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生活所迫，谁愿意施展这一身才华。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周恩来、任弼时在军民纺线大赛运动中获得了“纺线能手”的称号。战争打的是钱，井冈山和延安这种贫瘠之地连当地人都养不活，如何保障突然进驻的数万红军的吃喝拉撒和军费开资？  讲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通过同盟会17次举事的耗资，来看看闹革命的花销有多大？ 民国时期，国家羸弱，变革强国，一腔热血者大有人在，孙中山闹革命，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命。 孙中山拉革命赞助，首先从身边人开始，亲大哥孙眉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二话不说，鼎力支持，富翁变成负翁仍矢志不渝；好兄弟宋嘉澍为他抽调现金、贷款，企业资金链锻炼几近破产，无怨无悔，最后因为女儿宋庆龄也给孙中山拐走了，这才勃然大怒。。 孙中山的同盟会起事，流程是数百人一道喝下断头酒，摔碗拿枪，没分到火器的就提两把西瓜刀，仰天长啸，策马横刀……不计生死。 同盟会前后举事17次，无数人抛头颅洒热血，但无一成功，最大原因是这些暴动规模太小，如隔靴搔痒。 那为何孙中山不能集中力量毕其功于一役？归咎到底问题出在财力上。从古至今，打仗打的都是金钱和粮食。公元1722年，康熙年间九子夺嫡，十四子胤禵出任川陕总督，统领三十万大军征战西北，在雍正夺嫡后，下令对十四子胤禵大军改为按日供粮，十四子胤禵心中愤懑、憋屈、不服却也无可奈何，军队供给命脉被握，怎么反，军队还没走出青海，不用打就已经饿趴了。 公元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曾国藩声望到达顶峰，部下要拥戴他南京称王，与清廷划江而治，曾国藩不能也不敢，湘军的所有后勤、经费全在左宗棠手里，没有左宗棠的支持，湘军吃喝都成问题，如何敢反。  孙中山同盟会的革命是“海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光华侨就自愿组建了800人的敢死队支援革命，其心昭日月。 孙中山先生说：欲得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这种痛苦就叫革命。革命伟大且崇高也曲折，但革命绝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也需要真金白银的。 同盟会每次起义，事前要购买枪支弹药、秘密运输到固定地点，雇佣敢死队员，以及事后抚恤烈士家属，这些都是钱。 但问题是同盟会没有自己得财政收入，没有企业没有实业，闹革命的钱全靠捐款，以越南和泰国华侨为主，所以同盟会的革命有人称是“海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 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同盟会给每位义士发“安家费”5000元，也有家里富裕只为理想拒绝安家费的，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 结果依旧是财力限制，无法招募更多敢死队员。黄兴只得亲率13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张鸣岐署实施斩首行动，寡不敌众，几乎全部战死，自己捡回一条命但也折了两个手指。  孙中山就任的临时大总统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穷的总统。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依靠的是满清培养的新军“窝里反”，非外力推翻。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国库仅有大洋10个，政府公务员的薪水都发不出。 孙中山以不废除满清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保留租借利益为条件向英美银行协商借款，但英美更看好袁世凯，以各种理由推诿，拒绝了孙中山。 军队人最多也最惨，没钱买粮，黄兴无法只能把干饭改为稀饭，最后连喝稀粥都快不能保障了。孙中山被逼无奈，拿汉冶萍铁矿为抵押向日商借款500万元，甚至与日本达成割让满蒙换取贷款1500万元。协议泄露出去，舆论大哗，孙中山一生致力于救国强国，如非逼得走投无路，他也不会出此下策。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改为支持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很多人感觉费解，其实孙中山甘于让贤其中一个原因是“钱”逼的。 一方面袁世凯的北洋新军训练有素、武器精良、战力强悍，若不是袁世凯担心清廷“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士亡”，没有放开手脚往死里干，革命军早被扑灭； 另一方面北洋政府是一个综合性的政治集团，拥有洋务派创建的大批实业厂矿，官商垄断，不是依靠民间募捐的革命党可比拟的，他能支撑新政府的财政。  随后的1917年段祺瑞解散国会，违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被公推南下联络护法运动，结果一行人连差旅费都凑不齐，幸得上海犹太人哈同捐助了五麻袋钞票，才解了燃眉之急。干革命干到如此潦倒，也只有孙中山这种信念坚定的人能支持下去，也印证了他“天下为公”的信念。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一穷二白的状况，比起孙中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国民党是从社会上层，包括国内外开始整合，资金都如此紧张；中国共产党是从社会下层开始整合，许多党员经济困难，没有职业，募捐都甭想了，中共完全算的上是白手起家。 中国共产党主体是穷苦大众，工人阶级和农民，绝大多数无固定职业，基本上一入党就只能成为职业革命者，需要党组织资助，否则生活都难以为继。那个时候的党员不用交党费，还要领党费。 如此这般，自然是捉襟见肘，不仅拖欠党员补贴，新文化报刊如陈独秀的《新青年》也无法保证持续出版，因经费问题常间隙性停刊。 陈独秀、沈雁冰、李汉俊等被逼无奈，只能施展乾坤大挪移，“憋屈”的写稿子拿去卖给其他商务印书馆，再用稿费支付党员的补助和支持《新青年》出刊。 最终，在现实面前，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不得不低头，放弃独立闹革命的初衷，加入共产国际成为一个支部，领取经费，受其约束。  中国的革命过程中，共产国际给了大力支持，据统计，光是1921年～1927年共产国际无偿提供给中国共产党180万美元。为什么共产国际如此大力支持中国革命？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政治体制被西方视为异类，欧洲列强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摒弃前嫌，一起干苏联。连日本都曾派出远征军兵3万，不过眼见苏联红军把白卫军干趴，掂了掂自己没敢出手。 这支远征军里有的人带着一身性病回国，聪明的把马列主义带回日本，为日本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基础，成为日本赤军的前身。 当时的苏联为避免国际上的孤立无援，国内还没安稳之际便通过共产国际拼命向外（日本蒙古朝鲜等）输送政治思想，提供经费援助各国革命。 1921年苏联特使就携带了十万美元的钻石到上海资助中国革命，资助中国共产党，新文化报刊发行，苏共资金投入最多，最感兴趣的是工会运动，最雪中送炭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正是依靠共产国际的经费，中共中央才能向六个支部（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东京）每位代表提供150元路费到沪召开。否则，中共一大不知道要推迟到什么时候。 当时的很多共产党员因为经济窘迫而兼职，毛泽东在长沙做老师已算是好的，不少人还是去码头搬麻袋。即便如此毛泽东一个月的薪资也仅10个银圆，根本不够用，只能不断给报社投稿赚取稿费。 一大后，有共产国际这个资金奶牛的中共中央每月向国内所有党员发放活动经费，如毛泽东每月可领取170银圆，完全改善了其经济状况，放开手脚，一心一意干革命。  1925～1926年，中国共产党员从不足千人增至上万，对资金需求猛增，列宁格勒党员缴纳的党费作为专项经费援助中国，全部交到中国共产党手中，美国左派记者史沫特莱在中国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候捐助过4万美元给党组织。 共产国际资助了中共领导的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从武器、经费到后续伤亡者的体恤等全方位包干，还体贴的派出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顾问指导中国革命。 所以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早期，共产国际如奶妈般的照顾、保障中国共产党的成长。  第一阶段国共战争，中国共产党在苏区解决经费无所不用：吃大户、拉赞助、鬼子嘴里抢黄金……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转向农村，在湖南、湖北两省边界地区武装割据，这一方针带有被迫性，并未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计划内，加上国民党进行的严密封锁，中共和共产国际人员往来被中断，渠道被掐援助自然也中止。 这段时间是天老爷赏饭吃。活得好的像朱德，占领的驻地富庶，官兵一律月饷12元，比国军还高，有滋有味，生活乐无边；活得挣扎的像毛泽东，占领区域地瘠民贫，军官每月3元，士兵更惨。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后期在国民党不断军事围剿下，红军被压迫到更加贫瘠山区，这里的老百姓连养活自己都难。外无援助，内无余粮，一个窘字；对内还得实行减税减租，稳定民心，经济压力越来越大，红军开始主动出击，化整为零到国统区打土豪、吃大户，伏击国民党和地方保安团。  没想到这些操作其实还是一个技术活，红军战士绝大部分来自山区，目不识丁更不识货，攻进地主老财家或县城，专找大件拿，哪样沉搬哪样，认为越重的越贵，抬走座钟、手电筒、马灯等，更贵重的手表、玉器、收音机等物弃之不理。 甚至有战士把缴获的国统区钞票成堆的烧掉，因为这些钱是国民党的，反动派的而且在苏区不流通。红军将领发现后，心痛地吐血，这些金圆券不能在苏区用但可以在国统区购买物资啊。苏区紧急开展普及教育，给战士详细讲解才扭转过来。 红军不仅和国民党抢资源，和日军也是锱铢必较“抢”黄金。 山东招远自古盛产黄金，七七事变后沦陷。当地地下党组织矿工秘密开采，同一座矿山，鬼子在南边掘进，中国共产党在北边挖洞；对于鬼子掌控的矿场，组织矿工利用每天吃饭、上工的进出，在手指甲、头发、脚底粘连夹带出金砂，提炼成金化整为零运往延安。整个抗争时期，招远地下党为党中央提供了数十万两的黄金，对支持抗争功不可没。 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也找过外援。毛泽东写信给宋庆龄求助，希望她帮忙贷款。  宋庆龄将自己唯一的寓所——莫利爱路寓所典抵押贷款加上孙中山逝世的抚恤金，凑足了5万美元交给毛泽东以解燃眉之急。 转折出现在1937年的平型关战役，这场大捷让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一战成名，赢得声誉，不用宣传，海内外华人华侨纷纷解囊相助，送到部队的物资堆积如山，幸福一下来的太突然，以至于军队不得不把多余物资转卖成钱，汇往中央。 战士：我是上阵杀敌的，要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施展一身的这种才华。1940年皖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三光政策”，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进入边区，边区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物资匮乏到衣食住行全部成问题，上至师团长下到普通士兵，喝粥光脚，没有被盖。 危机下，毛泽东题字“自力更生”，拉开延安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开荒和生产自给。南泥湾、北大荒就是在这个时期建成的，战士的考核不再是上阵杀敌，加入了生产技能比拼，出现了各种能手，诸如纺织能手、产粮能手、制盐能手……之类，还四处演讲，推广经验。 毛泽东在山沟里开垦出一块菜地，种蔬菜，朱德的菜园年年大丰收，被称为“小南泥湾”，刘少奇、张闻天拿起劳动工具、到田间带头劳动，周恩来、任弼时参加军民纺线大赛运动还获得了“纺线能手”的称号。三五九旅凭着“一把撅头一把枪”把野兽出没、渺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另一边，中共中央适当提高了农村粮食征缴和抗日税费征缴，并对苏区唯一拿得出手的盐运，实行专卖制，统一产销，收入归军委；发行救国公债，苏区老百姓可以用鸡蛋、糖果、粮食、首饰交换，国统区秘密发行，认购者发给通行证可进入苏区从事商贸。 1938年中共中央指示下，具备红色使命的联和行、广大华行、五丰行在香港成立，方便接受海外抗日捐款和物资，采购军需物资及药品。解放战争胜利后，联合行兼并了共产党在港创办的所有商号，改组为“华润公司”，今日华润集团的雏形。华润起名的来源“华”代表中国，“润”取自毛泽东的字“润之”。 延安时期的生产自救是一场逼出来的运动，结果是一方面解决了部队的经费问题，另一方面也培养出一套自我造血的经济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经济管理的一个转折期。 它也是后面的1945年中国共产党摆脱共产国际的管控，在财政和人事任免上独立出来的前提保障，也为解放战争后的全面社会建设奠定了基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