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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心知性为知，存心养性为行。——王阳明《传习录·答顾东桥书》 
在浩瀚无边的中华国学经典海洋里，即便许多篇章与当下的生活节奏略显疏离，但其中蕴含的智慧之光，犹如海底捞起的珍珠，穿透了时间的迷雾，依旧在我们的心灵深处熠熠生辉。我，作为一名文化的追寻者，总爱在古籍的字里行间探寻那些能够触动心灵的智慧之光，将它们一一摘录，细细品味。这些智慧之光，不仅是古人智慧与哲思的结晶，更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现代人心灵的座右铭，引领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深邃与广博，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与智慧。在众多国学经典中，我选择《传习录》作为挖掘“智慧之光·座右铭”的源泉，其版本如下图所示：
《传习录》是明代大儒王阳明的语录和书信集，王阳明（1472-1529）是一位集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哲学家和军事家于一身的全才，他的学说在朱熹理学衰微之际，提出了“心即是理”“知行合一”的全新观点，将儒家的内圣之道推向了新的高度。王阳明不仅精通儒、释、道三教，更以其深邃的思想影响了后世无数文人墨客，成为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在《传习录》中，王阳明强调：“良知在夜气发的，方是本体，以其无物欲之杂也。”他鼓励人们在纷扰的世事中保持内心的宁静与独知，找回自己的良知，用良知作为生活的指南针。这种“静”与“独”的境界，不仅是明心见性的真功夫，更是我们心灵的导航标，引领我们走向光明与智慧。这些国学经典中的“智慧之光”，不仅承载着古人的智慧与哲思，更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现代人心灵的座右铭。它们句句珠玑，字字闪光，激励着我们每日品味、感悟中华国学的深邃与博大。同时，这些“智慧之光”也蕴含着丰富的“现代启示”，激发我们的良知，为我们的生活、学习及工作注入无穷的动力与智慧。在精选这些“智慧之光”作为座右铭时，我刻意避开那些常见的句子，而是精选一些精要且稍显“陌生”的金句，以期让大家在全新的视角中取得实质性的成长与进步。这些座右铭，将成为我们心灵的导航标，引领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尽心知性为知，存心养性为行”此句深刻揭示了王阳明心学思想的精髓。其中，“尽心知性”意指通过内心的深刻反思与探索，达到对自我本性、天理的透彻理解，此过程即为知的体现；“存心养性”则强调在日常行为中保持并涵养这种对天理的体认，使之成为行动的指南，此即为行的实践。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王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金句源自明代大儒王阳明的《答顾东桥书》，是其心学思想体系中的核心表述之一。王阳明在书信中针对顾东桥对于“知行合一”的疑问，提出了这一见解。他认为，传统的知行观念往往将知与行割裂开来，知而不行或行而不知，皆非真正的学问之道。王阳明主张，真正的知必然体现在行之中，而行也必然源自深刻的知。总之，王阳明通过“尽心知性”与“存心养性”的阐述，进一步阐释了知与行的内在统一，即知是行的前提和基础，行是知的验证和完成。这一思想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后世哲学、伦理及教育实践都产生了重要的启示作用。来书云：“所释《大学》古本，谓致其本体之知，此固孟子尽朱子亦以虚灵知觉为此心之量。然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此语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则其所以为是语者，尚有未明也。朱子以“尽心、知性、知天”为物格、知致。以“存心、养性、事天”为诚意、正心、修身，以“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为知至、仁尽，圣人之事。若鄙人之见，则与朱子正相反矣。未“尽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圣人之事也；“存心、养性、事天”者，学知利行，贤人之事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岂可专以“尽心知性”为知，“存心养性”为行乎？吾子骤闻此言，必又以为大骇矣。然其间实无可疑者，一为吾子言之。夫心之体，性也；性之原，天也。能尽其心，是能尽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此惟圣人而后能然。故曰：此“此生知安行”，圣人事也。存其心者，未能尽其心者也，故须加存之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于存而自无不存，然后可以进而言尽。盖“知天”之“知”，如“知州”“知县”之知。知州则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县则一县之事皆己事也，是与天为一者也。“事天”则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犹与天为二也。天之所以命于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养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者也。故曰：此“学知利行”，贤人之事也。至于“夭寿不贰”，则与存其心者又有间矣。存其心者虽未能尽其心，固已一心于为善，时有不存则存之而已。今使之“夭寿不贰”，是犹以夭寿贰其心者也。犹以夭寿贰其心，是其为善之心犹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尽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夭寿贰其为善之心，若曰死生夭寿皆有定命，吾但一心于为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虽与天为二，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则尚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犹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创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类。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尝有而本始建立之谓，孔子所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今以“尽心、知性、知天”为格物致知，使初学之士尚未能不贰其心者，而遽责之以圣人之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风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几何而不至于“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见矣。吾子所谓“务外遗内，博而寡要”者，无乃亦是过欤？此学问最紧要处，于此而差，将无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于罪戮，呶其言，其不容己者也。来信中说：“你所解释的《大学》古本，认为要致其本体之知，这固然与孟子所言相近，朱熹也认为虚灵知觉是此心的度量。然而，尽心是由知性而来，致知则在于格物。”“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这句话本身没错。但是，推究你提出这句话的本意，似乎还有未完全明了的地方。朱熹将“尽心、知性、知天”视为格物致知的结果，而将“存心、养性、事天”视为诚意、正心、修身的过程，将“夭寿不贰，修身以俟”看作知至、仁尽，是圣人的事。然而，在我看来，这些观点与朱熹的正相反。未能“尽心、知性、知天”的，是生而知之、安而行之，此乃圣人之事；“存心、养性、事天”的，是学而知之、利而行之，此乃贤人之事；“夭寿不贰，修身以俟”的，是困而知之、勉而行之，这是学者应做之事。怎能专以“尽心知性”为知，“存心养性”为行呢？你乍一听这话，必定大为惊讶。但实际上，这中间并无可疑之处，让我为你详细解释。心的本体就是性，性的本源是天。能尽心，也就能尽性。《中庸》说：“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他的本性。”又说：“了解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并且确信无疑，这就叫知天。”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所以说，这是“生知安行”，是圣人的事。存心，是因为未能尽心，所以需要加存心的功夫；必须存心久了，不须再刻意存心而自然无不存心，然后才可以进一步谈到尽心。知天的“知”，就像知州、知县的“知”，意味着掌管、负责。知州则一州之事皆为己任，知县则一县之事皆为己任，这是与天合为一体的境界。“事天”则如同子女侍奉父母，臣子侍奉君主，仍然与天保持一定的距离。天赋予我们的，是心和性，我们只需存养它们而不失，就像父母完整地生下子女，子女完整地归还给父母一样。所以说，这是“学知利行”，贤人的事。至于“夭寿不贰”，则与存心者又有不同。存心者虽未能尽心，但已一心向善，偶尔有所不存则再存之即可。现在要求他们“夭寿不贰”，就像是让夭寿来影响他们的心了。若以夭寿来影响心，说明他们向善的心还未能专一，存心尚且有所不足，又怎能谈到尽心呢？现在先让他们不因夭寿而改变向善的心，比如说生死夭寿都是命中注定，我只需一心向善，修养自身以等待天命，这说明他们平时还未真正了解天命。事天虽然与天保持一定距离，但已经真正知道天命所在，只是恭敬地顺从它罢了。如果说等待天命，那就是还未能真正知道天命所在，还在有所期待，所以说要“立命”。这里的“立”是“创立”的意思，如同立德、立言、立功、立名等。凡是说到“立”的，都是指过去未曾有过而现在开始建立的。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所以说，这是“困知勉行”，学者的事。现在如果将“尽心、知性、知天”视为格物致知，要求初学之士，他们尚不能做到心无二用，却突然要求他们达到圣人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的境界，这就像捕风捉影，茫然无措，他们怎么可能不误入歧途呢？现在世上致知格物的弊端，也由此可见。你所说的“务外遗内，博而寡要”，不也正是这种过失吗？这是学问最紧要的地方，如果在这里出了差错，那么无论做什么都会出错。这就是我为何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自身可能陷入罪责，也要坚持我的观点，因为这是我无法不说的。
夫“尽心知性为知，存心养性为行”，乃阳明夫子心学之精髓，贯穿《传习录》始终。此金句不独为学者座右铭，亦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要道。吾辈当以此为鉴，内省于心，外化于行，使知与行相辅相成，归于一统。勿使知而不行，沦为空谈；亦勿行而不知，沦为盲动。唯有知行合一，方能洞明世事，通达天地，成就不凡。愿诸君共勉之，以阳明夫子之心学，照亮前行之路，造福苍生，不负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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