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飞 阅读一些文学爱好者撰写的描述投稿经历的文章，竟不约而同地写到他们对发到各报刊社邮箱的稿件，都使用了“跟踪邮件”功能，其目的在于要看看编辑是否看了这些投稿。 看到这里，我的心里不由一阵悲凉：现在，作者和编辑的关系怎么变得如此缺乏信任！以前可不是这样，文学史上流传着很多编辑从自然来稿中助作者成名的故事。 且不说早已在文坛传为美谈的巴金发现并推动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发表等故事，单是当年北京文坛“四大名编”的故事，就让人心驰神往。 北京文坛“四大名编”，指的是曾在北京的文学杂志社、出版社深耕多年的龙世辉、章仲锷、崔道怡、张守仁。 龙世辉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编辑业绩，是他发现、推出了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龙世辉在一大堆自然来稿中发现了这部小说，凭着职业敏感，他觉得小说题材别具一格，作者的生活阅历厚实，但小说又有明显缺陷，文学性不强，语言、结构均存在问题，严格来说只是一堆素材。要是碰上一个责任心不强的编辑，《林海雪原》的命运大概率是被退稿，但它的幸运就在于遇上了“名编”龙世辉。龙世辉热情地邀请《林海雪原》作者曲波来出版社商谈改稿事宜。曲波根据龙世辉的意见，对小说作了认真修改，但龙世辉看后仍不满意，此后他便亲自动手对小说进行修改，有的章节几乎是重新进行改写。3个多月后，小说终于定稿。《林海雪原》出版后，立即产生轰动效应，在成为畅销书的同时，还被改编为话剧、影视剧、连环画等。 章仲锷的书房名为磨稿斋，有人问其缘由，章仲锷说，《当代》主编秦兆阳曾赠其条幅：“磨稿亿万言，常流欢喜泪。休云编者痴，我识其中味。”他觉得这首拟自《红楼梦》的诗写得很有味道，就给自己的书房起了这个名字。一个“磨”字何其传神！正是在一遍遍的磨稿中，章仲锷把一个个无名作者培养成了声名远播的作家。 据说，章仲锷案头功夫了得，书桌上常年放着一部《现代汉语词典》，错别字只要到了他面前就无处遁形。他追求精益求精，遣词造句煞费苦心，编辑文章逐字推敲。从维熙的中篇小说《第十个弹孔》、刘绍棠的中篇小说《蒲柳人家》、刘心武的长篇小说《钟鼓楼》、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等一大批名作都是他亲手打磨推出的。 张守仁的名字，是和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史上的经典文学作品《高山下的花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82年，在一次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上，《十月》杂志编辑张守仁向军队作家李存葆约稿，李存葆讲了三个题材，张守仁对《高山下的花环》最感兴趣。会议结束后，李存葆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完成了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的创作、修改工作。一天深夜，他将一大摞手稿送到张守仁家里。张守仁通宵达旦地审读稿件，读完后兴奋不已，认定这是一部军事文学史上难得的突破之作。在他的努力下，《十月》杂志以头条位置刊登了这部小说，并配发作者简介、创作谈以及评论文章，顿时在军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全国先后有70余家报纸连载这部小说，国内有8家出版社出版此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话剧、歌剧、京剧、舞剧、评剧等。 北京文坛“四大名编”中，跟我唯一有过交集的是有“文学的摆渡人”之称的《人民文学》原常务副主编崔道怡。崔道怡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文学》担任小说编辑，工作不久就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李国文。李国文当时是一个业余作者，一口气给《人民文学》寄来了六篇小说，崔道怡读后写信约李国文来编辑部见面，对他说：“这六篇小说写得都不错，但《改选》写得最好。你修改一下，我先发这篇，往后再慢慢发那些。”修改后的《改选》在《人民文学》头条位置发表了。从此，文坛上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新星。 李国文一直保存着崔道怡写给他的第一封信，崔道怡曾开玩笑地要李国文把这封信还给他，李国文说：“我复印一份给你，原件我要永远珍藏。你知道一个名牌杂志的大编辑给一个小小的业余作者写信意味着什么，你是我文学上的摆渡人啊！” 崔道怡没给我写过信，但给我的小说写过评论文章。1995年，正念大学的我，在《中国校园文学》杂志发表了一篇5000余字的小说《小鸭子果》。我之所以能写出这样一篇小说，跟我的亲身经历有关。在我的家乡，有一种叫做小鸭子树的树木。每到夏天，那树就会结出一种形似小灯笼的果实，玲珑剔透，看得见里面卧有一黑头红身的物儿；小心掰开来，往水面上一扬，便会小鸭子般悠悠荡荡地朝前游，因而被称为小鸭子果。童年时，我经常在家乡的池塘边和小伙伴们放小鸭子。一次，我遇到了一只脑袋被虫子啃了半个去的小鸭子，但让人吃惊的是，放到水中后，它并没有沉下去，反而顽强地斜着身子一悠一荡地向前游去！ 这深深地震撼了我。恰好当时在我的伙伴中，有一个因家庭原因遭人歧视的孩子。但这孩子很坚强，说话、做事有板有眼，没有丝毫的怯懦、自卑，学习成绩也不错。把那个身有残疾的小鸭子和这个孩子联系起来后，我便写下了短篇小说《小鸭子果》。小说在《中国校园文学》1995年7月号发表了，让我没想到的是，杂志同时还配发了一篇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崔道怡近1000字的评论文章。 崔道怡在评论文章中指出：“设使作者仅只直白记述这个故事，读来恐怕未必能够这般动人。生活变为艺术，需要经由作者情思的点化。作者的情思，又需要有具体事物的依托。”“正是小鸭子果，引导着作者认识了小通根（主人公）；正是遭虫咬了的小鸭子果，揭示了小通根善良而孤苦的内心；最后，又正是借助那虽遭虫咬却不沉落的小鸭子果，作者抒发出对有志少年奋进精神的赞叹之情。人与物，物与情，其间的联系，是自然而然的。”“作者的安排颇具匠心。他先写物，后写人，先写童趣，后写'考验’，从而在情景交融的氛围之中，凸现了主人公那让人又爱又怜的身与心。”“艺术之道，弄巧若拙。《小鸭子果》以物喻人，以情叙事，能把一个真实的故事讲得委婉有致，个中奥秘，正在于此。” 说实话，刚看到这篇评论文章时，我是吃惊而感动的。崔道怡先生当时在文坛上已赫赫有名，他竟能为名不见经传、且素未谋面的我的一篇作品专门写下评论文章。而且这文章充满真知灼见，决不是敷衍了事的泛泛而评！从此，我心里始终对他怀有一份敬重、感激之情，在多篇文章中记述过跟他的这次交集。遗憾的是，直到先生去世，我也未能跟他谋面。2022年7月，先生去世时，我曾把《人民文学》公众号推送的怀念文章《崔道怡谈优秀文学编辑：但问耕耘，不求闻达》《崔道怡：我此生尽心尽力的职场》等转发到微信朋友圈，引发了大家的感情共鸣。 对文学编辑工作，崔道怡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他认为，文学编辑的工作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要做到但问耕耘，不计收成，不求闻达。他提出了编辑工作的“五字诀”：准、宽、细、慎、严，即看稿要准，选稿要宽，改稿要细，退稿要慎，发稿要严。 跟北京文坛“四大名编”相比，现在有的文学编辑缺少扶持精神，发稿总盯着名家和朋友圈，对普通作者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和支持，因而才会出现有的投稿者怀疑编辑根本不看邮箱里的自然投稿的现象。当然，这种现象也引起了一些文学期刊社的注意，我在阅读多份文学期刊时发现，期刊社在“卷首语”之类的文字中，特意声明有些刊登的作品是从自然来稿中发现的。这是一个好现象，值得倡导。 其实，编辑工作是需要情怀的。它需要从业人员不但要有一颗大爱之心，能一视同仁地无私地帮助广大投稿者，还要练就一双“慧眼”，能从茫茫人海中发现有价值的作者，能从只言片语中发现有潜力的选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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