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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我的写作体会全在这里了 | 名家谈写作

 你好122 2024-12-24
王鼎钧:我的写作体会全在这里了 | 名家谈写作

我一向认为,

大人物属于历史,

小人物属于文学

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王鼎钧

01

可能因为我从小就在教堂里听牧师讲道,因此有很强的发表欲。但是人的发言权和他的社会地位成正比,我哪有机会?后来我发现有一种人,他的社会地位也许很低,但发言的机会却很多,这种人就是作家。我读《从文自传》,沈从文的职位很低,但是他的作品登在各大报刊上,对我影响很大。

也许这样想下去可以解释一个现象:文艺小青年都是先写诗,而我先写杂文;杂文本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文体,而我是“童工”。抛开天分不论,单就满足发表欲来说,诗暧昧,小说迂回,还是杂文直接了当。我在1946年就把杂文投给东北、华北的几家报刊,赚微薄的稿酬,补贴老父的生活费。1954年我就在台北的一家日报上写杂文专栏,引起社会关注。

当然,这不是全部答案。我在回忆录中说,依我的性格,适合做法官;依父母的期望,我应该做医生;要想如愿,必须受完整的高等教育。可是我在应该读书的年龄做了些什么?只有作家不讲学历,不限资历,只看你的三篇文章两首诗,我只有这一条窄路,这一条险路。我庆幸文学救赎了我,使我免于沉沦。我也庆幸后来能更进一步,超出杂文的局限,窥见艺术的殿堂。

02

我说过,“每一座地狱里都有一个天使,问题是如何遇见他”。(下面一句是:“每一层天堂里都有一个魔鬼,问题是如何躲开他。”)

举例来说,我当年从上海到基隆,在基隆港码头,我要了几张公文纸写文章。当时想的就是稿费,因为我一文钱也没有了。写完文章,我到邮局用公文纸糊了一个信封,装在里头。那时候,我不知道台湾有什么发表的地方。我想,台北一定有个《中央日报》,它一定有个副刊。我就请邮差按欠资投递。结果几天后就有了回音。我的回忆录第四本第一篇文章,本来的题目是《在基隆码头喊万岁》,第一个就是喊这个副刊编辑万岁,后来改了题目。那时候一千字10块钱,一个山东大馒头、一碗稀饭、一碟花生米,一块五毛钱。这样算来,10块钱我可以活一个礼拜。

在回忆录第三本《关山夺路》里头,在第四本《文学江湖》里头,我有好几次绝处逢生,化险为夷。我感谢天无绝人之路,感谢人之初、性本善。

03

评论家把我的作品作了如下分类:励志散文《人生三书》,也就是《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金石》、《我们现代人》,用几百字一篇的小品随笔谈论人生修养,读者随时可以打开,随时可以放下。那年代,年轻人比较没有耐心,很喜欢这种写法,论者称之为“人生工程的建筑材料”。现在年轻人要自己打造自己的人生观,你只要供给砖瓦木料,即使你给他整本大套有系统的理论,他也要拆开拣着用。

还有一类是青年写作指导,《讲理》、《作文七巧》、《作文十九问》、《文学种子》,这些书以爱好文学的青少年为对象,讨论写作的方法。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样的书还很少。我做这件事受夏丏尊先生影响,也有我自己的动机。我到台湾以后一直寻找写作的方法,夏先生的书是禁书,即使没禁,他也还有一个层次没有说到。可是那时候,我听到的答案是,文学创作没有方法。我很纳闷,做任何事情都有方法,写小说、写散文怎会没有方法?我终于找到很多方法,我要把它写出来,打破某些人对方法的垄断。

以上两类作品在台湾畅销了40年,台湾算是一个实验区,证明对青年有益处,可以请国内的年轻人看看。

还有一类作品,评论者称为抒情散文,我认为这才是我个人最重要的作品。《情人眼》、《碎琉璃》、《左心房漩涡》、《千手捕蝶》,在我心目中这是狭义的文学、纯正的散文,给我带来一些声誉,我也希望国内的读者喜欢它们。

我在台北写《碎琉璃》,本想拿它做我的第一本自传,它温柔地、伤感地歌吟我的童年,我也使用了小说常用的技巧,糅合、发酵、堆高和视角变换,加强了散文的表现力,有人称为“散文的出位”。我打算一直这样写下去。可是我出国了,远适异国,受到所谓文化撞击,心情改变,《碎琉璃》的世界我再也进不去了,我的回忆录最终写成你看见的这个样子。

几本抒情散文以《左心房漩涡》得到的风评最好。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在彼此隔绝30多年以后,我和当年的亲朋故旧通信,把切断了的神经一根一根连接起来,这是一次死去活来的大手术,见肺见肝,触及灵魂。《左心房漩涡》就是那几年碰撞、阵痛、复苏的文学纪录。我用了现代诗的一些技巧,如意象切断、节奏跳跃、语意多义,有人称之为“诗化的散文”。我也吸收了中国古典文学“赋”的风格,吞吐开合,铺张扬厉。整本书33篇散文脉络一贯,其实就是一篇长文,有人称为“主题散文”。那时候,这样写散文的人还很少。有人问我书名《左心房漩涡》是什么意思,我说中国大陆是我的左心房,台湾是我的右心房。我本来打算再写一本《右心房漩涡》,也是因为出国了,我的台湾经验写成《文学江湖》。我也希望国内的朋友们看看我的抒情散文。

04

我写回忆录,写了17年。第一本《昨天的云》描写幼年在山东的生活;第二本《怒目少年》讲述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经历;第三本《关山夺路》是关于在内战时期的遭遇。台湾30年的生活,因篇幅所限,我只取文学的角度来写,辑成《文学江湖》。

在同时代的人中间,我的回忆录晚出,虽有那么多珠玉在前,我仍有我的特色。有人说,这些回忆录不过大同小异罢了!没错,大家都经历过抗战,都经历过内战,大环境相同。但文学作品是在大同之下彰显小异,所见者异,所闻者异,所受所想所行者异,世事横看成岭,纵看成峰,仰观俯瞰又是另一面貌。人生的精彩和启发都藏在这些“小异”里,才不会把回忆录弄成个人的流水账。写回忆录不能只写自己,要小中见大,写出众人的故事、万法的姻缘。没受过文学训练的人大半不能发现这些小异,或者虽然掌握了一些“小材”不能“大用”。有些人拿着《关山夺路》问我,你的记性怎么那样好?有人拿着《文学江湖》问我,你怎么比我们多一个心眼?我想秘密就在这里。

05

我也许受了小说家毛姆的影响。毛姆曾说,他是一个“说故事的人”。据我了解,故事是小说的“低阶”。毛姆的身段我很欣赏。我在台北学习写作的时候,文坛轻视散文,认为散文是未完成的小说、失败的诗,我学小说无成,也索性把自己写的东西一律称之为散文。后来我就专心写散文了,就算是“由博返约”吧。在文学的诸般体裁中,散文最适合不耐拘束、自由成文的作者;最适合性格内向、长于自省的作者;散文也适合处处被动、只能在短时间集中注意力的作者。而我,正是这样的人。

06

各种文体都影响了我的散文,台湾的文评家称此为散文的“出位”或“越位”。我觉得这样很好,散文的体质改变了,有了新面目、新精神,诗人和小说家也来写散文,他们把散文当作余兴或变体,使散文的阵容壮观。当然,这样的散文也只是散文的“一种”。

我一向羡慕“狭义的文学”,那就是透过“意象”来表现思想感情,除了修辞技巧,还具有形式美和象征意义。这是文学的独门功夫。倘若作品只炫示自己的思想,和哲学比总是稍逊一筹。倘若只以记述事实取胜,怎么样也输给历史。文学自有它不可企及、不能取代的特性。我发表文章一直顺利,晚年人生经验多一点,社会关系减一点,文学境界高一点,眼底美感添一点,见贤思齐的心事重一点。

07

我一向认为大人物属于历史,小人物属于文学,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08

当前来看,文学作品难销,市场喧嚷,文学已死,作家心头也有阴影,这都是事实。但是,以我估计,文学不会死,某种艺术形式一经成立,永远不死。汉赋唐诗何尝死?早期白话文学运动称它们为死文学,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革命文宣”。文学不死,只是某种体裁风格退出“主流”。须知,风水轮流转,活鱼仍在江海。

进一步说,文学不死?如果作家“死”了呢?如果李贺多活10年,他的诗集可能会厚一些。楚王如果没有放逐屈原,而是将他判了死刑,当然也就没有流传后世的《离骚》、《天问》。当然,“变质”也是一种死亡,有些人坐在那里不停地写,他并非替文学续命,而是在为文学减寿。头戴作家的冠冕,不以写作为天职,而以搁笔为荣耀,这是“心死”。倘若作家都“死”了,文学怎么活?

以我浅见,没有作家以前就有文学,没有作家以后仍然有文学。作家虽死,文学却不会死。姑且套用文天祥的句子,天地有文学,杂然赋流形,上则为李杜,下则为“你我”。

09

我是基督徒,但是在文学的欣赏和创作方面佛教对我的影响较多。我从佛教知道人间是非是有层次的:有绝对的是非,党同伐异,誓不两立;有相对的是非,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还有一个层次,没有是非,超越是非。老祖父看两小孙子争糖果,心中只有怜爱,只有关心,谁是谁非并不重要。文学的前辈大师一直教我“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把自己的心分裂成多块,分给你笔下的每一个人,我听见了,不相信。佛法教人观照世界,居高临下,冤亲平等,原告也好,被告也好,赢家也好,输家也好,都是因果循环生死流转的众生,需要救赎。我听见了,相信了。

我觉得,作家和法师的分别是,法师“无住生心”,作家“生心无住”,一颠倒便是凡夫。我爱文学,我不做凡夫谁做凡夫。作家笔下的人物好比众生,作家就好比是佛、菩萨,人物依照因果律纠缠沉迷,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那样做,他们都不得不那样做,他们害人,同时自己也是受害人。作家也像佛一样,不能改变因果,但是可以安排救赎,救赎不为单方面设计,是为双方而设,他同情每一个人。萧伯纳说,他和莎士比亚都是没有灵魂的人,依我的理解,他是表示超越是非。

10

我觉得人生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实用品,很好用,很管用;第二个阶段是装饰品,用不着,可以看;第三个阶段是纪念品,用也用过了,看也看过了,但是舍不得丢掉。我很侥幸能够从实用品到装饰品,下一步,我希望更侥幸,从装饰品到纪念品。想渡到这个阶段,就得有读者朋友们的加持,各位的一字褒贬,就是我的生生世世。

11

文学永远需要未知数,文学的辞典里没有知足,文学的世界里没有恤老怜贫,文学需要一代一代继续创造。

12

对我而言,人生的三个阶段可以换个说法:动物的阶段、植物的阶段、矿物的阶段。我曾经在全国各省跋涉6700公里,再渡过台湾海峡,飞越太平洋,横跨新大陆,脚不点地,马不停蹄,那时候我是动物。然后我实在不想跑了,也跑不动了,我在纽约市五分之一的面积上摇摇摆摆,我只能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这时候,我是植物。将来最圆满的结果就是变成矿物,也就是说,一个作家的作品,他的文学生命,能够结晶,能够成为化石,能够让后人放在手上摩挲,拿着放大镜仔细看,也许配一个底座,摆上去展示一番。这时候,也许有人为他辩护,说:“无用之用大矣哉!”有一种东西似乎没有用,但是少不了,那就是文学艺术;有一种东西很有用,但是你用不得,那就是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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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写作如弹道,有升弧、降弧、最高点、弹着点,四部回忆录应该是我的最高点。自己以后大概不能写得“更好”,但必须写得“可看”,如何让读者“五岳归来”还愿意“看山”,是对老年作家的重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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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海”字半边看成两只联结的“口”,这三本书的书名都有“水”与“口”。“水”代表“逝者如斯”,“口”象征“有话要说”。以风格而言,我形容《巨流河》是“欲说还休”,《文学江湖》是“欲休还说”,《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则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15

巧的是,我曾经为自己写过一份简介,也有自我评价的成分。可以说给你,也算回答这个问题了。简介是:王鼎钧,山东临沂人。正式写作由1949年算起,迄今未敢荒废,曾尝试评论、剧本、小说、诗、散文各种文体,自己最后定位于散文。已出版《左心房漩涡》等散文集14种,其他11种。在台湾为及早力行将小说戏剧技巧融入散文之一人。诵前人“良工式古不违时”之句,日求精进。为基督信徒,佛经读者,有志以佛理补基督教义之不足,用以诠释人生,建构作品。吾生有涯,而又才力不逮,常引为恨。曾仿佛家四弘誓愿作铭以励天下同文,铭曰:“文心无语誓愿通,文路无尽誓愿行,文境无上誓愿登,文运无常誓愿兴。”

摘编自《王鼎钧:文学不死》

采访者:张冠梓,男,1966年8月生,山东省苍山县层山人,法学博士,研究员。

采访时间: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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