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观点
题目 | 近代中国第三次科学化浪潮下科普期刊的出版与科学传播 来源 | 《出版与印刷》2024年第5期 作者 | 吕强，张莹莹 作者单位 |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Doi | 10.19619/j.issn.1007-1938.2024.00.052 引用参考文献格式： 吕强，张莹莹.近代中国第三次科学化浪潮下科普期刊的出版与科学传播[J].出版与印刷，2024(5)：75-86. 摘要 | 梳理近代中国第三次科学化浪潮背景下科普期刊的发展及其在科学普及中的作用，总结分析其策略及价值，为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提供材料支撑，为当下的科普出版行业发展提供有益经验。文章通过分析考证文献，对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期间出版发行的具有代表性的科普期刊进行梳理，分析其内容、形式、编辑、作者等，发现该时期科普期刊内容丰富，具有主体多元、主笔权威、画报盛行和面向大众的新特点，在其科学传播的过程中采用了传播内容全而精、传播方式图文并茂和传播过程注重双向互动等传播策略。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期间出版的科普期刊通过一系列的出版实践，不仅弱化了科学传播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打破了 “精英主义”科普受众观，而且还唤醒了民众爱国意识、补充了大众战备知识，启迪民智克服了社会陋习，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科学走进大众，推动了中国科技史向前发展。 关键词 | 第三次科学化浪潮 ；科普期刊 ；科学传播 ；传播策略 → 查看HTML全文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断寻求挽救国家的道路，于洋务运动、新文化运动和科学化运动这三个时期，分别掀起了三次科学化的浪潮。在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民族危机愈发严重，在“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发起了面向大众的普及科学运动，秉持着把普通科学知识和新闻输送到民间的宗旨，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三次科学化浪潮。 第三次科学化浪潮发生后获得社会的广泛响应，在此期间吸引了大量的科研机构和政府官员、学者不断加入，直至1937年因全面抗战爆发而被迫中止。尽管持续的时间很短，但催生出的一批以大众科普为办刊宗旨的科普期刊，承担了主要的科学传播工作，并以其强大的传播效果成为推动第三次科学化浪潮进程的重要载体，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学界也关注到了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期间的大众科普期刊，例如吴永贵等[1]、陶贤都等[2]、王细荣等[3]，对《科学》《科学画报》《科学世界》等多个科普期刊展开了深入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大都局限于个例，较为零散，未对它们的出版特点和传播策略做出归类和总结，且忽略了大量影响范围较小的科普期刊。笔者在广泛获取资料的基础上，从知识生产与流通的视角出发，探讨作为一种强大的传播媒介，科普期刊在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时期出版的概况、内容、特点及其传播策略，并总结其历史价值，以期为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提供材料支撑，为当下的科普出版行业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 一、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时期科普期刊的出版 科普期刊是专门宣传普及科学知识的刊物，大多兼具科学性、通俗性和趣味性。自1876年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在上海创办《格致汇编》伊始，科普期刊就是近代中国科学知识的主要传播媒介。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国社会科学文化形塑的重要奠基期，伴随着科学传播事业的发展和国人对科学问题认知的加深，科普期刊的出版也获得良好发展。 近代科普期刊的出版事业以三次科学化浪潮为分界线，呈现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895年洋务运动后，该时期科普期刊办刊主体主要是外国传教士和留日学生，内容基本为直接翻译的西方基础科学知识，虽发行范围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国人的眼界。第二阶段为1915年新文化运动后，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旗帜激励了更多知识分子投身于科学普及的事业中，国人自办的科普期刊数量剧增，内容除翻译外国科普期刊外，还增加了原创科普作品，发行范围进一步扩大，极大弘扬了科学思想，促进了民众的科学启蒙。第三阶段为1932年科学化运动后，因“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科学救国”思想不断升温，科学界主张将应用科学作为救国捷径，发起了面向大众的科学普及运动，即科学化运动，由此创办了一批以大众科普为办刊宗旨的科普期刊。 经过历史积淀，至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时期，科普期刊的出版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首先，从数量上来看，明确以大众科普为办刊宗旨的期刊较多。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期间全国各省市出版的期刊达1518种，[4]而科学期刊数量约为600种，[5]547占比40%，其中明确表示面向大众的科普期刊约20种，占比1%。《科学画报》有感于此类期刊出版数量不断增加的现象，将其评价为“从空谷的足音，已得了鹤鸣的唱和”[6]1。 其次，从形式上来说，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期间的科普期刊出现了融科学性与趣味性为一体的文章形式——科学小品。科学小品作为科学普及的工具，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其创作者常从身边某个自然现象或琐事写起，以朴实活泼的文笔介绍科学知识或原理。例如，当时的科学小品作家贾祖璋在普及生物知识时常托物言志，将萤火虫的消失和故乡的旱灾相联系，激发读者的思乡之情和保护自然的意识。[7]擅写科学小品文的作者既有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的周建人、刘薰宇、贾祖璋、顾均正、高士其等，也有专注社会科学研究的艾思奇、柳湜、曹伯韩等。这些科学小品均从大众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入手，分析透彻，寓教于乐，是知识分子以普通民众需求为创作导向而形成的新科普形式。 最后，从类型上来看，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时期的科普期刊，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期间新创办的科普期刊。（见表1）在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期间创办的科普期刊数量有28种，以月刊为主，其中综合性科普期刊数量最多，有11种，约占该时期创刊总数的39%。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1933年创办的综合性科普期刊《科学的中国》是推进第三次科学化浪潮的代表性刊物。该刊主要刊载科普文章和科学家对科学运动的论述，承担着推行科学化的职责。《科学的中国》不仅在国内北平（今北京）、上海、广州、太原、西安、贵阳等各大城市设立代销处，还向美国、加拿大、日本、朝鲜、菲律宾、缅甸、新加坡等地的华侨学校赠阅，在海内外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第二类是第三次科学化浪潮发生时已经创刊，但为顺应潮流而锐意改革的科普期刊，《科学》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科学》创刊于1915年，是我国最早创办的大型综合性科学刊物之一，早期主要刊载学术性较强的专业论文，几乎不涉及科普知识。为促进科学知识的传播，《科学》在创刊20周年纪念时宣布，鉴于时代的需求，调整原本的收稿标准，以“除去时下言科学者粗陋浅薄弊病为目的”，[8]力求期刊通俗化，科学知识普遍化。 表 1 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期间新创办的科普期刊
总之，在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期间，科普期刊出版的数量、形式和类型，都较之前呈现出新的变化。可以说，正是科普期刊的广泛传播，才掀起20世纪30年代的这场科学传播的巨浪。 二、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期间科普期刊的科学传播内容与出版特点 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期间，科普期刊的传播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涉及基础科学知识、科学新闻、科普史和有关科学救国的论述等。首先，科普期刊涉及的学科门类异常广泛，除了刊载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农学、工程技术、医学、药学等领域的基础科学知识，还设置了专门的“科学新闻”栏目，以通俗易懂的文字报道国际上的新发现、新发明。其次，除了对新知识的介绍，当时的科普期刊还非常注意对科普史加以梳理，如《宋元以后草本药理论概要》[9] 《二十年来中国植物学之进步》[10]《二十年来中国气象学之进展》[11] 等文章。此外，还有诸多探讨科学救国道路、宣传和推行科学运动的文章，如《科学化运动救国的真义》[12] 《科学救国应当首先提倡民众科学化》[13] 《新生活与科学化运动》[14]等。 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期间，科普期刊能刊载如此丰富且优质的内容与其办刊主体、主笔团队、期刊形式与办刊宗旨等有关，呈现出以下特点。 1.主体多元：科学团体占主导地位 出版主体是出版物出版活动的发起者、推动者，是整个出版活动的起点，决定着市场上出版物的内容、品种、数量与质量。根据表1统计的数据，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期间，科普期刊的创办主体为科学团体、民营出版社、学校和政府机关等，其中科学团体创办的科普期刊为15种，民营出版社创办7种，学校创办4种，政府机关创办2种，占比分别为54%、25%、14%、7%。这种多元的出版主体共同构建了科普期刊繁荣的时代图景。 然而，无论从创办的期刊数量还是产生的社会影响来看，科学团体无疑是科普期刊出版的主导力量。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期间，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世界科学社、科学情报社等科学团体聚集了一大批近代科学家，其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科学普及工作，并将科普期刊出版作为科学普及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发起科学化运动的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为例，该协会主要由董事会、干事会和编辑委员会三大机构组成，董事会负责总领协会事务，干事会负责协调组织协会的日常工作，而编辑委员会则主要负责科普期刊的编辑出版事宜。从协会的组织架构来看，除基本会务外，编辑出版科普期刊是其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2.主笔权威：汇聚近代科学家群体 根据赫尔曼（David Herman）和瑞安（Marie-Laure Ryan）的后经典叙事学，文本之外的叙事主体也同样具有研究价值。对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期间的科普期刊来说，其大部分撰稿工作都是由近代的科学家群体完成的，作为叙事主体的这一主笔群体是其最重要的背后力量。中国近代科学家群体的真正出现是在20世纪初期，是废除科举制以及留洋运动的产物，自1908年到20世纪20年代末，大量留学生远赴欧美学习，且一半以上都是理工科学生。因此，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学成归来的这批理工类科学家成为推动科学普及的主要力量。表2列举了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期间，部分科普期刊的主笔情况。 表 2 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期间新创办的科普期刊主笔情况举隅
许多知名的近代科学家如任鸿隽、秉志、竺可桢等，都参与了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期间科普期刊的出版，稿件涉及的学科非常广泛。总体来看，这些主笔存在以下相似的背景。 （1）学识上具备欧美留学经历及理工科背景 根据表2的主笔情况举隅不难发现，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期间科普期刊主笔群体中的成员大多是具有理工科背景的科学家。这反映在科普期刊的内容设置上，纵观这些期刊，其内容大多涉足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农学、工程技术、医学、药学等多个学科，主要原因就在于背后的主笔群体大多为各领域中的专家学者。他们大多拥有在欧美留学的经历，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科学文化场域中具有国际性视野和系统的理论知识，热衷于科学知识的普及教育。 （2）思想上具备人文主义精神 20世纪的中国科学家，虽然学习的科学知识大多来源于西方，但多数人都曾接受过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东西方不同文化的熏陶下，学成归来的他们大多具备人文主义精神，心怀天下，能意识到国家落后的困境和底层大众对科学知识的缺失，故而选择发起了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的社会运动，并积极探索科学救国的道路。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动物学家秉志在探讨科学精神与中国社会的命运时就将“公而忘私，忠于所事，信事不欺，勤苦奋斗，持久不懈”[15]作为其人生的信条。 （3）身份上具备一定的政治地位 近代科学家大多热衷于学术研究，而在政治上较为疏离，翁文灏在推辞教育部的任职时说道：“只想在自己的范围内尽一些力，做一点与自己兴趣相合与社会无害的小工作便算了。”而对于政治则“说不上有什么信仰或主张”[16]。但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掀起了一阵“学者从政”的热潮，秉持着“好学不如力行”的观念，自教育部常务次长、留英经济学家钱昌照筹办国防设计委员会伊始，大量的专家学者进入政坛，第三次科学化浪潮的发起和推动离不开这些从政学者的推波助澜。例如发起者顾毓瑔、吴承洛、陈有丰、邹树文等均在实业部、教育部等部门任职。这样做的好处便是：一方面，学者从政可以更好地利用其专业知识进行国家建设；另一方面，科学家从政后其社会影响力扩大，在筹措资金、组织活动方面更加便利。事实上，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正是借助从政学者的影响力而不断扩大的，其间少量科学普及刊物甚至受到了政府资助。 3.科学画报盛行：降低阅读门槛 第三次科学化浪潮催生了科学画报的繁荣。画报是侧重采用照片、图画等形式编辑而成的报纸或期刊，因其“真实”“直观”的特点而备受大众喜爱。此前的科普期刊大多专业度高，所附的图表也大多与专业知识相关，对于大众来说有一定的阅读门槛。为了更好地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阅读门槛更低的画报得到了许多出版主体的青睐，在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期间便诞生了一批画报形式的科普期刊，如《儿童科学画报》《科学图解》《科学画报》等。其中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科普期刊之一的《科学画报》就创办于此时，而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画报》的原因，就是早年创办的《科学》期刊专业度高，有一定的阅读门槛，不能在大众阶层中形成良好的传播效果。科学画报兼具新闻价值、文学意义和美术意义，相较于普通科普期刊而言，其阅读门槛更低，更适合大众阶层。《科学画报》创刊一周年时，即受到读者的热烈追捧，刊物多次重印，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读者对于这种科学传播形式的喜爱。 4.从“化大众”走向“大众化”：面向普通大众的办刊宗旨 科学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在新文化运动的各方论战中，科学似乎成为新的价值权威和社会理想，是教化底层人民的工具。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发觉“中国的劳动民众还过着中世纪式的文化生活。说书，演义，小唱，西洋镜，连环图画，草台班的'野蛮戏’和'文明戏’……到处都是” [6]1。换言之，科学并未与广大中国底层结合，民众对于现代生活的烦闷和困扰只能通过传统的方式寻求释然。在此背景下，政学两界展开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科学出现社会化、大众化、实践化的转向，科普期刊成为知识分子推动科学大众化的工具。 与学术型科学期刊不同，科普期刊在阐述其办刊宗旨时明确表示其面向的是普通大众。他们认为，科学不是象牙塔里的装饰品，科学如果不能深入民间，就永远无法完成其使命。在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期间，更强调向大众进行科普的重要性，如“民众与儿童是要极端注意的” [17]，要使全国民众有普遍的科学知识“就要以极浅易的文字灌输民众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学术，并尽量做到人人能知，人人能行的地步” [18] ，而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方式就是“使科普期刊能普遍的深入民众” [19] 。由此可以看出，在办刊宗旨上强调大众科普是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时期科普期刊的共同追求。 三、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期间科普期刊科学传播的策略 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期间的科普期刊以大众为传播对象，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传播实践。然而要使晦涩难懂的科学知识有效地传递给当时知识水平普遍较低的大众，存在着诸多的传播困境。因此，为了形成更好的传播效果，科普期刊的编辑们采用了许多灵活的传播策略。 1.传播内容广泛，突出应用类科学知识的传播 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期间科普期刊涉及的学科非常广泛，除了较常见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农学、工程技术、医学、药学等基础学科，还包括诸多较冷门的领域，例如无线电、航空、测量、昆虫等。这种全面的内容设置囊括了绝大多数人的阅读兴趣，对读者有较强的吸引力。 在这些包罗万象的科学知识中，应用科学的内容十分突出。这与第三次科学化浪潮发起的目的是相契合的，其发起者认为：“说科学理论不必要的当然是笑话，但尤其在中国现在环境下，我们不能不第一想到与实际社会比较有关的问题。” [20] “我们集合了许多研究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的人，想把科学知识送到民间去。” [21] 因此，该时期科普期刊偏好于刊载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知识。一方面，科普期刊刊载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科学知识，如《科学的中国》在1934年第3期“科学应用”专栏刊登的《生虫喂鸡就是新法养鸡吗?》[22] 中，作者从自身的养鸡经历展开，详细记录了4种饲养生虫的弊端，并从配制饲料、鸡舍搭建和防疫治疗等方面详细介绍了科学养鸡的方法，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另一方面，科普期刊收录了许多有关改进工业和农业技术的文章，例如《科学的中国》在1937年第11期刊登的《河北固安柳器工业之技术改进问题》，作者针对柳器工业当时的问题提出了创新样式、改良编法、开设柳器编织学校等解决方案，并于文末阐明“欲将此业介绍于大家之前，以便共同改进” [23] 。这些方法和建议对指导民众生活乃至国家工农业规划都有很强的实用意义，很好地发挥了科学造福社会的功能。 2.借助科学图像，采用图文并茂的传播方式 在近代中国，底层大众对于科学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因为从未见过，所以无从想象，想要向他们解释复杂的科学知识，就必须借助图像的力量。因此，《科学画报》在发刊词中说道：“古人说：百闻不如一见，图画与实物最为相近，看了图画，虽不能如与实物相接处之一见，然比较空谈已胜过不少，至少可以说得半见。” [6]1图像，尤其是摄影图像，具有“在场、直接复制现实或再现现实和图像的'真相价值’等文化特质” [24]。通过图像来普及科学，可以“逐渐地把科学变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使他们看科学为容易接近可以眼前利用的资料，而并非神秘不可思议的幻术” [6]1 。因此，利用图像传播科学知识具备极大的优势，浏览图文并茂的科普文章，可以减少理解偏差，通过图片的视觉呈现，大众可以获得对科学最直接、最具象的感受。 在科学传播的实践中，科普期刊使用了大量的照片、图片、图解来说明科学原理。其对科学图像的使用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使用照片例证科学新闻，这是最常用、最普遍的一种方法。由于科学新闻皆为当时发生的事件，但读者却很难亲眼一见，因此，采用照片展示科学新闻就是最有效的方式。例如，《科学的中国》1935年第2期刊登的《清华大学制造防毒面具》采用一组照片来展示防毒面具的研制情形，包括完成面套、冲床制眼镜框圈、装配眼镜、装戴面具等，生动全面地展示了防毒面具生产装配过程及成品外观。[25] 二是在介绍科学名人或科学成果时，使用照片或图片来展示。许多科普期刊设置了“科学名人”栏目，在介绍科学名人时配合其个人照片、图片，甚至漫画，再旁注其科学成就。例如《科学画报》在介绍爱因斯坦时，使用“爱氏寻获宇宙光了”来向读者介绍其科研成就。 三是绘制图解来展示机械结构。图解可以高效明了地展示机械的内部结构和制造的步骤，如《科学的中国》1935年第3期在“简易机械”栏目刊文《简易机械：用厚纸制造单翼飞机模型玩具（附图）》[26]介绍了如何使用厚卡纸制作单翼飞机模型，并采用步骤分解的方式来进行教学，对于重要的制作步骤绘制了详细的图解。此外，该刊还刊载过点头狗、滑板等儿童玩具的机械制作文章。这些简易机械的制作步骤在图解的帮助下十分清晰，非常利于读者自己动手制作。 3.走近读者，注重双向互动的传播过程 科学家办刊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期刊内容的权威性，但有可能与普通读者群体脱节，导致期刊文章并非读者群体真正感兴趣的内容。为了克服这种困境，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期间的科普期刊大都注重与读者的互动和交流，经常刊载问答、约稿、启事等类型文章来促进与读者的沟通，并将与读者的互动设置为专门的“问答”栏目。 《科学世界》在1932年第1期的启事中提到：“读者无论对于数学、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心理及农、工、医学等疑问，请直接通函……本刊当将解答编入'科学问答’栏内发表。” [27]该刊每期都会刊载读者来信和问答，篇幅从最初的每期1页扩展至每期10页左右，来函的读者也从南京及周边的无锡、常州扩展到北平、四川、山西、广东、河南、山东、浙江等地，读者的参与程度与关注程度越来越高。1934年第3期的《科学世界》还曾在期刊中附上了一张读者意见表，意在调查读者喜爱的内容以调整选题。无独有偶，《科学的中国》也开设了“科学常识问答”栏目，对和读者生活相关的常识给予解答，有读者来信询问：用“蜂蜜酿酒的方法” [28]，有人问“红薯刚收割的时候，吃着不很好吃，过些日子，就变甜了，这是什么原理？” [29]，以及“见报载有维他命丁治疗风疾之消息，其详可得闻否？” [30]。对于这些问题，编辑都给予了详细的回答。对于这种与大众生活相关的常识正是《科学的中国》想要传递给读者的，通过这些来信，编辑可以选择读者迫切想要了解的常识刊载，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类似的栏目在《科学画报》《科学》《自然界》等期刊中都有设置，是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期间科普期刊最常采用的与读者的互动方式。通过读者的来信或投稿，编辑可以获知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不至于在纷繁复杂数量庞大的科学知识中迷失选题方向；也正是在一问一答间，科普期刊背后的科学家们才能准确获悉传播对象的诉求，进而选择更恰当的传播内容。 四、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时期科普期刊科学传播的价值 在许多科学社团、大学的积极响应下，中国的科学传播开展得有声有色，在近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科普期刊也在各界的努力之下产生了良好的传播效果，纵观洋务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的科普期刊，都因时代的限制而存在着照搬西方、阶级性强、无法结合国情等问题，而第三次科学化浪潮下科普期刊的科学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些缺憾，因而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 1. 弱化传统科学传播中的“西方中心主义” 中国的科学传播活动，无论是明末清初的传教士活动、洋务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大多是以近代西方科学知识为主的，《自然界》在1926年的发刊词里曾描述过这种现象： “现在国内的知识阶级里，对于这项，似乎很不措意。据我个人的感想，觉着他们都想把西洋的科学，生吞活剥的放在国民的头脑里” 。而这种科学“好像一枝荷兰瞿麦（carnation），栽在中国的花园里”。[31] 由此可见，早期的科学期刊绝大多数内容都是照搬照抄西方科学期刊的，这种机械的移植并没有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因此到第三次科学化浪潮时期，发起者们意识到了这种以西方科学知识为中心传播策略的弊病，提出了以“根据科学原理阐扬中国固有文化” [32] 的口号，于是在科普期刊上非常注重对中国本土科技知识的传播。例如《科学的中国》设置“古代建筑”专栏，介绍汉代王侯的住宅、蒙古包的构成，以及古代桥梁如浙江溪口桥、四川绳桥等。该刊还刊发文章以科学的阐释破除中国固有的“迷信”观念，包括用科学原理分析中国古人对于疾病、异常天气、异常地理现象的错误认知，纠正民众的愚昧观念和落后思想。其他科学期刊也纷纷效仿这种模式，在内容设置中主动策划对中国本土科学文化的介绍。 这种对于中国本土科学文化的阐释削弱了自明末清初以来一直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传播体系，不仅促进了民众对于中国科学事业的了解，还大大提升了民族自信心，这对当时处于危亡中的中国是十分有利的。然而，由于客观上当时中国的科技水平远落后于西方，科普期刊做到完全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还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种努力也仅仅是近代以来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2.打破“精英主义”科普受众观 由于科学知识阅读具有较高的门槛，因此早期的科学传播受众主要是接受过教育的精英群体，第三次科学化浪潮发起者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提出要破除“精英主义”科普受众观。例如程时煃在探讨怎样使民众科学化时说道： “怎样使科学与民众发生关系，换句话说，怎样使民众科学化？这是我们从事科学运动的人们急待解决的问题，过去的科学运动总在上层士绅阶级做工夫……广大的民众无与焉！我们今后要从切实的基础下手，把科学的精髓一点一滴地渗入民众的细胞里去，使得他们一切传统的反科学的精神和思想一点一滴地从脑海里排挤出来，换上科学的新生命，才是我们的大成功！” [33] 第三次科学化浪潮的推动者们将科学工作的对象明确为“我国无机会求得科学知识之多数人民，而非一部分特殊阶级” [34]，并秉持着科学大众化、大众科学化的初心开展出版活动。例如《科学》在第三次科学化浪潮前主要刊载的是专业性较强的科学论文，第三次科学化浪潮后转而追求科学的普适性，其创办单位中国科学社不仅改变了《科学》的出版理念，还创办了《科学画报》等适宜普通大众阅读的科普期刊。 在第三次科学化浪潮的推动下，各种科普期刊以较低廉的价格进入报摊、书店、学校等渠道，大大填补了大众对科学知识的需求，使得知识水平和经济能力较低的普通民众也能读到高质量的科普文章，科学不再仅仅是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的特权，而成为大众也能消费得起的精神产品。 3.唤醒民众爱国意识，补充大众战备知识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党政权渐趋稳固，于是开始致力于国防准备和国家建设，科学的应用日益成为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内容。受“九一八事变”的影响，知识分子敏锐地意识到应当尽快唤醒民众的爱国意识，并为可能到来的战争做准备，他们在科普期刊发文尖锐地指出： “别人已经在坐飞机了，我们还在'安步当车’；别人的文化天天都在突飞猛进，而我国还是'文明古国’。像这样落伍的民族，宜乎要惨遭内忧外患，宜乎不能生存于狂波怒潮中的二十世纪……”[35] “一误不能再误；再不苦干，更待何时？今日的中国，对于西洋文明，望尘莫及；对于东洋文化，日见衰微，难道我中华民族，果真是落伍退化了么？” [36] 科普期刊不仅刊发了“国防专号”“战争专号”“自卫专号”等专刊传授战争中的防卫知识，还刊登了对飞机、坦克、炮弹等装备与武器的介绍。例如，《科学》曾多次刊载有关战争中毒气的文章，包括《军用防毒气之活性炭》[37] 、《第二次世界大战空军与毒气活跃之前瞻》[38] 、《毒菌战争》[39] 、《我们的防毒问题怎么样》[40]等。这些有关战争知识的科普文章为普通大众应对抗日战争提供了帮助。 4.开启民智，克服社会陋习 科普期刊在促进民众科学观念进步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科普期刊用科学来解释生活和自然现象，驱除迷信，对克服社会陈规陋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最明显的体现是在对卫生常识的普及，中国民众曾被称为“东亚病夫”，死亡率也高于其他国家，这大多是因为一般民众不具备卫生常识，一遇到疟疾之类的传染病，就会发生大面积的死亡。因此，科普期刊尤其是医药类的科普期刊致力于向普通民众普及医药知识与卫生常识。例如，1932年创办的《医学周刊》在创刊号上刊载科学小品文《从病原微生物的祸害谈到我国传染病为什么这样多的问题》，深入浅出地解释了细菌如何通过日常生活进入人类身体进而引发疾病，文章生动有趣又不失科学性，可谓雅俗共赏。该刊同期还刊载了《水井卫生》《产前风之预防及治疗方法》等医学科普文章。[5]547 科普期刊纠正了部分社会陋习，促进了民众整体科学观念的进步，开启了民智，鼓励人们去探索科学的生活，激发了民众应用科学、移风易俗的兴趣，提高了民众的科学素养特别是卫生素养，正如《科学的中国》在1933年第5期发表的文章《中国科学化运动的进行方向和途径》所说，“科学知识，普及于一般民众，不仅是学科学的人，应该懂得科学，就是不学科学的人，亦应该懂得科学的法则，明白科学的用处，以及科学对于国家的重要，而对之发生兴趣和信仰”。 [41] 五、结语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尽管战乱频发，社会动荡不安，但是仍有一群有识之士积极发挥自己的才学，以科普期刊为阵地，把世界最新的科学现象、理论、应用，以及中国本土的科学文化常识介绍给民众，试图提升其科学素养。他们打破科学的神秘感，使科学贴近大众生活，唤醒民众的爱国意识，为其补充战备知识。这些有益的尝试推动了第三次科学化浪潮，促进了国人科学观念的进步，养成了国人科学的态度与习惯，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价值。 参考文献 Title : The Publication and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of Popular Science Journals Under the Third Scientific Wave in Modern China Author : LYU Qiang, ZHANG Yingying Author Affiliation :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 : By analyzing the publication and scientific dissemination of popular science journals during the scientific movement under the third scientific wave, and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their strategies and values, this paper provides comprehensive material support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offers useful experience for the current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ublishing industry. This paper collects and sorts out raw materials of popular science journals during the third scientific wave, and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ir contents, forms, editors, authors, and other dimensions. During the scientific movement, popular science journals had rich content, with new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diverse subjects, authoritative main writers, prevalence of pictorial newspapers, and being oriented towards the public. In the process of scientific dissemination, popular science journals adopted a comprehensive and refined dissemination strategy, with a combination of text and images in their discourse, and a focus on two-way interaction in the dissemination process. Through a series of publishing practices, popular science journals not only weakened the "Western centrism" in science dissemination and broke the "elitism" in the audience view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but also awakened the patriotic consciousness of the people, supplemented the knowledge of public preparedness, inspired the people to overcome social bad habits, and objectively promoted science to enter the public, promoting the forwar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words : the third scientific wave; popular science journal;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strategy 编辑：许彤彤 审核：靳琼 熊喆萍 期刊简介 《出版与印刷》于1990年创刊，是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管、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主办，经国家出版主管部门批准的学术性期刊。本刊专注现代出版与印刷专业人才培养，服务出版与印刷产业转型发展，促进出版与印刷领域的产教研深度融合。读者对象主要为出版与印刷领域教育、科研及从业人员。主要栏目设有本期聚焦、研究与观察、出版实务、期刊研究、印刷与包装、出版融合、专业人才培养、出版史话等，内容注重学术性、专业性、实用性和可读性。 《出版与印刷》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22年）》扩展期刊。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源期刊。Scopus 数据库收录期刊。全文收录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超星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AMI)》引文数据库、龙源期刊网、钛学术文献服务平台等。2021年入选第七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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