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之女------郁黎民

郁黎民，1925年出生于浙江富阳，曾用名郁洁民，郁达夫跟原配孙荃所生，为其长女，1950年随丈夫到湖南桂阳第一中学任教，曾任湖南省第五、六届省政协委员。女儿眼中的父亲郁达夫又是如何呢？

郁黎民

每每提及父亲，91岁的她说一句话又抬头看看窗外，停顿很久，好似自己也找不到答案。这个让她情感如此复杂的父亲，曾一度被她称为“无所谓的人”。但在她八十岁以后，她又开始反观自己，写成“我的一生”。郁达夫于她似乎不再是陌生人，她试着去理解、接受、原谅、同情……而他也成为她一生不可避之人。

归来吧，爸爸，故乡也还有您的妻儿

天空下起毛毛雨，一场秋雨一场凉了。10月12日，桂阳县财神洞58号小院，听到有人来访，郁黎民让保姆帮她坐上轮椅，推至客厅。听到“郁达夫”的名字，搓着手的她眼睛一亮，随即又黯了下去，“虽然我是郁达夫的女儿，可我们见面的次数是极少的，父亲于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么几件小事了。”停了许久，她轻叹一口气。

在郁黎民记忆中，父亲给予她最初的父爱还是外婆和母亲孙荃反复说给她听的。郁黎民在浙江富阳出生时，孙荃得了疟疾，缺奶，只得将她放在一个奶娘家抚养。1925年10月，郁达夫从外地回到富阳老家，得知郁黎民寄养在奶娘家，他立马跑到奶娘家里看。这个奶娘家里好几个孩子，根本无暇照顾好郁黎民，已经十个月的她瘦得像只小猫。

“可能因为我是女孩的缘故，我的境况家人也并未重视。”那天郁达夫看见郁黎民在楼上啼哭不止，而奶娘在楼下烧水煮饭，并没理睬。见此情形，郁达夫解开皮袍子把女儿裹起来，在巷口喊了一顶轿子，一口气将郁黎民送至离城三十多里的岳母家，还嘱咐岳母另请奶娘。就这样，郁黎民在外婆家待到六岁，上学了才回富阳。“那应该是我最初得到的父爱了。”她笑着，相较于弟妹天民和正民，她算跟父亲接触较多了。

再次见到父亲，她说不清是什么时候，只知道自己高小毕业，父亲正好回家。“我那时候成绩很好，高小毕业就想继续读书，我看到爸爸回来就跟他说了我的想法。”可那时候郁达夫愣了下，答道：“女孩子没有必要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你还想读书可以去女子学校学点女孩子应该学的东西。”听了这话，郁黎民也没敢再继续争取。“没想到他骨子里还是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哩。”后来，郁黎民并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她在外婆的鼓励下，考上了浙西一中。

她在浙西一中上学的时候，日军全面侵华，学校搬至天目山，这时候郁达夫已经投身抗战，随后五年都没有他的消息。到了1942年，郁黎民思父深切，又加上家人紧张得不行，她便写了一篇《寻找父亲郁达夫》的文章，在《东南日报》发表。她想着父亲之前很多作品都发表在《东南日报》，看到了该消息的人应该会给回复。“我还记得那篇文章的结尾：归来吧，爸爸，故乡何尝没有明媚的湖山，故乡也还有您的妻儿啊，富春江上往来的点点白帆，子女们正在等着您呢。”但这篇文章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人告诉她，父亲在那个时候已经出国，在新加坡一带联合华侨抗日。

直到4年后，胡愈之写了《郁达夫的失踪和流亡》报告文章，他们一家人才知道，原来这些年郁达夫一直在新加坡，后来又转战印度尼西亚抗日，还化名为赵廉，不幸的是在抗战即将胜利时,他在苏门答腊岛被日军杀害。“我的那篇文章，可能父亲都没有见过。”

“母亲默默流泪成了我们最怕的事”

一开始，郁黎民以为父亲是非常在乎他们的，父亲将她的小名唤作“文儿”，还给她取了学名“郁洁民”。他还给夭折的哥哥“龙儿”写了很多篇文章。但在她三岁那年，父亲跟王映霞同居，之后就更少回来。

“父亲的事大约因我们年纪小，母亲从未跟我们提起，我们在母子相依为命的情况下也不觉得失去父亲的可悲。”她坦言，父亲好像对于她有点“无所谓”。只有在看到别人的父亲牵着女儿的手欢乐谈笑时，她和弟弟妹妹才会眼红。说到这里，郁黎民不再继续说，而是让保姆推着她离开了一会儿。

再次回到客厅之后，她恢复了平静，谈起母亲的“痴心”。“母亲内心是痛苦的，即便她不说我们都知道，她是个遵循'三从四德’的传统女性，父亲即便如此，她从没在我们面前抱怨过半句，而是转为礼佛，每次看到她孤独的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在父亲不回家的很多日子，能够偶然想起父亲时，大抵就是过年吃年夜饭的时候。郁黎民记得母亲总是非常执着地在年夜饭桌上多放一副碗筷，象征着父亲也跟他们一起过年，他们谁都不敢说话，只是默默扒饭，既不敢去安慰母亲也不知道如何安慰。“母亲不言不语默默流泪成了我们那时候最怕的一件事，每当这时候，我们三个孩子就围着她一起淌眼泪。”

孙荃一直珍藏着郁达夫写给她的信件和一些文章，她最幸福的六年都跟这些“藏品”有关，那是他们刚结婚不久，孙荃跟着郁达夫去北京、安庆等地，一起生活的6年。“母亲时常回忆起那段生活，总是津津乐道，好像要我们分享她的喜悦似的。”郁黎民在母亲的介绍下试着读父亲的文章，如《沉沦》《日记九种》等，她才知道母亲被弃的原因是第三者的介入。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在喧嚣的《日记九种》的背后，有谁会想到我们这被弃的母子四人的痛苦，真是“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从此，我怕人提起父亲的名字，我也不想提起它。因为一个被父亲抛弃的孩子的自尊心已深深地被刺伤了，我感到了“难堪”和“不幸”!

历经这些情感波折后，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父亲这时候送王映霞和云、飞两个弟弟回家避难，就住在她家前面的春江宾馆。有一天放学回家，郁黎民碰着父亲从对面走来，“那时候我多想喊'爸爸’，可是我不敢，他也似乎认出了我，只深深看了一眼，也没有喊我。”那次见面成了郁黎民心中的又一个伤痛，她觉得父亲是完全陌生的，心情坏到了极点，回到家后，她写了一首诗自嘲。

郁达夫

“母亲寄来父亲稿费，引起大家误会”

“郁达夫还有后人生活在湖南？简直不可思议。”郁黎民的儿子邹诚说，很多人知道母亲是郁达夫长女时都是如此反应。因为母亲太低调，以至于在湖南多年都少有人知晓。

1944年郁黎民高师毕业后嫁给衡阳人邹陔笙，邹陔笙当时是国民党62师师部少校秘书，后来退职。郁黎民跟着他回到衡阳老家，1950年去了郴州桂阳。邹陔笙在桂阳县一中当语文老师，郁黎民则任图书管理员。刚进校时，郁黎民填写档案在“父亲”一栏写上“郁文，以卖文为生。”那时候少有人知道郁达夫就是郁文，“我这样填有两个考虑，我们只是父女关系，平常并没有多少来往，知道郁文就是郁达夫的人一眼就知道，不知道的我也没必要说。另外，父亲的荣誉是父亲的，我也不想靠这个让自己得到照顾。”

当时邹陔笙工资每月157斤谷子，郁黎民拿145斤谷子，那时候每百斤谷子5元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1952年，郁达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郁黎民成了烈士家属。郁黎民听妹妹说她写信给郭沫若后，已经安排她在北京读书了，为了能给家里减轻点负担，郁黎民也给郭沫若写了封信。不久后，郭沫若回信，表示可以安排工作，但没必要去北京，可就地解决。“我父亲生前跟他是至交，他回信称呼我为世侄，后来我就成了学校的初中语文老师。”那是1953年，刘茂时任校长，他看到郁黎民档案时，便知道她就是郁达夫的女儿。学校还托郁黎民请郭沫若题写了桂阳一中的校名。

《郁黎民文存》插图

1960年，孙荃从浙江富阳给郁黎民寄来一笔钱，是郁达夫的稿费，那时候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郁达夫选集》，孙荃将所得的稿费分成10份，郁达夫的8个子女每人一份，她拿两份。“第一次母亲给我寄了275元，收到了支票也同时收到了她的信件，可母亲没工作，我又将其中的200元寄了回去。”第二次稿费又寄了过来，在那个年代，这两笔钱相当于“巨款”，郁黎民又将钱如数寄给了母亲。这时候学校里有人说这钱是邹陔笙的“特务经费”，甚至有邻居称他们做鸡鸣狗盗之事。领导也找她谈话，她把事情原委说了出来，又将母亲的信件给大家看，学校师生才知道郁黎民就是郁达夫的女儿。

因为父亲是郁达夫，郁黎民也遭遇到很多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人开始说她是“三十年代反动作家”的女儿，再加上丈夫的历史原因，她的家险些破碎。学校领导找到她，要求她跟丈夫离婚，她坚信自己和丈夫都是清白的，拒绝了。

再后来，他们一家人被押回衡阳，跟其他人一起赶工分混口饭吃。郁黎民的小儿子邹敏那时候不过十一二岁，已经成为家中的劳动力。

邹敏直到1978年第二次高考才知道外公是郁达夫。1977年高考恢复，他超过重本线，因父母的问题没有被录取。第二年高考又超过重本线几十分，这时候郁黎民告诉他，他考的是文科，可能填写外公是郁达夫会有所帮助。“我填了后，以为会行个方便，没想到差点再次跟大学无缘。”邹敏当时填报的是湖南师范大学，那时候学校开了三次会讨论他的问题，最后以分数为标准录取了他。

当然，郁黎民作为郁达夫的女儿，她也曾因为父亲享受过一些方便。她记得考浙西一中时，她从考场出来，和并排走来的方秉性校长，浙西行署贺扬灵主任碰面了，她停住脚步鞠躬行礼，校长说了一句，“这是郁达夫的女儿郁洁民。”没想到贺主任拉着她的手，亲切地说，自己是郁达夫的学生，还写了一张五十元的条子做她的生活补助。

抗战时期，她还因父亲的关系进了民族日报社做校对，报社知道她是郁达夫的女儿，对她爱护有加。有一次，因为她的大意，校对时把原稿上的“大西洋”写成“大北洋”，已经在印刷了，总编辑发现后又重新印过，那时纸张珍贵，可没人批评她。因为父亲的缘故，她在浙西一中时跟顾亦民和金希树有交集，1939年冬，浙西一中地下党曾通过决议，由支部书记顾亦民和金希树介绍她入党，但在通知之前郁黎民离开了天目山，直到2003年时她再次遇到金希树，他寄了证明给她，她才知道这事。

“我试着理解、原谅、同情了他”

2000年，郁黎民老伴去世，她开始提笔写自己的一生，试图以长女的身份来理解父亲。

在孙荃的回忆中，郁达夫出国前曾回到富阳老家，孙荃做了很多他爱吃的菜，但到了晚上，郁达夫在门口挂上“闲人止步”的牌子。在得知郁达夫遇害时，孙荃捶胸顿足，难受得无以复加，她那时候已经原谅了他，还下决心要将郁达夫的作品集结出版。后来郁达夫和王映霞的二儿子由侄女静民从福建带回家，她去看他，要把他带回来当自己的儿子养。当时郁达夫的二哥体谅她一个妇人带着三个儿女实在艰难，没答应这个请求。郁黎民也从那时候开始原谅、同情父亲，在知道父亲的事迹后，把父亲当成自己的骄傲。

郁达夫逝世20周年时，郁黎民第一次以诗歌形式来悼念父亲，后来“郁达夫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郁黎民作为家属代表发言，她第一次试着用自己的观点来解读父亲。她说，“先父殉难51年了，全国人民没有忘记他，故乡人民怀念他，因为烈士一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入人心。我常常想，纪念烈士最好的办法是学习继承烈士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怕泄露自己的身份和同志们的秘密，为了与敌人斗智斗勇，他戒掉了几十年嗜酒的习惯，每年岁首，例作遗言，随时准备迎接意外不幸而为国捐躯，他的生活是何等严肃，又何等清苦，最后，终于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祖国。”

郁达夫留下8个子女，其中孙荃为他生了3个孩子，王映霞生了3个孩子，印尼的何丽又生了2个孩子。1985年“纪念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遇难四十周年”的大会上，兄弟姐妹8人第一次见面。郁黎民感慨万千，“那时候我最小的妹妹，就是大家知道的那个遗腹子都已经40岁了。”

现在郁黎民书房的柜子装满了书籍，很多是父亲的，她喜欢父亲写的《迟桂花》、《故都的秋》，她对《茑萝行》里的小脚妇人印象深刻，很多人说这是以她母亲孙荃为原型的创作，她淡淡地回答，“母亲是中国封建传统女性，在婚姻和家庭里她是牺牲者。”在她大儿子邹诚的书房，三个柜子里也几乎放满了郁达夫的书，他跟母亲有点不同，他喜欢外公的《沉沦》、《春风沉醉的夜晚》等。

此刻，已是秋天，郁黎民也感慨，兄弟姐妹现在健在的还有4个，这一晃，父亲已经离开70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