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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人人都知道丝绸之路，并将之视为一个充满自豪感的概念。但大多数人习惯不求甚解，脑子里一堆名词，却未必说得出个所以然，“丝绸之路”也是这样，要是在路上逮一百个人问具体路线，可能没一个人能答出个大概。 当然，这也不能怪大家，正如汉学家芮乐伟·韩森在《从敦煌到撒马尔罕》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丝绸之路”这个名词是个晚近的发明。生活在这些商路上的人们并不使用这个词。到了1877年，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才造出“丝绸之路”这个词。他于1868年至1872年间在中国工作，调查煤矿和港口，并绘制了一套五卷本的地图集，在其中第一次使用了“丝绸之路”这个名词。李希霍芬认为，丝绸之路是中国与罗马之间的道路，而且是一条笔直大道，但这显然是简单和理想化的论断。 书中写道： “丝绸之路这个词甫一出现就被看做是一条商旅往来不断的笔直大道，但实际上从来就不是这样。一百多年来的考古发掘从来没有发现过一条有明确标识的、横跨欧亚的铺就好的路。跟罗马的阿庇亚大道完全不同，丝绸之路是一系列变动不居的小路和无标识的足迹。因为并没有明显可见的路，旅人几乎总是需要向导引领，路上如果遇到障碍就会改变路线。这些蜿蜒的小路在绿洲城市中交会，而这些绿洲城镇正是本书将要深入探索的。当我们今天飞临这一地区的时候，只要找到高山就可以找到灌溉古代丝路城市的河流的主要源头。” 在世界历史上，丝绸之路是一个著名符号。人们对它的想象一般是这样一幅朦胧景象：驮着丝绸的骆驼商队穿行于尘土飞扬的沙漠中，在中国与罗马之间络绎不绝。但《从敦煌到撒马尔罕》一书揭示了一个事实：现实情况与此大相径庭，而且比这幅景象有趣得多。韩森写道：“丝'路’并非一条'路’，而是一个穿越了广大沙漠山川的、不断变化且没有标识的道路网络。事实上，在这些艰苦的商路上往来的货物量很小。但是丝路确确实实改变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这条路不仅传播了货物，还传播了思想、技术、图案。” 芮乐伟·韩森利用大量最新的考古发现，综合中、英、法、德、日、俄六种语言的研究成果，揭示丝绸之路的真实面貌。 芮乐伟写道： “很少有人从撒马尔罕穿越整个中亚到达长安。这一段路长达3600公里。最著名（虽然不是最可靠的）的丝路旅行者是马可·波罗（1254—1324年）。他号称曾经由陆路从欧洲一直走到中国，又经海路返回。绝大多数人只是走其中一段路，从自己家乡到下一个绿洲为止，大概500公里。由于货物只是在小范围内贸易而且多次转手，丝路贸易大多只是涓涓细流。有上百头牲畜的长途商队在史料中很少被提及，一般只有国家间互派使团时才会出现。” 如今，撒马尔罕和敦煌之间的地区吸引了很多游客，他们来参观各处有名的遗迹，包括和田附近沙漠深处的热瓦克佛寺、吐鲁番的古城，以及敦煌和库车的石窟。当地的博物馆中展示着古墓中发现的工艺品，比如金银器和织物，其设计融汇中西，生动精致。在有些地方，沙漠的干燥气候保存了一些特别生活化的东西，让人吃惊，比如丝路居民一千多年前做的北印度式烤馕和中国饺子曾同时出现在墓中。 19世纪末以前，没人知道新疆的沙漠之下保存了如此之多的古代文书和文物。1890年，英国上尉汉密尔顿·鲍尔来到塔克拉玛干北缘的绿洲库车调查一起谋杀案。他在当地买了一份写在51张桦树皮上的古代手稿，并向孟加拉国皇家亚洲学会汇报了他的发现。几年之后，学者发现这是一份公元五世纪的医疗文书，这比当时已知的最古的梵文文书还要早近千年。在亚洲的欧洲外交人员机敏地意识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并开始收购各种手稿寄回欧洲，以便受过训练的学者解读。
1895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揭开了新疆科学考察的大幕。那年4月的第一次探险以失败告终，同年12月，他再次踏上探险之路，发现了丹丹乌里克遗址，看到被沙丘掩埋的木头柱子和墙壁残骸中有几座佛教雕塑。欧洲报纸大幅报道赫定在塔克拉玛干的探险，这在当时跟今天的太空探险一样危险而迷人。 也正是因为其中一篇新闻报道，吸引了在印度担任教育官员的奥雷尔·斯坦因，他出生于匈牙利，1883年在图宾根获得梵文研究的博士学位。在整个十九世纪，梵文都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领域。很多人都想学习这门与拉丁语、古希腊语相近又比二者古老的印欧语系语言。斯坦因在德国学习期间就了解到获得最古老最完整手稿的重要性，他立刻意识到赫定的发现对于古代手稿研究的意义，于是向英国考古部门申请了去和田考察的经费。 《从敦煌到撒马尔罕》所提及的许多遗址都是斯坦因首先发现并定位。在1900年和1931年间，他一共四次来到新疆考察，随后出版了篇幅巨大的随笔和正式报告。 斯坦因和之后的许多探险家们，揭露了黄沙掩埋的历史遗迹。书中写道： “首先，他们发现的考古证据表明，长途陆路贸易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早在公元前1200年，生活在新疆的人们就已经把货物送到了中原地区。在中亚，特别是同时期的哈密五堡遗址发现了大量贝壳，证明该地区与沿海地区存在贸易。这里所说的沿海有可能是东方的中国或南方的印度，亦或是西方的地中海。 第二，探险家们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民族曾经在这一地区生活。举例来说，新疆和甘肃有一些遗址年代大概在公元前1800年之后，干燥的沙漠气候保存了大约500具干尸，其中很多男性身高超过一米八，比他们同时代的中国人要高出不少，这些尸体同时还有许多非汉人而更像是高加索人种的体貌特征，比如浅色的毛发和皮肤。学者们从他们的外貌推测，很多行经塔克拉玛干沙漠并定居在其周围绿洲的人的祖先是印欧语的使用者。语言学家们相信这些人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到前1000年间从他们的老家，很可能是黑海以北的南俄草原，移居至古代的印度和伊朗。 此外还有与北方民族贸易的发现。西伯利亚的巴泽雷克遗址年代为公元前五世纪。该遗址的墓葬中出土了中国的铜镜和丝绸。” 芮乐伟认为，最早关于丝路贸易的描述与张骞有关。这位中国使节被匈奴囚禁十年后终于逃脱，并继续前往月氏。他在公元前126年左右回国，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得到关于中亚各民族的详细信息。张骞惊讶地发现中国商人和货物已经先他一步到达了中亚。在今阿富汗北部的大夏，张骞在市场上看到了来自千里之外的邛竹杖和蜀布。这些中国货物必定是经陆路到达的。 张骞回国以后，汉朝逐渐向西北扩张。在公元前二世纪末就已经控制了河西走廊和敦煌。后来，敦煌成为外国使团进贡的中国境内第一站，使团不能偏离路线，每一站都有官员清点使团人畜以保证其路线与过所上登记的完全一致。 芮乐伟在书写《从敦煌到撒马尔罕》之前的实地研究中，也有一条自己的路线，包括楼兰、龟兹、高昌、撒马尔罕、长安、敦煌和于阗，并试图寻找那些实证，包括契约、诉讼和收据等，以证实贸易的真实存在。 芮乐伟也正是通过这些实证，证明丝绸之路的贸易额其实很小，基本上是小规模的本土贸易，对当地生活影响也较小。西域地区更像中转站，各地商人在此以物易物，钱币存在感很低。大多数在欧洲发现的丝绸，尽管被视为“中国产”，实际上却是织造于拜占庭帝国。有学者检查了7到13世纪的一千多件样品，发现只有一件来自中国，中国的影响更多是技术和观念的传播。而且，丝绸之路贸易也非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民间商人长途贸易的结果，而是得益于政府支持和驻军的存在。 丝绸之路也从不是坦途，人们需要躲避各种干扰，克服复杂地形带来的危险，“旅人几乎总是需要向导引领，路上如果遇到障碍就会改变路线”。在实际上，难民才是这条路上的主要群体，来自亚洲各区域的难民在此挣扎求存，“难民、画师、工匠、传教士、劫匪和使节都走同一条路。他们有时做做生意，但这并不是他们在路上的主要目的”。 当然，在芮乐伟看来： “如果通行货物的重量或者往来人数是考察一条道路重要性的唯一标，丝绸之路曾是人类历史上交通流量较少的道路之一，也许研究的价值不算大。然而丝路之所以改变了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丝路上穿行的人们把他们各自的文化像其带往远方的异国香料种子一样沿路撒播。他们在丝路上落户并蓬勃发展，与当地人融合，也与后来者同化。这些绿洲城市有着持久的经济活动，像灯塔一样吸引着人们翻山越岭穿越沙海而来。丝路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一条商业道路，却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条路网是全球最著名的东西方宗教、艺术、语言和新技术交流的大动脉。” 也就是说，如果将丝绸之路单纯视为一条贸易之路，那么实证就无法支撑它的“繁荣”，但它的意义远不仅此，需要从更具广度的视角去看待，才能发现它的“大动脉”作用。 严格说来，丝绸之路指全部从中国向西经过中亚到达叙利亚甚至更远地区的陆路道路。这段路从空中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貌。山口、峡谷、沙漠中的甘泉这些划定路线轨迹的标志物并非出自人工而是完全源于自然。这些路线的年代可以追溯至人类起源的时期。人类只要能够行走就可以通过陆路穿行中亚。在遥远的史前时代，人们沿此路迁徙。中国、印度、伊朗等中亚周边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在公元前一千纪一直未曾中断。这才是丝绸之路的真正意义所在。
书名：《从敦煌到撒马尔罕》 作者：[美] 芮乐伟·韩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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