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27日营地建在当地小有名气的风景区里,这里距市区70公里,自驾抵达需要大约1个半小时。下车步行的时候,徐秋菊的心情很好,很开阔,带着强烈的憧憬,“天高云淡不足以形容(这里的景色)。这里是山清水秀,虽然是秋天……” 这天徐秋菊第一次以心理老师的身份来到“指南针”营地,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来自营地的创办者景海峰的随口一问:“我要去山里,你们谁跟着一起?”她立刻答应下来,随便收拾了几件衣服就跟着出发了,想赶快见一见自己“理想当中想营造的环境”。 最开始,一切都没让她失望。这片地域峰高谷幽,树木大多泛着青绿色,很奇险地生长在嶙峋的石壁上。从高处往下看,草木密密地遮住下方,空气很清新,瀑布和泉水传来很静的响声。阳光洒下来,她自拍了一张照片:换上了和营地学生、教官们一样的迷彩服,眉目舒展,嘴角带着点笑。 营地的环境(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跟在景海峰的后面,徐秋菊很快见到了营地里的学生。当时是下午,学生们正在室外训练,人数只有30人左右,他们站成几队,非常整齐利落,远远看去,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有条不紊的,很有秩序感”。但走近时,徐秋菊感觉有点“怪怪的”,不过当天她是初来乍到,因此也没多想。 现在徐秋菊再次回忆当时的场景,那种怪异变得更加明显和清晰。实际上,那更接近她小时候目睹母亲和姊妹被父亲家暴时的场景,被鞭子抽到奄奄一息或者被掐住脖子,“往死里掐,掐到眼珠子都凸出来”,而所有人都只敢忍耐。“孩子们脸上的表情,都是清一色的僵硬和麻木,(这种表情)放在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的脸上很奇怪。” 第二天,2022年9月27日,徐秋菊对这个时间记得很清楚。她和景海峰一起接待一位名叫罗非的新生和他的父母,他今天新来营地报到。罗非读初三,身材微胖,戴一副黑框眼镜,服装十分时髦,留很蓬松的中长发。徐秋菊判断,他在家应该很受宠爱。 新来报到的学生家长要和景海峰简单谈话,交待孩子的问题,徐秋菊陪在旁边倒了些茶水;罗非在旁边的大厅坐着,远远只看到一个安静的影子。和家长聊了没一会儿,景海峰便让他们离开,随后示意徐秋菊跟上,两个人一起走进罗非所在的大厅。 走进来的时候,徐秋菊注意到,营地的“总教练”路忠国,还有另外几位教练, 也都已经很默契地围在大厅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徐秋菊还记得一些清晰的细节:景海峰先拿出一张A4纸,上面写着营地的十大规定——那张纸皱巴巴的、带着卷边,看起来使用过很多次。他念给罗非听,然后要求罗非按照上面的规定,立刻换上营地的服装。 也有一些记忆很模糊。景海峰喊来早几天到营地的一个学员,在景海峰的示意下,徐秋菊别过脸去,没有直接看到现场的场景。根据后来其他学员的转述,当时,景海峰让那个学员脱掉裤子,露出屁股上被打得发黑、流着血的伤疤给罗非看。 罗非说:“能不能让我给我妈打个电话?”景海峰不回答,连续命令三遍让罗非马上去换衣服,换过衣服后还需要剃头。 然后是打人。看罗非没有行动,几位教练围了上来,分别摁着他的两个胳膊、两条腿,而后路忠国拿着一根胳膊粗的大木棍,疯狂殴打罗非的屁股,持续打了有10来分钟,直到罗非不再反抗。徐秋菊没有亲眼看到血迹,只是看到罗非崩溃的表情。她瞥见罗非用手抹了一把屁股,估计是见血了。 之后路忠国命令他换好服装,马上出去训练,罗非一拐一瘸地去了。 又过了几天,徐秋菊听说,罗非在早上拉练时跳崖了——他从25米高的陡坡悬崖上跳了下去,现场一片混乱。几个教官和孩子把他从崖底抬了上来,再搬回营地、扔到车上,期间罗非“一动不动”,景海峰和路忠国看起来似乎有点慌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没有被立刻送往医院,而是又耽搁了一段时间。徐秋菊走到他身边,给他喂了点水喝。 教育徐秋菊起初对指南针和景海峰都有不少期待,这也是她第一次去营地时诸多幻想的源头。 在这个不大的城市里,“指南针智业集团”和创办者景海峰一起,有着持续多年的好名声。集团由两部分构成,位于市区的心理咨询室,以及位于风景区内的营地。在徐秋菊的印象里,指南针的商业化做得很好——在当地,没有社会背景的个体心理咨询师很难生存,而指南针和当地很多学校、企业都有合作,一直“蒸蒸日上”。 徐秋菊也是一位个体心理咨询师,她和不少“问题少年”及家长打过交道,一直有找人一起创业的想法。说是创业,实际上带有很多理想色彩,她希望可以组织一些能够疗愈心灵的营地,真正地解决一些家庭问题。 景海峰就是在这段时间出现的。2022年6月7日,徐秋菊在微信群里看到景海峰发的消息,他正宣传自己的“变形计成长营”,宣称这项活动面向青少年、采用自然教育的模式,和徐秋菊的想法不谋而合。她加上对方的微信,简单聊了几句话,景海峰显得友善、热情,他说“早上好老师”“感恩遇见”,又说这类活动他们经常举办,采用游学研学的方式,目前带着学生们在营地,“疫情过了,计划去呼伦贝尔大草原、腾格里沙漠、琅琊台”。 徐秋菊觉得这活动真好。她询问对方:“需要助教团队吗?”景海峰发来一张照片,上面是一群少年少女穿着迷彩服站军姿,看起来神气、健康,又说“向您学习,欢迎你给我们指导工作”,但两个人之后没再联系。 同年9月3日,在一个名为“××市心理健康服务人才库”的微信群中,徐秋菊再次看到景海峰发布信息——这次是招聘兼职心理老师,主要工作内容是在指南针的心理咨询室接待家长,同时在营地给孩子们做心理疏导工作,待遇优厚。 她立刻联系了景海峰。两个人约在两天后面试。 面试过程很顺利。指南针咨询室的环境很好,窗明几净,摆着很多心理学应用书籍。她和景海峰聊了大约1小时。徐秋菊对景海峰讲述了自己的理想,说“希望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把这件事扎扎实实地做好”,景海峰表现得很支持,声称两个人目标是一致的,还和她分享了公司未来的业务规划和版图,态度诚恳。 他们也交流了一些教育观念方面的问题。徐秋菊问:“对那些'躺平’的孩子,应该怎么做心理支持和帮助呢?” 景海峰回答:“心理咨询就是一种说教,没有丝毫用处,要把孩子带到自然里、山野里,去玩和锻炼,磨练意志力。” 稳健、扎实、让人充满信心,这种感觉很明确。徐秋菊觉得自己很理解对方:把孩子放进大自然里,让他们去充分地玩耍,然后观察他们,再去引导和疗愈身心。那天面试后,她的情绪一直很高涨、开阔,就好像即将做成一件事业。 期间出现过一些小插曲:比如景海峰没有和她签订任何合同,只是口头约定,双方入职的手续也十分草率、接近于无,都被她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当时的徐秋菊看来,这些都只是小问题。 9月22日,徐秋菊做了入职后的第一项正式工作——和另外两位老师陪景海峰到当地的一所中学进行公益咨询,宣传营地、接见家长。来咨询的队伍一直排到办公室门外,家长们看起来痛苦、迷茫,把他们当成救命稻草,景海峰的咨询队伍是最长的那条。 困惑目睹罗非被打的当天,徐秋菊受到强烈的刺激,也非常震惊。 她难以置信:“为什么要打孩子?”但在现场,某种直觉让她不敢问出这句话,一切好像都很高压,而高压下顺理成章。打完人后,景海峰和路忠国走到她身边,位置一前一后,态度体贴地带她去外面“散心”——实际上是去营地附近的悬崖边逛了一圈,整个过程中,徐秋菊的脑袋是懵的,四肢僵硬,很久以后她才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威胁。 这天晚上,徐秋菊在营地住下,但一夜没睡。她打开搜索引擎,“拼命地搜这些信息,我第一次知道豫章书院,还有好多这种殴打和囚禁,还有打死人的”。她和一位朋友发了好几段长消息,还转发了几条关于豫章书院、杨永信的报道。徐秋菊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治疗,这是刑讯逼供啊!这根本不是听话,这是奴性!是打断孩子内心根本的自信与独立,而让他屈服于暴力,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奴隶。” 两三天后,她离开营地,回到市区。一位教官开车送她离开,徐秋菊一边敷衍着和对方说话,一边感觉“心里在滴血”,“我想,这可能不是我该待的地方,但是又放不下,几十个孩子们的脸在我的眼前晃啊晃,感觉心里面在流眼泪”。 回家后,徐秋菊打电话给一位同样学心理学、她十分信任的朋友,心有余悸地把营地发生的事情复述了一遍,朋友同样十分气愤,她说:这是一种摧残!你要举报他们。 徐秋菊拜托对方问问在公安局工作的丈夫,该怎么对待这种情况,“想要得到一个相对的、客观和公正的说法和建议”。之所以没有立刻去做,或许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她的社会经验并不充足。2009年,徐秋菊自学考取了心理咨询师证书,之后几年一直在各个机构辗转学习——其中有一些机构鱼龙混杂、不太专业,但总体上,人和人的交往非常简单,哪怕2019年她正式从事个体心理咨询工作,情况也没太多变化。今年徐秋菊46岁,营地里发生的一切都背离她此前的生活经验。 当天中午,朋友对她转达了丈夫的看法。和徐秋菊想象中背道而驰——对方的态度很含糊,“他说这些孩子们都是小偷小摸,是社会上的不良青年,仗着十几岁(警方)不敢逮捕,就敢钻法律的空子打架和偷东西,派出所对这些孩子也很头疼。” “大概的意思就是,能有个地方把他们管起来挺好的,打他们也活该。”徐秋菊说,她感到很困惑,也很无措——对方接触过很多问题青年,似乎很权威、很客观,她犹豫又矛盾。 后来徐秋菊才了解到,营地的30几个学员,只有一个有过“小偷小摸”的经历,其他都是因为学习上的困难才被送来。但是当时她不知道这件事。 “他(朋友丈夫)的态度对我影响很大。”徐秋菊说,她感到很困惑。 困惑还不止于此。景海峰和她分享了很多成功案例:某某某在这里待了3个月,回去后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某某某过去总是在家里玩手机,也不和父母沟通,现在都改好了;某某某如今都读大学了。 这话听起来真心实意、十分坚定,他相信这是“能够帮助学生们改好”的手段,语气近乎“一片苦心”,又说:“打人也是一种教育方式,对于一些精神不稳定、有躁郁症的学生,需要先把他们打一顿,让他们平静下来。”他说,自己之前曾在精神病院工作过。 说起这些孩子的时候,景海峰显得自信、胸有成竹,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掌控感。他又和她分享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他的孩子当时12岁,读六年级,有一次声称“想死”,把头往墙壁上撞——景海峰认为,这是一种威胁。他抓起孩子的头,更有力地往墙上“咚、咚、咚”撞过去,那次之后,孩子再不提“死”字。他说:“我不吃这一套,我不受这种威胁,不能被孩子拿捏。” 景海峰是徐秋菊认识的人里从业经验最丰富的人之一,她犹豫了,决定再观察一段时间。 “现在(回想)其实挺后悔的,”徐秋菊说,“当时懵叉叉(河南方言,这里表达的意思是看不清楚、犯迷糊)的。” 10月1日,罗非被打后第4天,徐秋菊再次来到营地。当天营地举办了“新老学员见面会”,不少从这里“毕业”的老学员带着家长前来参加。徐秋菊带了正在读六年级的儿子一起,两人站在靠边的地方,几乎没有和学员家长说上话,但她还是被那种氛围感染了。 氛围很热烈、亲密,非常感人,有学员和教官拥抱,很多家长都哭了;穿着迷彩军训裤的新生伴着音乐表演太极拳和其他动作,看起来精神十足。用于沟通的微信群从早上开始就消息不断,有家长询问什么时候可以过来、住在什么酒店,也有家长说因为没时间带孩子去,孩子正和自己闹别扭呢,一片欢声笑语。 国庆期间举办的新老学员见面会(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想不明白,”徐秋菊回忆起那种茫然和矛盾,“一边是心里的怀疑,一边是一个个成功案例、孩子痛改前非、家长感恩戴德,那时我也有些错乱、以为自己错了,一直在观察。” “我想大人是会骗人的,但是那些'改好’的孩子们呢?他们现身说法、发自肺腑地说了那些话。我是相信的,我当时觉得那些声音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她说。 几位老学员做了演讲,徐秋菊记得其中一个瘦高的男生叫阿金,他说话的声音有点中气不足,但还是轻松的,他说:“我刚来的时候逃跑了两次,都被抓回来了,当时特别不适应……现在看到大家这种精神焕发的样子,我是由衷地为大家感到开心,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收获……” 另一位女生说话的语气很轻快,她还有一个双胞胎妹妹,两个人都是景海峰的优秀案例。“我以前不听父母的话,就知道玩手机。我刚来的时候和教练发生了一些矛盾,还干过一些特别搞笑的事情,比如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两天。后来醒悟了。”说到这里,她“嘿嘿”笑了几声,“……后来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新学员的加入和老学生的改变。” “我现在虽然学习上还有一些压力,但身体上确实是没有问题了。因为在这里天天锻炼,体力得到了很多改善……将来希望你们在这个'变形计’也能努力改变自己、完善自己。” 这些内容通过营地的视频号实时直播。群里的家长随之感叹起来,只有被指定的、表现好的优秀学员家长才能到达现场,他们的语气不无艳羡:“太好了,我感觉孩子在那挺好的,我女儿这会也进入状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让我们去一次,太想闺女了。”“看大家玩得这么嗨,好生羡慕,也想去。” “感谢营里老师对我孩子的关爱与照顾,孩子的成长需要你们的关怀与辅佐,对你的感激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却记在心中!祝愿孩子的明天会因为有你的教育而感到骄傲!” 这天下午,景海峰还带着教练和学生们做了烧烤,照片里大家热热闹闹地聚在一块儿,看起来亲密无间。群里的鲜花和大拇指刷起了屏:“感恩相遇!感恩一切!!!”“您们真是孩子们的再生父母,是我们家庭中的贵人,感激不尽。” 在这种氛围中,徐秋菊跟着打下一段话:“不管有没有父母到场,指南针成长营的每一个孩子,在我们心里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们会关注他的一言一行,关注他的创伤、他的渴望,不但为他的当下负责,更要为孩子们的未来加油助力!” 心理老师指南针一共有3位心理老师。除徐秋菊外,还有一位闫老师和一位徐老师。徐秋菊和她们短暂地打过交道,闫老师难以接受营地的艰苦环境,还向她表达过一些对工资的抱怨,根据另一个教官闲时聊天的说法,景海峰有时会拖欠工资。她们来营地的次数比徐秋菊少得多,有时候,徐秋菊会感觉,她们对这里发生的一切也没有那么在乎。 这里的心理老师确实不需要真的看护学生的心理健康。她们更重要的工作是宣传营地,以及承接学校和家长的咨询——每成功介绍一位家长把学生送来营地,提成是3000元,这笔钱占工资数目的大头。 营地的规模很小,学生只有30几人,徐秋菊线下工作的时间从9月27日持续到11月底,期间在任的教官大约5位。学生们和教官住在一起,每五六个人一个寝室,学生们自然地依附在教官身边。他们要侍奉教官吃饭、洗衣,揣摩教官们的脸色,以期“尽早毕业”。根据徐秋菊的观察,也有教官只是把这里当成一份工作,有一位姓罗的教官,态度称得上温和,很少刻意折磨学生。 这片营地在山坡上,大家都生活在一起,院子背靠着山,院外有一圈篱笆,四周竹林环绕,最南面养了几只小狗,它们有自己的狗窝,都是小型犬类,后来有一个学生毕业的时候,还抱走了一只卷毛小狗。营地也养鸡,还种了一些菜,都可以成为食堂的材料。 每天的食堂餐食由教官们轮流负责,他们都会做菜,有三四个学生们帮厨、打下手,负责蒸馒头。每次吃饭的时候,教官和老师们五六个人一桌,菜里荤腥更多,孩子们则是十几个人共吃一盘。如果按发给家长们的照片来说,孩子们的饮食其实称得上丰盛。 有的时候,一位女教官喜欢在心情好的时候“奖赏”学生,在吃饭时喊学生过来,叼走、或者喂食自己筷子上的肥肉——她似乎希望由此显得自己和孩子们很亲密、关系很好。这位女教官对徐秋菊十分敌视,有一次,徐秋菊找一个女孩谈话安抚,女孩讲起家人时哭了,女教官气愤地去找路忠国告状。“她说是我弄哭了那个女孩。”徐秋菊说。 偶尔,赶上天气不错,教官们心情好,会带着学生们去外面转转,看看瀑布,晚上播放几个红色题材的电影。一天的工作结束,学生们休息,他们得出空闲,聚在一块儿打打麻将,随便聊天。 营地有一份课表,上面记录了学生们应该进行的“正常”学习生活,从晨起、晨练,到“一周体能示范”“军事素养示范”“体操类示范”“文明礼貌示范”,还有“大扫除”“心理情景剧”“徒步”“心理直播”“田间劳作”“电影赏析”等等。有一天晚上,景海峰给学生们上“生理卫生课”,找了一个欧美的“大尺度”教育片,一打开就是几个裸露和性行为镜头——路忠国立刻要求把电影关掉,景海峰却坚持要把电影看完。 营地的课表(受访者提供) 手段严酷的教官,严格来说只有两位——路忠国和陈鸣。徐秋菊和路忠国聊天,得知对方有一个女儿,平时十分宠爱,因此,他似乎对营地们的女孩子有些优待,会和女孩开玩笑,也不太动手打她们。有一次,她帮营地收集宣传材料,路忠国把简历发给她,她发现对方参加过不少社会救助行动,营地的有些教官是他带来的。 有时候,路忠国身上确实表现出一些仗义,比如工资发晚了,他会替教官们向景海峰打抱不平。徐秋菊觉得,作为同事来说,路忠国其实是认真负责、重情义的,有时候还很幽默。但面对孩子的时候,他的眼睛总是像鹰隼一样,锐利又精准,带着审视,如果有学生不小心流露出厌恶营地、想回家的想法,马上就会遭到惩戒。 营地的狗基本上都是路忠国捡回来的,他很喜欢狗,他说之前这里死过一只小狗,语气显得很难过。逗狗的时候,路忠国少见地放松,几乎是“让人可以亲近的”,他会和狗说话,语气温柔。但是在面对学生们的时候,他总是讽刺、挖苦,“眼睛紧紧地盯着你,好像能看进骨头里”。 路忠国对她说:“景老师讲课很好,带孩子,不行。”他自信、权威,喜欢宏大叙事和艰苦奋斗精神,经常会和学生们讲自己过去的辉煌经历。他觉得,被送来这里的学生都是“精明又狡诈”的,“很浮躁”,必须经过磨砺。同样是打学生,景海峰偶尔会有“不忍心”的时候,打到差不多就说“行了行了”;而这被路忠国认为是软弱,“一定要打到服才行”。 徐秋菊小心翼翼地在他要打学生的时候拦着:“能不能先让我和他(学生)说说话?先别打他。”她把握着对方的不耐烦,“不耐烦”到达一个临界点,她不再敢多说话。但是出于卖给她面子的成分,有些时候,他们不再当着她的面打学生了。 她更实质上改变的可能是另一个教官陈鸣。陈鸣在学生们心中是“最可怕”的教官,“情绪化,有时候就像中了邪一样,孩子犯了一个很小的错误,他也会暴打一顿”。 徐秋菊和他沟通,从表现诚意开始。其他心理老师不愿意住在营地,她总是留在这边和所有人同吃同住;教官们要带着学生训练,爬山、徒步,她也跟着,不计较辛苦和疲惫。路边休息的时候,她和陈鸣搭话,一点一点地闲聊,话题慢慢转到对方的经历上:“你读书时成绩怎么样啊?”“十几岁的时候,你是怎么过的?” 陈鸣的回答是训练和服从,“做错了就被罚”,他和她讲起自己青春期被父母殴打和辱骂,“读书时我成绩不好,爸妈天天打我”。徐秋菊判断他实际上存在一些质朴的地方,她谆谆善诱:“当你被打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陈鸣的暴力行为在她的引导下有所缓解,后来 “几乎不打学生了”。他说:“徐老师,你在的这段时间,连我都变得温柔了。”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哪怕在路忠国和景海峰眼里,他的改变都十分巨大。徐秋菊经常讲到这件事,这是少有的一些成就感,她觉得自己的心理学知识起了作用,“我不太想——我根本不想用十恶不赦来形容他们,其实大部分人都可以对症下药地有所调整。” 向朋友求助之后,又过了大概一个月,徐秋菊再次尝试着向当地一位资深心理专家求助,她描述了大概的情况和自己的困惑。对方的态度和朋友的丈夫有点类似,很冷静,劝她“不要多管闲事”。 “你看,我找到的人都是这样。”徐秋菊说,“我信任的人都这样对我说。” 她继续留在营地工作。 有一些时候,徐秋菊会觉得,自己可能真的在把这片营地改好。她形容自己是在“呕心沥血”,接近两个月的努力后,营地的氛围平和了很多,她觉得,教官们已经很少再打学生了。 导火索徐秋菊还是有帮学生们离开这里的想法。因为获得了大部分教官的信任,徐秋菊得到了和一些学生们单独谈话的机会。她靠这种方法帮助一些学生录下音频、视频,发给他们的父母。一切在非常隐秘的情况下进行,音视频里只有一些表达感激、思念、悔改和“希望离开”的暗示。 但这种信息很少被父母接收到。没有任何一位孩子通过这种方式被提前接走。 徐秋菊手绘的营地地图(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22年11月9日中午12点38分,一位家长正在群里祝一位营地学员生日快乐,感恩教练和学生们的陪伴。这时,一个名为“××妈妈”的账号忽然连续发了几条消息:“它应该说这里的人被打的样子”“什么都不让说”“这不是高压政策吗”“家长知道吗”。 刚刚那位家长回复道:“你发错地方了。” “××妈妈”回:“没有”“自己去看看”。 20分钟后,“××妈妈”回了一串双手合十的表情:“这是孩子发的,打扰大家了。” 徐秋菊没有在群里说话,但她保留了这些记录。 这件事发生的10天后,是罗非的毕业典礼。 罗非是所有学生中让徐秋菊最挂念的孩子之一。除了入职第一天的那种震悚情形,跳崖再从医院回来后,他飞快地“改好”了,变得乖巧、听话,会反思自己。徐秋菊起初对这一点很担忧,她把他找来谈心,私下里、悄悄地问罗非:“之前教官打你,你介意吗?” 罗非轻松地说:“不介意,那是为我好。” 在困惑、犹豫和罗非明确的行动中,徐秋菊相信了这个回答。她高兴地在微信上给罗非的母亲发消息:“孩子状态不错。是个孝顺又上进的好孩子,能抗事。孩子能认识到过去的错误,正在努力改好。”又帮罗非发过去几条视频,视频里,罗非关心了外婆的身体,表达了对父母的感恩和爱,绝口不提想要离开这里。 入学不到2个月,罗非被确认已经悔改,他“毕业”了,几乎是所有学生里最快毕业的一个。 徐秋菊没有参加罗非的毕业礼,但她想象那应该很热烈,营地的传统一贯如此,会有学生们夹道鼓掌祝贺,罗非要发表感言,让更多人学习他的优秀和向好。她在微信上和罗非的母亲交流了几句注意事项,嘱咐对方不要给他太大压力,还特意夸赞了罗非:“总体上,罗非在为人处事方面特别棒,能以这么快的速度成长,获得全体教练和学员们的认可与夸奖,非常难得!我们都非常喜欢和赏识他!” 但一切都是假的。 2022年11月19日,罗非毕业,离开学校。11月22日,罗非母亲联系她,说“孩子在家崩溃了”。她赶到对方家里,罗非的母亲在痛哭,父亲在一旁抱着头叹气,罗非的表情很麻木。那几天,徐秋菊一直陪着他们一家人,有时候和母亲聊天,有时单独和罗非谈心。 两个人一起散步的时候,罗非终于对她说了真心话,“他说他当时谁也不敢相信,一直在咬着牙伪装,为了早点毕业”。 罗非说,那天跳崖被送到医院时,几个人抬着他用力地摔进车的后备箱,就不再管了,他感觉自己像被畜牲一样对待,只想一头撞车门撞死,但想到最疼爱他的外婆,熬着坚持下来。 爆发见过罗非的父母后。徐秋菊形容自己“稍微醒过来了一点”。 凌晨一两点钟,她情绪激动地给景海峰发过去一长串消息:“罗非目前的症状、他说最感觉创伤的地方,是刚去第一天被暴打。站在一个十几岁孩子的角度感同身受,他说有意愿想变好、也主动去营地,但最想不通的是,为啥几个大男人要一起暴打一个孩子,感觉不被尊重、严重的被羞辱、被暴力对待、没有公平可言、压抑的愤恨……他说后来在营地的每一天,都是提心吊胆!每天的目标就是不要再挨打,有时即使自己没挨打,听着别的孩子被打的惨叫,也非常难受……” 景海峰几句话几句话地回复她,说:“这是个深刻教训”“我这两天都在反思”“以后时间短的不接,尽可能不打,丰富营地生活模式”。 路忠国也来劝她,说“我们当时对罗非真的是很器重的”“现在这样也是伤了我们的心”。 他们许诺会改变、事情会好转。她的语气回落了一些,还是劝说他们改变教育模式。徐秋菊对罗非的父母感到很愧疚:“本来是做教育的人,反而做出伤害孩子的事情,进了这样的机构,感觉惭愧不已,左右为难。”景海峰和路忠国提出,要不要他们再和罗非见一面?或者把罗非送回学校? 罗非的父母断然拒绝。 又过了几天,临近11月底,由于疫情封控,徐秋菊回家转为线上工作,而学生们被封在营地。这次离开营地,她下定了“不会再去”的决心,但是临近春节、景海峰又一直没有发除了咨询费以外的基本工资,没有其他收入,生活拮据——徐秋菊还是决定等拿到工资再正式辞职。 年三十,景海峰终于通过微信把工资转账给她。 正式辞职后,很多事情开始连缀出现,集中爆发。毕业后的学生并不像景海峰所承诺的那样,一个个好转、考上大学,而是更加糟糕了。之后又过了大半年,高峰期是春节期间,主要是家长们的求助和倾诉,也有的是怨怼,有家长不敢找景海峰的麻烦,只能把情绪发泄给她,“一个又一个不断地出状况,都是很崩溃”。 徐秋菊和一些学生保持着联系,至少有两个女生之后告诉她,自己曾经被路忠国猥亵,因为方式隐蔽,很难取证。还有一位学生对她说,自己对营地非常怨恨:“活着的意义就是要把景海峰杀掉、把营地炸掉。”那种巨大的怨恨让她震惊。 一位王姓学生的母亲在学生回家后崩溃,连续几天早上给她打电话哭诉:他们是农村家庭,家里没有钱,来指南针的学费是借的,现在不仅孩子没有转好,钱也还不上,不断地被催债,她没有办法,只能对着电话哭。 还有一天晚上,她接到一家三口人轮流发来的消息:父亲给她打电话,说自己现在在外面,不想回家,今年庄稼要不成,孩子也要不成,没有活头;母亲在微信上不断地留言,说自己现在整天都在想怎么死才对孩子伤害最小;孩子刚满17岁,说“老师我现在就在沟边站着,我真想一头栽死进去”。 之前一些被忽视的东西也浮现出来。后来徐秋菊又知道,当时做演讲的那个男生,实际上非常“分裂”,他的父母又跑来求助她,说“孩子难以管控”,问她该“怎么办”,后来从营地的孩子的口中,徐秋菊才知道,对方曾经在营地被教官打到吐血,之后才变得“非常顺从和听话”。 马上要读初一的儿子第一次告诉她:那天去营地,他其实看到角落里有学生被打,但是他一句话也不敢说。 举报2023年2月,春节过后,有一部分教官自行离开了营地,据陈鸣说,是因为发工资不及时。后来,陈鸣去了建筑工地工作,那位温和些的罗教官则考上了公务员,成功“上岸”。 取代困惑的是一种绝望。5月份,徐秋菊和一部分学生、家长一起整理证据,意图举报营地。她把这个消息告诉罗非的妈妈,对方起初有过一些回应,后来归于死寂,很少再回复她的消息。 身边支持她的人也很少。她试探性地问丈夫:“我想举报那个学校。”丈夫说:“你有没有想到,如果让人家丢了饭碗,人家来要你的命,你怎么办?”徐秋菊没再多说。 8月份,几番辗转,徐秋菊终于托人把举报材料转交给一位当地政府人员。她没想到的是,对方把材料直接转给了认识景海峰的校长,材料又迅速被转到景海峰手上。 当晚景海峰约她出来见面,守在她家门口,约她“当面谈一谈”,徐秋菊拒绝了。 2023年11月16日,和几位家长一起,徐秋菊携带近半年收集的自述和聊天记录等证据,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但没什么效用。直到今年4月,北京一家媒体对指南针进行了报道,报道发出后,当地有关部门对指南针进行了调查和关停。 生活“感觉好像做的一切都没什么用。”徐秋菊说。 2023下半年,她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中医说是“心气不足、长期心理负担过重”,徐秋菊自己感觉,是由于长期的紧张和担心透支了身体,她开始胸闷、心悸,经常上不来气、浑身没有力气,严重时会头晕。年底,她感觉实在难以支撑下去,去医院办了住院手续——大部分费用是和朋友借的。 这件事让徐秋菊感到有些难为情。她觉得自己一直是一个很要强、想作出一番事业的人,但现在她总是感觉自己是“吊着一口气活着”。她开始花很多时间在钻研佛学上,其实更早之前,她在一些心理课程里听过这些,但到现在,“好像终于明白了这个含义”。 她发一大段话在朋友圈里:“……慢慢疗愈这些创伤,明白了娑婆世界本来就是这样,想要求一个公平与合理,是自己的痴心、妄想,是自己错付了真心。” 后来,徐秋菊总是想起2007年。那年她的父亲决定“离家出走”,要骑着自行车去没有去过的地方,几乎可以说是“逃跑”;次年母亲病重住院,他忙于骑行,无暇照顾。2019年,父亲的骑行受到关注,他接受了很多媒体报道,报道里写:“他压抑、枯燥,难以忍受村子里一成不变的生活。” 但实际上,徐秋菊知道,父亲是无法接受自己是只有4个女儿的“绝户头”,不想再受村里人指指点点,他逐渐的情绪化和家暴,都由此产生。她曾经是父亲的“好女儿”,父亲说“如果你考上大学,我们家都能扬眉吐气了”,可惜她没能做到。 这种心态长远地影响着她,让她总是想要付出、总是试图去拯救一些人。前几天,一个学生告诉她,自己染上了酗酒的毛病,徐秋菊劝说对方到深夜,当天失眠到凌晨2点。 她不知道一切该怎么办才好。 最近,托朋友介绍,徐秋菊得到一份兼职的工作,照顾一个很小、很小的孩子。这有时候让她感到短暂的放松。还有一些时候,徐秋菊会找一片空地,远处有很高的楼房,地上的土坡光秃秃的,裸露出一些建筑残渣,她在这里跟着音乐,自娱自乐地跳一会儿舞。12月的冬日,周末的下午,她带孩子到室外透气,两个人都穿得很暖和,空气寒冷,阳光温暖,孩子在不远处玩耍,她就那样看着。 徐秋菊现在常去跳舞的地方(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应受访者要求,景海峰、路忠国、陈鸣、罗非为化名。题图选自游戏《飞越13号房》,与本文内容无关。) 编辑 王琳茜 事已至此,你洗碗吧 觉得不错点个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