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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宁三年（896年）七月，唐昭宗为了躲避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的军事威胁，不得不逃离长安，寻求避难地。剑南西川节度使王建得知皇帝被李茂贞逐出长安后，立马上表，请求昭宗来蜀中避难，并迁都成都，但昭宗觉得成都太过于遥远，没有答应王建的请求。 不过，为了对付跋扈的李茂贞，昭宗任命王建为凤翔西面行营招讨使，可以用朝廷的名义，正大光明出兵讨伐李茂贞。 李茂贞当然不会怕远在千里之外的王建，在皇帝和朝廷百官都逃走后，凤翔军队进入了长安城。为了取得手下将士的效忠，李茂贞纵容士兵们在城内大肆劫掠、抢夺，还纵火将有着二百多年历史的皇宫付之一炬，东内大明宫、西内太极宫、南内兴庆宫都在这次劫难中被全部焚毁。  逃出长安之后，宗室、延王李戒丕建议昭宗投奔河东，让李克用来保卫皇室和朝廷，但昭宗实在是对李克用放心不下，不敢轻易进入河东；同时，朝廷百官和诸王都久居京畿道及三辅，也不想长途跋涉，到人生地不熟的河东去落脚；因此昭宗走到富平时，就派宣徽使元公讯去华州召镇国军节度使韩建（距离长安最近的藩镇），商议去留问题。 韩建巴不得把皇帝和朝廷控制在手中，于是急忙奉诏到富平迎驾，并劝谏昭宗说：“藩臣跋扈，非止茂贞（韩建这么说话太滑稽，相当于在骂自己）。陛下若去，宗庙园陵何托；恐车驾济河，无复还期。华州虽微，亦足自固，愿陛下临之，以图兴复。” 既不相信李克用，也不愿意被李茂贞控制，于是昭宗决定前往镇国军，暂时由韩建保护。七月十五，昭宗正式驻跸于华州，以韩建的镇国军节度使署为行宫。 让皇帝想不到的是，自己居然在华州一住就是三年，形同幽禁；且亲信侍从、宗室诸王、护卫禁军都被韩建借机一一铲除，完全掌控了朝廷的存亡。形同囚徒的昭宗悔恨不已，但为时已晚。 就在昭宗和宗室诸王、朝廷群臣被韩建劫持到华州软禁期间，其他藩镇也为了争夺地盘而大打出手、相互混战；李克用、朱温、李茂贞、王建等强藩都在拼命扩充势力、兼并领地，以便在藩镇混战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形势。 王建因为有朝廷授予的“凤翔西面行营招讨使”头衔，所以可以堂而皇之地打着征讨李茂贞的名义，对外用兵。乾宁四年（897年）正月，王建出兵越过兴元府，攻打凤翔，李茂贞闻讯后，急忙离开一片废墟的长安，返回老巢，迎战王建。 但王建出兵凤翔其实是个幌子，他最终的目标是同在蜀中的东川镇。当年五月，王建以东川节度使顾彦晖勾结李茂贞、欲图作乱的名义，亲自率军沿江而下，攻打东川镇城梓州。 在华州的昭宗得知王建借着朝廷的名号，却没有讨伐李茂贞，而是想要兼并东川的企图后，气恼异常，于是诏令王建罢兵。王建根本不理会皇帝的诏令，依旧狂攻梓州不止。昭宗大怒，降王建为南州刺史，任命李茂贞出任西川节度使，想要挑唆两镇火并。 但李茂贞也不傻，拒绝接受朝廷的任命，昭宗自讨没趣，只得又恢复了王建的官爵。十月，梓州城告破，顾彦晖自杀，王建完全吞并东川，统一了蜀中。  与此同时，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和天平军节度使朱瑄、泰宁军节度使朱瑾之间持续了近五年之久的战争，也终于分出了胜负：乾宁四年（897年）正月，朱朱全忠亲领大军，征伐在自己的连续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的郓州（天平军）、兖州（泰宁军），给予朱瑄、朱瑾最后一击。 正月十五，宣武军抵达济水，包围郓州，十九日夜，宣武军大将庞师古率军第一个渡过济水，开始攻城，军士的呐喊声响彻云霄，城内的朱瑄听到后心惊胆战，不敢接战，于是带着妻儿弃城逃跑，宣武军紧追不舍，终于抓住了朱瑄，天平军就此平定。 朱全忠得到抓获朱瑄的消息后十分高兴，命人将其带回汴州关押。数月后，朱瑄被斩于汴桥之下，妻妾则被朱全忠收入私宅。 郓州平定后，朱全忠继续对兖州用兵。当时朱瑾正在丰、沛一带收集军粮，并不在兖州，只有部将康怀英留城据守。朱全忠怕朱瑾得知郓州失陷后返回兖州坚守，于是在正月二十三火速出兵，偷袭兖州。 守城的康怀英刚刚得知郓州失守，宣武大军就如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兖州城外，顿时慌乱不已；而朱瑾远在丰、沛，恐怕也来不及救援。权衡之下，康怀英选择了献城投降，宣武军兵不血刃，就拿下了兖州城，泰宁军也因此平定。朱瑾老巢失陷后，只得率残部逃奔淮南，投靠了南方第一强藩、淮南节度使杨行密。 而天平军、泰宁军平定之后，孤悬一隅的淄青节度使王师范也无法独自对抗势力庞大的宣武军，只能被迫地归附了朱全忠。至此，朱全忠用五年的时间，将黄淮、河济之间的地盘全部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宣武镇疆域广大、地方富庶，军士强悍，已经成为了天下第一强藩，实力远远超过了死对头李克用的河东镇。 各地藩镇相互兼并混战的同时，掌握了皇帝和朝廷控制权的韩建也没有闲着，为了更好地操控朝廷，韩建决心铲除拥有部分禁军兵权的宗室诸王，并解散“殿后四军”，以达到剪除皇帝羽翼、寻机废立、入掌大权的目的。 乾宁四年（897年）正月，韩建指使镇国军防城将张行思、花重武出面向昭宗诬告，称睦、济、韶、通等八王想要凭借手中的禁军发动政变，谋害韩建，再劫持圣驾去河东投靠李克用。昭宗对此并不十分相信，于是召韩建到行宫来商议，但韩建称病，不肯入见。  昭宗又命诸王去拜访韩建，解释彼此的误会，韩建还是不肯会见诸王，并上表要求昭宗依旧制，解除诸王的兵权，让他们退居十六宅（宗室私邸），不再他们典兵预政。为了防止昭宗不同意自己意见、甚至命诸王率兵反抗，韩建亲自率镇国军藩兵包围了行宫，然后连续上表，一定要昭宗解除诸王兵权。 当时昭宗身边的禁军，除了宦官统帅的几千神策军外，就只有两万多“殿后四军”；而殿后四军的作战能力，当初在讨伐李茂贞时就已经显露无疑（要是战斗力强，昭宗何至于逃离长安、避居华州，被韩建挟持）。 不得已之下，昭宗只得连夜诏令诸王，让他们解散所领军队，交出兵权，回归十六宅安心读书。不过，昭宗还是留了一手，暗中遣延王李戒丕出使河东，寻求李克用的帮助，请他出兵“勤王”。 不巧的是，李克用在乾宁四年（897年），因为自己所立的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反叛自立，于是亲自带兵攻打幽州，但被刘仁恭设伏击败于安塞，河东军损失过半，不得不狼狈逃回太原，李克用因此实力大大受损，轻易不敢再对外用兵。所以李戒丕偷偷来到河东、请求李克用出兵讨伐韩建时，李克用直接拒绝，只同意贡献赋税，以助皇帝奉养。 李戒丕出使河东的同时，韩建已经将诸王都软禁于十六宅中，几乎控制了朝堂内外（除了宦官所掌握的几千神策军，不过神策军这点兵力在韩建眼里算个屁），宰相王抟、孙偓、陆扆都畏惧韩建的权势，不敢与其争锋； 虽然实际上控制了朝廷，但韩建不想让人觉得自己吃相太难看，同时也要顾及其他藩镇的趁虚而入，于是奏请昭宗立皇长子德王李祐为皇太子、然后将其他未封王的皇子都册立为亲王，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忠心”，缓和和皇帝之间紧张的关系（其实，韩建这么做，是想早一点选择合适的傀儡，然后寻机废黜昭宗，名正言顺地以“”名正言顺的以'定策元勋’的身份，出掌朝政）。 对于韩建的奏请册立皇太子、封诸王的要求，昭宗没有什么反对理由，这也算是增加皇权威严的做法；于是，昭宗下诏，于乾宁四年（897年）二月十四，立皇长子李祐为皇太子，并改名李裕。  李裕被立为皇太子之事，打破了自开成四年（839年）、唐文宗立皇侄李成美为皇太子以来，此后历代皇帝（武宗、宣宗、懿宗、僖宗）、延续了五十多年、不册立皇太子的惯例。 乾宁四年（897年）八月，求援李克用不成的延王李戒丕从河东返回华州，向昭宗奏报了河东镇不能出兵“勤王”的沮丧消息。韩建随后也知道了河东新败，无暇西顾的实情，于是再无顾忌，愈发肆无忌惮，剪除昭宗羽翼、另行废立的企图不可抑制。 十月，韩建上表给昭宗，污蔑覃王李嗣周、延王李戒丕想要谋反，请求朝廷诛杀逆臣（李嗣周、李戒丕都是宗室重臣，颇得昭宗信任，所以韩建才想铲除他们；要说谋反逆臣，韩建才是）。 对于韩建的无礼要求，昭宗气愤不已，于是不予回复。但韩建不肯罢休，便抛开朝廷，私自联络自成一派的宦官集团，与宦官首领——左神策军中尉刘季述、右神策军中尉王仲先密谋，然后矫诏抓捕了包括李嗣周、李戒丕在内的宗室十一位亲王，把他们驱赶到城外的石堤谷，全部杀害。事后，昭宗也无可奈何，只能按照韩建的要求，下诏追论诸王的罪状。 乾宁四年（897年）十月，韩建再次逼迫昭宗封自己为镇国（华州）、匡国（同州）两军节度使、兼长春宫使，尽揽朝政。这个时候，朝廷内外，都被韩建所把持，皇帝没有了任何依托，真正是“孤家寡人”。 韩建大权在握后，便策划废立之事，准备在迎昭宗游幸南庄之时，发动兵变废黜皇帝，改立皇太子李裕。但此时李克用已经恢复元气，收复潞州，直面镇国军地盘，而李茂贞、朱全忠也各自扩张了势力范围，行将转移攻伐目标，夺取天子，以号令群藩。 尤其是乾宁五年（898年）正月，朱全忠取得了河阳节度使张全义的归顺，占据了东都洛阳，宣武镇的势力范围已抵达都畿道，天下大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朱全忠因此不断上奏给华州的昭宗，请他东迁洛阳，由自己保护安全，脱离李茂贞、韩建的控制。为了显示诚意，朱全忠命张全义大兴土木，整治洛阳宫室，以待皇帝迁都驻跸。  面对朱全忠咄咄逼人态势，不光韩建心有戚戚，李茂贞、李克用、王建也坐立不安，生怕皇帝落到朱全忠手中，从而使宣武镇获得了征伐其他藩镇的大义名分（就像曹操控制汉献帝、讨伐袁绍、韩遂、刘表一样）。 因此，之前相互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藩镇们，为了应付宣武镇的攻伐压力，不约而同地建立了暂时的联盟，共同打出“勤王”旗号（勤王？勤谁，李茂贞么？）决定宁可让昭宗脱离韩建掌控，返回长安，也不能让朱全忠以“解救天子、讨伐不臣”的名义杀入关中，控制皇帝。 乾宁五年（898年）正月，朱全忠占据洛阳、发出迁都奏表后，韩建和李茂贞当即协商，决定马上修复长安被毁的宫殿，奉昭宗返京，并与李克用讲和，大家一起联合，共同对付朱全忠。 李茂贞很是慷慨，当月就开始向昭宗供奉中断了数年之久的朝贡、赋税，李克用则很有默契地将用兵方向转向宣武镇，不再威胁镇国军，王建也中止了向山南西道（李茂贞领地）的进攻。 而实际控制朝廷的韩建，一改往日跋扈、骄纵的态度，主动朝见昭宗，并向皇帝拍胸脯保证说长安的宫阙重建由自己全权负责，一定让皇帝年内就返回长安，住进新宫室。为了表示自己的“心意”，韩建让心腹大将蔡敬思专门负责督建长安新宫，还亲自视察建筑进度。 在这样“殷勤、用心”的赶工下，长安宫室很快就完工（韩建放弃了修缮原长安外廓城，而是以旧皇城为基础，改建宫殿）；乾宁五年（898年）八月，在韩建的“恭送”之下，昭宗终于告别了华州软禁生涯，返回了阔别三年之久的长安城。  为了表示'庆贺’（庆幸逃离华州），昭宗回到长安后，改乾宁五年为“光化元年”，以自我安慰；而随皇帝从华州返回长安的，仅仅只剩下几千由宦官所掌握的神策军，以及数百名作为贴身侍从、仆役使用的“小黄门、打球供奉、内园小儿”，还有少部分宫女。 当然，即使平安回到了长安，但华州近在咫尺，假如没有安抚好韩建的话，恐怕下一次狼狈逃离长安也要不了多久；因此，昭宗赶紧奖励“修缮都城有功”的韩建，拜他为太傅、兴德府尹（兴德府就是华州），封颍川郡王，赐铁券及御笔“忠贞”。 韩建知道自己的实力比不上河东的李克用（晋王），宣武的朱全忠（东平王），凤翔的李茂贞（陇西王），甚至连独占蜀中的剑南西川节度使王建（还没有封爵）都不如，怕引起公愤，所以几次上表向昭宗请辞王爵；昭宗求之不得，于是改封韩建为许国公。 昭宗在华州被韩建逼迫、挟持数年，期间不得自由，所以性格开始变得很扭曲，脾气暴躁，喜怒无常；但他本身没有对抗韩建的能力，而侍卫亲军不是被解散（殿后四军），就是掌握在大宦官手中（左右神策军），因此即使再愤怒（因为被软禁、挟持），也无法释放心中的郁闷。只得以酒色麻醉自己，缓解压抑的心情；而在喝醉了之后，昭宗常常拿身边的侍从、宫女当出气筒，加以鞭笞、杖责，甚至亲手砍杀。 当时，侍奉昭宗的诸权宦们就对皇帝的这种不分青红皂白撒气的表现很不满（有本事去对韩建动手啊），但一来大家都是寄人篱下，要仰人鼻息生存，二来昭宗只是对地位低下的小黄门、宫女下手，还没有和大宦官们撕破脸，因此掌握神策军的刘季述（左神策军中尉）、王仲先（右神策军中尉），以及知内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四人，勉强按捺怒气，侍奉皇帝如旧。 而昭宗在华州养成的“酗酒、迁怒杀人”脾气，回到长安后并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日常遭受杖责，甚至被杀的侍从宫女，不在少数。长久之下，大宦官们也受不了了（侍从小黄门也是宦官，宫女亦由内廷宦官管理），再这样下去，恐怕下一次就该轮到自己了。 当时朝廷虚有其位，朝臣宰相们大多引结地方节度使为外援，作为自己地位的靠山，并在朝中相互倾轧；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就暗中交接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借以壮己威仪。同为宰相的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抟，平日里处事明达有谋、雅有度量，人称良相，崔胤嫉妒王抟，又担心他会得到昭宗的宠信，不利于自己把持朝政，于是几次在昭宗面前便弹劾王抟和宦官相互勾结，作为外应、有危害皇权的企图。  其实，王抟本意也想抑制宦官势力，但担心清除宦官之事过急，会逼其铤而走险，所以才主张去除宦官不可急于求成，也不可轻易泄露，以免有变。基于此意，王抟和宦官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保持公务上的往来，以便安抚、稳定局面，再图将来。 对于崔胤的弹劾，昭宗心知肚明，自然不会轻易相信；而为了平息朝争，昭宗还将无事生非的崔胤贬斥出朝，任岭南东道节度诸使，以示惩罚。 但崔胤素来与宣武节度使朱全忠相勾结、互为倚靠，因此在出朝时，就马上致书助于朱全忠。为了保持自己在朝中的影响力，朱全忠上表给昭宗，直接干涉朝廷人事：“崔胤公明忠贞，不可稍离宰辅之位；王抟奸邪，倾轧贤臣，与内宦相表里、同危社稷，当贬之。”为了逼迫昭宗就范，朱全忠的表疏接二连三，绵绵不绝。 昭宗虽然知道这里面的内情，但迫于朱全忠的强大实力（此时的宣武镇，已经是天下第一强藩，并且还在不断扩张中），同时也有着“抑制权宦”的小心思，于是不得已（或者顺水推舟），昭宗在光化三年（900年）六月，下诏恢复崔胤宰相之位，从湖南召回，罢王抟同平章事之职，改任工部侍郎，降宋道弼为湖南监军，景务修为青州监军。 朱全忠还不肯罢休，一定要彻底清除对手的影响力，继续加大了对昭宗的压力。于是，王抟被再贬为溪州剌史，三贬为崖州司户；宋道弼则除名、长流獾州，景务修长流爱州。最后，三人都被勒令自尽，王抟赐死于蓝田驿，宋道弼、景务修则被赐死于霸桥驿（宋道弼、景务修不足惜，只是可惜了王抟）。 经过这一番激烈的权力对抗后，崔胤得以重返长安，擅专朝政，权倾一时，朱全忠也将宣武镇的的影响力展示在天下人面前。而宦官们对朱全忠、崔胤的嚣张跋扈不胜忿恨、怨望入骨（宦官们都忘记了以前的前辈们，擅权跋扈程度并不比朱全忠和崔胤低），又十分畏惧宣武镇的势力（区区几千神策军，给朱全忠塞牙缝都不够），因此不敢对他们有任何明面上的愤怒怨恨，而将怒火都归结到下达贬斥、赐死诏书的昭宗头上。  宋道弼、景务修被赐死后，崔胤想要一举铲除宦官势力，消除隐患（树敌太多了），于是私下蛊惑昭宗，筹谋收回左右神策军兵权、另建禁军，贬左右神策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先出朝。昭宗明白这是崔胤想要剪除政敌、独揽大权的企图，并没有同意他的请求，而是另外任命了宦官王彦范、薛齐偓接替宋道弼、景务修，出任知内枢密使；刘季述、王仲先任左右神策军中尉不变。 虽然继续保持了神策军的控制权，但刘季述、王仲先对皇帝和宰相的恨意并没有减弱，这一次皇帝没有同意“诛灭宦官”，不保证下一次还是这样，如果不主动采取措施的话，搞不好就得步宋道弼、景务修的后尘，脑袋搬家。 而王彦范、薛齐偓虽然在昭宗的支持下，出任了枢密使，看起来晋升官职，但心里也是害怕，将来万一有人效法崔胤（或者干脆就是崔胤本人再次发难），为了夺取权力，鼓动皇帝对宦官下手的话，自己也没什么好下场。 殷鉴不远，当初的田令孜、杨复恭、西门君遂、周潼，如今的宋道弼、景务修，哪一个不是权威赫赫、身居高位的内廷权宦，可一旦失势，连老死在家里都是奢望，都成为了皇帝迁就、安抚强藩武臣的替罪羊和背锅人。 为了自保，同时也是抗争（垂死挣扎才对），刘季述、王仲先、王彦范、薛齐偓这四位宦官中的最高首领暗地里策划，准备发动政变，废黜昭宗，另立新帝，然后选择强藩作为靠山，把朝廷、甚至干脆把社稷都当成“礼物”全部献出去，以求自己的权势地位不减，人身得保平安。 下一篇再继续叙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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