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丁玲是新中国第一位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作家,她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是被译成十多种外文,在国际文坛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鲜为人知的是,1948年丁玲完成这部作品的手稿后,特地派人送到杨家岭,请求毛主席指导。当时正值解放战争关键时期,百忙之中的毛主席却抽出时间认真阅读了全文。让人意外的是,对于这部后来荣获大奖的作品,毛主席却只字未提创作上的看法,反而对丁玲本人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意见。这个意见到底是什么?又为何会让丁玲终生难忘? 从湖南走向上海:革命女作家的觉醒之路 1904年的湖南常德城里,一个名叫蒋伟的女婴呱呱坠地。这个后来震惊文坛的女作家,出生时的名字并非丁玲。蒋伟的父亲是当地一位没落的清朝末代秀才,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不料蒋伟刚满三岁,父亲就因病去世,留下她和母亲相依为命。 母亲是个极有主见的女性,为了让女儿接受新式教育,不惜变卖家产。1910年,年仅六岁的蒋伟就被送进了常德城里最好的漱芳女学堂。在那里,她第一次接触到了《红楼梦》这样的文学经典,也第一次萌发了对文字的热爱。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蒋伟正在长沙湖南第一女子师范读书。那时的长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年轻的蒋伟亲眼目睹了学生们走上街头的场景。这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湖南大公报》上看到了署名"丁玲"的文章,被这个笔名深深吸引。从此,她将这个笔名据为己有,并一直沿用至今。 1922年春天,刚满18岁的丁玲只身来到上海。彼时的上海是全国最现代化的都市,也是革命思潮最活跃的地方。初到上海的丁玲先是进入了平民女子学校就读,后来又转入了由共产党人创办的上海大学。 在上海大学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丁玲的人生轨迹。那是1923年的一个下午,丁玲在图书馆遇到了正在查阅资料的瞿秋白。瞿秋白见这个年轻女子正在认真阅读俄国文学作品,便主动与她攀谈起来。从此,丁玲开始接触到更多的进步人士,也逐渐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1925年,丁玲结识了同为上海大学学生的胡也频。两人志同道合,不久便结为夫妻。在胡也频的影响下,丁玲开始尝试文学创作。然而好景不长,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胡也频因参与革命活动被捕,随后惨遭杀害。这场变故彻底改变了丁玲的人生,她从一个单纯的文学青年,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就在这一年,丁玲用笔名"冰记"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处女作《梦珂》。这部作品虽然稚嫩,却展现出她独特的文学才华。随后,她又创作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这部作品一经发表就在文坛引起轰动,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1930年春天,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丁玲在上海法租界创办了进步刊物《红黑》。这份刊物虽然只出版了三期就被迫停刊,却让丁玲结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同年,她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重要成员。 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 1930年代的上海,既是文化名人荟萃之地,也是革命斗争的前沿阵地。丁玲的处女作《梦珂》发表后,立即引起文坛瞩目。这部作品以一个年轻女性的视角描写都市生活,虽然在技巧上略显稚嫩,但已经展现出独特的女性视角和敏锐的社会观察力。 1928年,丁玲推出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这部作品一经发表就在文坛掀起巨大波澜。小说通过女主人公莎菲的日记,真实记录了一个知识女性在动荡年代的精神困境。作品发表后,鲁迅特地写信给丁玲,称赞这部作品"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女性书写的新篇章"。 1929年冬天,丁玲在上海法租界一间不起眼的小楼里创办了《红黑》杂志。这份杂志虽然只出版了三期就被迫停刊,但在当时的进步文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创办《红黑》期间,丁玲开始创作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这部作品描写了一个知识分子在革命浪潮中的觉醒过程,展现了作者对时代命运的深刻思考。 1930年,丁玲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很快就成为左联的重要成员。她担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并被推选为左联党团书记。在这个位置上,她积极推动进步文学的发展,团结了一大批青年作家。 然而,1933年3月的一个雨夜,正在家中写作的丁玲突然被国民党特务绑架,随后被押送至南京软禁。在长达三年的囚禁生活中,丁玲依然没有放弃写作。她在狱中完成了多篇短篇小说和散文,其中《水》一文就是描写她在囚室中的所见所闻。 在软禁期间,丁玲曾多次策划逃跑。1934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她趁看守打盹时溜出房间,却在翻越围墙时不慎摔伤,最终被抓回。这次失败的逃跑尝试为她换来了更严密的监视,但也让她积累了宝贵的生活素材。 1935年,在狱中的丁玲通过一位同情革命的看守,秘密给中共地下党组织传递信息。组织得知她的处境后,立即着手营救计划。经过近一年的周密准备,1936年9月,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丁玲终于成功逃离囚禁。 逃离南京后,丁玲没有选择留在后方安全地带,而是义无反顾地奔赴陕北革命根据地。当她风尘仆仆地抵达延安时,已经是1936年深秋。作为第一位到达中央苏区的知名作家,她受到了延安文艺界的热烈欢迎。 在这段颠沛流离的岁月里,丁玲的创作始终没有中断。她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入作品,创作了《我在霞村的时候》《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等多篇反映革命斗争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真实记录了那个特殊年代的历史,也为她后来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 延安岁月:一部震惊文坛的小说诞生记 1936年深秋,丁玲抵达延安后,立即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文艺工作中。她被任命为鲁艺文学系主任,同时担任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在工作之余,她经常下乡体验生活,为创作积累素材。 1937年春天,丁玲来到陕北一个偏僻的山村。这里的农民刚刚翻身做主,正在进行土地改革。一天傍晚,一位老农民向她讲述了他家三代人的苦难史。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丁玲,成为她后来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重要素材。 1939年,丁玲被派往晋察冀边区进行文艺工作。在那里,她亲眼目睹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当地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地主进行斗争的场景,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真实的生活场景,后来都被她巧妙地融入小说创作中。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主席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次会议对丁玲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之后,她更加注重深入基层,体验群众生活。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丁玲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这里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她住在一个叫桑干村的地方,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她跟着农民下地干活;晚上,就在煤油灯下记录见闻。 1946年春天,丁玲开始构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大纲。她把自己多年来在各地见闻的素材进行整理,精心设计了小说的情节结构。为了让作品更加真实,她还专门邀请几位参加过土改的基层干部,帮她审阅初稿。 1947年夏天,丁玲搬到一个僻静的院落专心写作。她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常常写到深夜。有时为了琢磨一个情节,她会连续几天不出门。当地的老乡知道后,经常给她送来自家种的蔬菜和新鲜鸡蛋。 1948年初,小说第一稿完成。丁玲对这部作品倾注了大量心血,但她并不满足。她又用了半年时间,对全书进行了三次大的修改。其中最费心思的是人物对话,为了让农民的语言更加鲜活,她反复修改每一句台词。 1948年秋天,修改完成后的手稿装订成册。丁玲派人将手稿送到杨家岭,请求毛主席指导。这部后来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作品,凝聚了她十多年来对中国农村的观察和思考。 这部小说以桑干河畔一个村庄的土地改革为背景,通过农民翻身做主的故事,展现了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鲜明,农民的语言朴实生动,充分展现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特别是对土改过程中各阶层人物的刻画,既真实又富有典型性。 毛主席的一点意见:不谈创作谈生活 1948年深秋的一个下午,丁玲派人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手稿送到杨家岭。当时正值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毛主席每天都要处理大量军政事务。但是,他仍然抽出时间,认真阅读了这部长达二十多万字的小说。 几天后,丁玲接到通知,说毛主席要见她。当天下午,丁玲来到杨家岭的窑洞。毛主席正在院子里散步,见到丁玲后,便招呼她一起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坐下。让丁玲没有想到的是,毛主席对这部耗费她大量心血的作品只字未提,而是开始询问她的生活情况。 毛主席问丁玲:"你现在住在哪里?"丁玲回答说住在一个安静的小院子里。毛主席又问:"你平时都吃些什么?"丁玲说主要是自己做饭,有时邻居会送些蔬菜来。毛主席听后说:"你一个人住,又要写作,又要做饭,这样不行。" 接着,毛主席对丁玲说:"我建议你搬到机关食堂去住,那里伙食有保障,也有人照应。写作是件费脑子的事情,你要把精力都放在创作上。"丁玲连忙表示她住得挺好,不想麻烦组织。毛主席却说:"这不是麻烦不麻烦的问题,是关系到你能不能安心创作的问题。" 谈话间,毛主席让警卫员端来了一盘花生。他一边剥花生一边对丁玲说:"你看,延安的花生个头虽小,但是味道很香。"说着,他将剥好的花生递给丁玲。这个细节,丁玲后来经常向人提起。 临走时,毛主席还特意叮嘱丁玲:"你要注意身体,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现在革命形势很好,但是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要继续努力。"就这样,整个谈话过程中,毛主席始终没有谈及小说的内容。 第二天,组织上就安排丁玲搬到了机关食堂附近的一间房子里。这里不仅有专人负责打扫卫生,还能按时吃上热乎饭。丁玲这才明白,毛主席不评论她的作品,而是关心她的生活,正是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的关怀。 1949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正式出版。这部作品很快引起文坛轰动,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际上发行。1951年,丁玲因这部作品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成为新中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 多年后,丁玲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次谈话虽然很短,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最深刻。毛主席没有对我的创作说三道四,而是实实在在地关心我的生活,这让我更加理解了什么叫'政治就是生活'。"这次谈话后,丁玲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变化,她的作品更加贴近普通人的生活。 在杨家岭的那个秋日下午,毛主席对丁玲提出的这个关于生活的意见,不仅影响了一位作家的创作道路,更体现了革命领袖对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怀。这个看似简单的建议,实际上包含着对文艺工作的深刻思考。 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中国第一人 1951年3月的莫斯科,春寒料峭。一封来自中国的航空信件送到了苏联作家协会。信中通知丁玲获得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获得这项国际大奖,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巨大轰动。 获奖消息传到北京后,文化部立即为丁玲办理出国手续。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密切,手续很快就办妥了。4月初,丁玲随中国代表团启程前往莫斯科。在火车上,她特意带上了一套新制作的旗袍,准备在领奖仪式上展现中国女性的风采。 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车站时,受到了苏联作家协会的隆重欢迎。著名作家肖洛霍夫亲自到站迎接。当天晚上,苏联作家协会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席间,多位苏联作家称赞《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展现了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 领奖仪式在克里姆林宫大剧院举行。当丁玲站在领奖台上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她用中文发表获奖感言,由一位精通中文的苏联翻译家同声传译。在讲话中,她特别提到了自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受到的教育。 颁奖仪式结束后,苏联文化部为丁玲安排了一系列参观访问活动。她先后参观了托尔斯泰故居、高尔基博物馆等文化场所。在托尔斯泰故居,她驻足良久,仔细观察这位文学大师生前使用过的书桌和笔墨。 在莫斯科期间,一件小事让丁玲印象深刻。有一天,她去参观一所工人俱乐部,看到墙上挂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俄文版海报。一位年迈的工人走过来,用不太标准的中文对她说:"谢谢你,让我们了解了中国农民的生活。" 回国途中,丁玲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小站短暂停留。站台上,一群当地青年学生认出了她。他们手捧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俄文版,请她签名。这让丁玲深感自己的作品已经真正走出国门。 1951年5月,丁玲回到北京。在机场,文化部和作家协会的同志们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当天下午,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她,详细询问了在苏联的见闻,并勉励她继续创作反映新中国面貌的作品。 获奖后不久,《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被翻译成法文、英文等多国文字在国际上发行。这部作品的成功,不仅为丁玲赢得了国际声誉,也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在世界文坛赢得了重要地位。 在获奖后的一次座谈会上,丁玲提到:"这个奖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重要的是让世界看到了新中国文学的成就。"她随后投入到新的创作中,继续用笔描绘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这次获奖经历,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一页。它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开始走向世界,也见证了新中国文学在国际文坛上的崛起。这枚斯大林文学奖奖章,如今仍珍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