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背后的晚清变局

202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130周年，关于这场对近代中国意义深远的战争，我们从未停止研究和讨论。但受限于后见者的视角，甲午战争的诸多史实依然没有清晰地展现在大众面前。学者陈悦的《沉没的甲午：北洋悲歌与晚清大败局》，就为我们重新去全面认识、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史料与观点。

日本的战略

中日甲午战争不是只有东海海战，东海海战失利虽重创北洋舰队，但绝非战争的终点。我们有必要简略梳理战争的全过程。

1894年2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中、日均计划介入。同年7月，陆战爆发，清军所驻守的平壤失守。9月，海战爆发，北洋海军遭到重创。11月，作为北洋舰队母港的旅顺失守。1895年2月，撤退至威海卫的北洋舰队，在守军陆战不力的情况下自沉舰船，宣告覆灭。3月，日军登陆并攻略辽东地区，势如破竹，同期李鸿章前往日本下关（马关）谈判。同年5月，双方签订《马关条约》，日军撤退，至12月全部撤离完成。

甲午战争的称呼系中国视角，日本习惯称之为日清战争，西方则命名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中日战争）。显而易见的是，日本彼时的战略目标是消灭清国，而不仅仅是占领某片区域。1894年7月，日本战时大本营制定了“作战大方针”，战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陆军占领朝鲜，海军消灭北洋海军，获取制海权；第二阶段，登陆渤海湾，在河北平原与清廷决战。从战果看，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已经完全实现了第一阶段战略。

我们不妨首先着眼于当时两国的心态，如果说日本将中国视为攻略目标，那么，清廷仍将日本视作犯边的“倭寇”，并认为自身实力远高于对方。除了主持洋务的李鸿章比较了解实情，朝堂之上的大多数人，对于现代战争和国际局势，可以说一窍不通。

1879年，清廷将对属国朝鲜的管理权移交给北洋大臣，积极介入朝鲜事务，而日本在东亚破局的首要目标也是朝鲜。1882年，清廷军事干涉平息壬午事变后，日本开始检讨自强，以击败清国作为终极目标。待到甲午战争前，袁世凯摄政朝鲜时，袁氏始终认为日本不会出兵干涉，由此形成战略误判，使日本在朝鲜占据先机。

北洋的战力

有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北洋海军是亚洲第一的海军。严格地讲，这种说法有其正确性，但需要加一个时间限定：在北洋海军初创时，它确实强于日本海军；然而到甲午战争前，从舰艇到战术，北洋海军已落后于日本舰队，其中唯一可以抗衡的是海军士官的素质。可以说，东海海战的失败是这种实力对比下自然而然的结果。

北洋海军创立于1874年，这一时期恰好处在舰船装备层出不穷、设计思想百花齐放的时代，北洋舰队所购买的德国铁甲舰是当时军舰界翘楚，设计理念是强调火炮口径而不重视火炮数量，火力的分布集中于舰首，侧舷火力薄弱。1891年，户部外购军火禁令下发，舰队两年没有任何更新，而此时新型军舰的设计趋于稳定，其中的改变正好与之前截然相反：从重视火炮的口径变为数量；增强侧舷的火力；速射炮成为主流，其能显著提高射速，形成火力压制。

从火力来看，甲午战前，北洋海军10艘主力舰的100毫米以上口径火炮有44门，速射炮仅4门；日本参战主力舰的上述口径火炮101门，其中新式速射炮70门，速射炮每分钟打出10到12发，而北洋舰队的老式架退炮每分钟打出1发，这其中的差距不言自明。

从炮弹来看，当时海军的主流炮弹是开花弹、穿甲弹、霰弹，而北洋海军主要装备穿甲弹，其攻击舰船依靠弹头尖锐，炮弹底部安装引信，命中目标后剧烈震动引发自燃，这种触发方式使“哑弹”频发；开花弹则是依靠爆破产生威胁，火药量更大，杀伤更稳定。北洋海军当时来不及装备更多开花弹，而用穿甲弹击中日舰后，并无法破坏舰船结构，会发生从舰内穿行而过不爆炸的情况。为什么不装备开花弹呢？天津机器局作为海军炮弹主要生产方，此时日夜赶工，每天产能是30枚，且是“1880年前式”，威力小于日方装备的新式开花弹。

从动力来看，舰船的动力来源——锅炉，通行的使用寿命是10到15年，至1894年，北洋海军舰船少则服役五六年，多则十余年，主力舰都到了锅炉更换周期。1893年，提督丁汝昌就提出更换锅炉的问题，但150万两的经费，致使更新动作一拖再拖，到战争爆发时，北洋海军实际上在用老化的锅炉提供动力，十分影响航速。此外，锅炉所需要的煤炭，当时由开平矿务局承担，为了完成李鸿章制定的冬季之前储存3万吨燃煤的目标，仓促之间混入了大量劣质煤，劣质煤燃烧不充分，影响船速，更是雪上加霜。

北洋海军的官兵素质，可能是唯一领先的地方。海军作为完全没有成规的外来军种，培养、考核、选拔完全接轨西方教育。北洋海军采用纯英语教学操练，截至战争爆发，士兵都已服役多年。这些水兵往往出身贫寒，在16岁后接受长期训练，其专业度和军队风气，远好于积弊甚多的陆军。

东海的落败

作为北洋海军的控制者，李鸿章是否知道中、日间的实力对比呢？他在朝鲜败局无法挽回后，制定的战略是“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亦即形成战略威慑，不主动寻求决战。所谓“保存实力”，并非只是李氏“挟北洋自重”，更多也是出于军情对比下的无奈之策。

东海海战发生在1984年9月17日，这次决战其实是在相互错位的认知中猝然发生的。日本联合舰队的计划是偷袭北洋海军的运兵船，却突遇北洋海军主力而形成决战。

北洋舰队的战术是“夹缝雁行”阵和三条战术规则。“夹缝”指军舰组成的战斗小组之间，后舰在前舰左、右后方45度夹角的位置，能够互相应援配合；“雁行”指横向排开，亦即横阵；“三条规则”是姊妹舰尽可能相互配合作战、舰首保持朝向敌方，所以军舰必须遵守号令，跟随旗舰运动。

北洋海军的战术是19世纪60年代后流行于世界海军的机动战术。陈悦认为：考虑到北洋海军的情况，此战术得当，铁甲舰舰首火力强，两两配合突进，乱中取胜较有胜算。然而，这种战术的关键点是冲击过程中，能否尽量短时间内冲到敌方阵前，免受火力杀伤。

由于北洋舰船的动力受限，所以在实际操作中，本该是一字横排的舰艇，出现了中央突出、两翼落后的人字形样式。战役至下午3时，北洋海军旗舰“定远”中弹，引起猛烈火灾。邓世昌所率的“致远”，船体破损，海水大量灌入，向右倾斜，最终以自杀式撞击企图与敌舰同归于尽，可惜功败垂成。

由于火力、动力、补给等各方面原因，北洋海军在黄海大败亏输，失去了一半主力作战舰艇。与此同时，日本的战力损失十分微弱，可以得到很快的修复。随后，天津机器局开始紧急派遣工人支援舰船的维修。按照丁汝昌的说法：“目下无一舰可以出巡。”

客观上，舰队停留旅顺，进行维修和补给，是切实可行的选择。然而，陆军的“战犯级”表现，最终葬送了北洋海军，也直接导致了战争失利。

陆军的不堪

自朝鲜危机以来，清国不断派遣陆军作战，可几乎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甚至到了危急存亡之秋的威海保卫战，仍在以极为“外行”的方式指挥作战，最终导致北洋海军全部覆灭于刘公岛。

清朝军队问题的远因是军备废弛，原有的兵役制度名存实亡。在与太平天国旷日持久的作战中，形成了以地方兵勇集结而成的军队，这些军队往往以地名或统领称呼。清朝陆军战绩奇差，面对日军屡战屡败的情形，又可分为更细致的三个原因：供给不力、指挥低能、缺乏统筹。

早期在平壤的保卫战中，叶志超率领的盛军，好像未做过多抵抗便撤退。平壤之败的背后是清朝面对现代战争时后勤组织的落后。因为清军没有重视补给的重要性，导致叶志超虽有火炮，但在日军攻城的9月15日，一天之内就将弹药耗尽，此时战争早已不是冷兵器时代，缺乏弹药毫无胜算。粮草情况同样糟糕，本次战役的补给由天津、东北等港口出发，转运鸭绿江畔，再由朝鲜的义州转运至平壤，一路崎岖难行。日军早已洞察这条低效的补给线，并进行包抄，导致后来有7000石的粮食堆放在义州，前线官兵却只有数日口粮。

在大连、旅顺的保卫战中，赵怀业受到李鸿章任命，率领军队驰援，然而怀字军从训练到上战场仅20天，可以说是一支“乌合之众”。我们不禁要问，具备战斗力的军队在哪呢？按照李鸿章之言：“腹地等省兵勇，仅防本境，又少精械，似无可调之劲旅。”大连防御的海岸线绵长，不够充分的兵力散开在各个炮台，面对日军的集中打击，自然是不堪一击，旅顺在日本第二军团超过2万人的冲击下，宣告失守，随后便发生了旅顺大屠杀。

北洋海军撤退到威海卫，属于保存战力最后的希望。山东巡抚李秉衡主持防务，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职权所限，无法直接指挥。李秉衡只在乎自己镇守的烟台，而对威海、荣成等前线阵地不予重视，行军缓慢，直到日军登陆滩头，他立即主动撤退，使威海南、北两岸炮台均被日军占领。此时，北洋舰队仅有的船只退至刘公岛，业已弹尽粮绝，为不资敌，定远舰自沉，丁汝昌、刘步蟾等人全部自杀殉国。

北洋海军的牺牲异常壮烈，然而令人寒心的是，以李秉衡所属的清流派，在朝堂之上，始终与李鸿章代表的北洋派对垒，处处辖制，进行完全不顾国家利益的政治派系斗争。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自始至终以打倒李鸿章为目标，他们先后质疑并企图撤换丁汝昌，在战役中多次以“畏战不出”的罪名逼迫李鸿章，迫使北洋舰队无法完全按照军情行动。

正如李鸿章所言：“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陈悦也认为：“甲午战争这次举国、全民族性的大失败的责任落到一支具体的军队（指北洋海军）头上后，实际上真正的罪魁祸首已经脱身事外，甚至洋洋得意地扮演起对这支具体化军队的道德裁判者。”

可以说，甲午战争的失败，小到训练、装备，大到观念、制度，无不显示出清朝与维新后的日本存在全方位的差距。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赵慕宇

发布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