日寇欲将文庙作为军火库，强令迁出孔子牌位，遂将刻石移往天齐庙。 〇1940年，伪县政府整修天齐庙，又将刻石移至庙东道士房内。 〇1945年，又移至臧氏班经堂内收藏。其间，日寇发现刻石，如获至宝，强令送往日军驻地文庙，企图运回日本。当时有爱国人士崔子山，巧妙应付，将刻石装入箱内，抬往后营小学，委托校长李锡琪、教员马警民等妥为收藏，藏于校南院小楼底下。为安全起见，大家将刻石及王景祥撰文、孟昭鸿书写的“秦碑收集记”刻石，一并嵌于墙内，后由徐天石用泥涂抹掩盖。经过多人的努力，刻石得以保存。 〇1949年，胶东行署文管会派诸城人、著名雕刻家、教授石可亲至诸城收集刻石，在诸城金石爱好者、雕刻家、书法家王子光带领下找到了刻石。后来，刻石被运至行署，后又调往济南省文物保护部门保存。 〇解放后，移置山东省博物馆。 〇1959年，调往北京，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于历史博物馆大厅内，为国家一级文物。 〇1992年10月，胶南市委员会、胶南市政府决定修复琅琊台，并延请当代书法家熊伯齐依《琅琊刻石》原文重篆，取青州墨青石镌刻，历时一年余，于1994年5月在琅琊台上立《重刻秦琅琊刻石碑》。碑高4.08米，底宽2米，中宽1.68米，上宽1米，厚0.9米。 〇清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广东高要人何瑗玉摹刻有《清摹刻秦琅琊台碑》。碑高1.15米，宽0.83米，原置于广东肇庆七星岩，后移至广州六榕寺，1963年再迁置广州博物馆碑廊。碑以肇庆端砚石刻制，已从上而下斜折断为两半，未损文字。 琅琊刻石，历经沧桑，经过了两千余年的风风雨雨。保存非易，多次濒临泯灭，有识之士，予以多方保护，才赖以保全。今虽然残破不堪，文字也模糊不清，但它历史价值和书法价值，却永存于世，以供人们去追寻历史的脚步。 《琅琊刻石》残石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为国宝级文物，世人无已见得，能见到的是传世的各种刻石拓本。现在究竟有多少琅琊台刻石拓本存世不得而知，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均为各博物馆馆藏、个人收藏以及文物市场流通几个渠道。目前所见到过的拓本有三十余种，估计收藏于民间未现世的还有不少。这些拓本的形成年代、拓制人、收藏者均不同，今给大家介绍几种主要拓本 《琅琊刻石》流传于世的拓本大致有： 〇《原石本》即清初所传拓本，只有二世诏书12行，凡84字。清代学者阮元曾遣书佐至琅琊台，剔秦篆于榛莽中，拓之多得“五夫”二字，凡13行，86字。 〇《文勋摹本》北宋书法家文勋应苏轼之请摹写，曾摹刻入《澄清堂帖》（卷十一），后有苏轼《书琅琊篆后》。 〇《严可均写本》清代嘉庆十三年（1808年）八月，举人严可均据《史记》所载，仿家藏旧拓本式重写全文，字形大小悉依真迹。同治十一年（1872年），周昌富钩摹上石，每半页3行，每行4字，凡18页，后有周昌富、沈善登、吴云、严辰、顾恩来五人跋。 〇《故宫藏本》此拓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馆，拓制完整，字迹清楚，品相完好，是当今人们最为熟知的《琅琊台刻石》拓本。《中国美术全集》、《中国历代书法精粹》、《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等权威书籍以及当今各书法教范均使用该拓本。 该拓本在故宫博物馆院公开列展，只要进故宫游览就可以欣赏到。拓本的题记跋文均用小篆写成，与原刻石文字相互照应，显得比较协调，字迹规整清楚，也容易识别。题记跋文为前后两部分，前记为吴大瀓所题： 秦琅琊台刻石为斯相仅存之迹，与秦山二十九字本同为世宝。尚无精拓本，俗工又皆遗去前二行“五夫=，五夫=杨谬”数字及后一行“制曰可”三字。此本为陈寿卿学士所寄，朝乾嘉旧拓本无此精到。隐壶五兄见而爱之，即以奉赠。丙子孟东大瀓记。尾跋为号“隐壶”者注：后八年龙集甲申重九日河崋游人始付装池，以便阅玩，属弟石琴篆书始末。全藏本有“隐壶”等数枚钤印。 此拓本的题跋齐全，拓本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从跋中可以看出此品为清代学者、收藏家陈介祺所拓。他把此件寄赠吴大瀓，吴又转赠给号“隐壶”的朋友，并为其题记。 吴大瀓（1835~1902），初名大淳，字止敬，又字情卿，号恒轩，江苏省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清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历任广东巡抚，湖南巡抚，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等职。清代学者，金石家、书法家。善画山水、花卉、书法精于篆书，精鉴别，喜收藏。著有《说文古籀补》、《古玉图考》、《权衡度量考》、《愙斋集古录》、《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愙斋文集》等。 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簠斋，山东潍县人，中国清代金石学家。他出生于一个官僚之家，父亲陈官俊是嘉庆十三年进士，历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和协办大学时等职。陈介祺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等。咸丰四年（1854）母亲在家病故，他借故丁忧归里，不再复出。他嗜好收藏文物，藏有的毛公鼎，和潘祖荫藏的孟鼎、克鼎并称“三宝”；著名的“齐国三量”（子禾子釜、陈纯釜、左关和）也是他的藏品。他收藏极丰，曾自撰对联：“陶文齐鲁四千种，印豪周秦一万字”。 根据记载，陈介祺的拓制《琅琊台刻石》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觅良工洗石精拓”，因此，其精拓本也就成了后来与各种拓本进行比较的一个标杆。 陈介祺的这次精拓一共拓了多少件，都没有明确明的记载，从目前存世情况看，有多件为陈拓，目前藏于各大博物馆以及私人手中。至于拓制时间，从陈介祺的生平看，应该是在咸丰四年（1854）年以后，估计在同治期间。咸丰四年，陈介祺丁忧回潍县老家，潍县距离琅琊台较近，当时刻石还存于琅琊台上，尚未毁失，方便拓制。现存的故宫藏本题记：“此本为陈寿卿学士所……”，署期为“丙子”（1876），说明陈介祺洗石精拓在此之前。这在另一件早于陈拓的“仪征方鼎藏本”的跋文中亦可得到证实。 〇《黄岛博物馆藏本》此本发现于1980年，征集于1982年，现存青岛市黄岛区博物馆，是该博物馆的重要藏品之一。拓本尺寸为75*66cm（不包括装裱部分） 关于该拓本的发现、征集及鉴定过程，地方文化学者王群、刘圣文、王景东均曾撰文讲述：1980年夏，时任琅琊镇文化站长的刘圣文得知该镇陈家台后村农民肖永利收藏有秦《琅琊刻石》与颜悦道《登琅琊述》石碑的原拓本，便向时任文化局副局长的王群进行汇报。王、刘二人及博物馆馆长王景东经过对实物辨认，认为应属难得的珍贵文物。原收藏者肖永利讲，该藏品是父亲传给他的，其祖父所拓，已历经三代收藏。肖永利最终将此品捐赠给国家，存放于原胶南市博物馆。 1982年9月王群、王景东等数人携该拓片和另两件书画文物去北京，送专家鉴定评价。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资深专家史树青、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王宏均等文物专家，对包括《琅琊台刻石》在内的三件文物进行鉴定，认为均属真品，并对其给予高度评价，并嘱咐一定妥善保管。后史树青先生又联系北京上好的店家对《琅琊台刻石》拓本和颜悦道石碑旧拓本进行了精细装裱。青岛市黄岛区博物馆（原胶南市博物馆）所藏《琅琊台刻石》拓本就是那件经北京鉴定和装裱过得原拓本。 博物馆考虑到保管条件原因，本品没有在展厅列展，而作为珍贵文物存放在仓库，列为古代书画类1号藏品。这件《琅琊台刻石》的原拓本。 拓工高超，装裱精良，保管状况良好，从拓制情况看应是专业高手所为。传世的《琅琊台刻石》拓本不少，但真正的好品相完本却不多，有的拓工粗俗，字迹不清，效果低劣；有的拓工尚可但内容不全，少前二行“五夫=、五夫=杨樛”，或者缺后边的“制曰可”三字，有的甚至首尾俱缺。难得可贵的是，该拓本不仅拓工高超，而且内容俱全，不大可能是当地一般乡绅之作，经与其他拓本的影本比对，倾向于陈介祺拓本同批原拓。唯一缺憾是，该拓中有两处小的残缺，第9行第2字丞相之“相”下缺一块，幸未影响到字；第10行第1字之“史”字缺失左部；第11行第1字“请”字缺失右上部。经过辨识，此残缺不属原拓问题，应是裱装之前的长期保存过程中发生破碎之故。总体品相上看，该拓本是当今传世拓本中较好的原拓本。 〇《卢清泽藏本》此本为卢清泽先生收藏，故称卢清泽藏本。 该拓本与原石的经历颇有一点传奇色彩：至宋代苏轼为密州太守时，刻石已泯灭不存，仅存秦二世元年所加刻辞；清乾隆间刻石断裂，懋让知县事，见状便熔铁将刻石束捆，保住了石刻不散；道光期间刻石址筑有一个亭子加以保护；光绪二十六年（1921）四月琅琊台经历一次大雷雨，可能受雷击的原因，这一次刻石彻底毁散了。20年后的民国十年(1921)和十一年，诸城教育局长王景祥派视学王培前后两次到琅琊台搜寻散碎的残石，幸运的是残石基本找全而且伤损很少，便移置县属，将散碎石拼凑粘合。民国十五年（1926）另携一石介绍了得石始末，由王景祥题识，孟昭鸿作书，鞠瑞墀刻石。 收藏人卢清泽，青岛市黄岛区书法家协会主席，长于篆书，精通金石，喜爱收藏。据他本人讲，该拓本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通过游人所得，与该本相同的拓本还有一件，现收藏于孟庆泰。孟庆泰，当代书法家，其祖父就是上面所说为重新粘合的琅琊台刻石作书的孟昭鸿。孟昭鸿（1883~1947），字方陆、方儒，近现代书法家、藏书家，美术家，祖居诸城，后居青岛。工诗文、擅汉隶，精治印、善鉴赏。 卢清泽藏本尺寸为95×76cm，无裱装，文字齐全，拓工上乘，保存状况良好。拓本分为两部分，左部分为琅琊台刻石内容，右部分为携记事碑内容，两部分为一整拓。通过拓本比较，原石虽经历毁散又经寻找拼凑，但粘合后与之前残石无差别。更为难得的是，原石与后携记事碑，共拓一本，比之其他拓本更有价值。该拓本制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后琅琊台刻石运至山东博物馆存放，1959年移置中国历史博物馆。入北京后的琅琊台刻石处于严格保护状态，不允许再用来制拓。不清楚原石存放山东博物馆期间是否制作过拓本，现在也没有见到此种拓本传世，如果没有，卢藏本就是时间上离现在最近，也是最后一批拓本。该拓本携刻记事碑文长跋于后，介绍了原石毁失并再生的过程，为琅琊台刻石留下来宝贵的文字资料，更显弥足珍贵。 《琅琊台刻石》原拓本除了上述藏本外，博物馆及文物市场能见到的还有不少，曾经出现在拍卖会上的就有：《兰西藏本》、《程屺怀藏本》、《汾阳韩学伊藏本》、《汉鹿斋藏本》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