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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会议 正当生化所的科研人员黯然神伤之时，曹天钦从复旦大学带回了一个更让大家心焦的消息，他们竟然再次合成了A链、B链。而杜雨苍、张友尚等人却还在实验室苦苦奋战，听到这一消息，他们一时无语。 复旦大学越战越勇的消息传到北京，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坐不住了。大诗人郭沫若也是眉头紧蹙，他对张劲夫说：“不能偃旗息鼓，更不能铩羽而归，得给他们加加油了。”张劲夫点点头说：“搞科学就应该有一种不怕输的精神！何况他们只是比兄弟单位差了那么几步，再加把劲赶上去，终点上才能分出胜负来嘛！” 张劲夫也是一位从烽火硝烟中走出来的猛将。他1935年入党，1940年1月在担任中共皖东津浦路东省委书记的同时，还肩挑新四军第五支队政治部主任的重担。 “皖南事变”后，张劲夫又成为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副主任。时隔不到一年，他被擢升为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政治委员，在淮南率部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务委员兼浙江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张劲夫2015年去世，享年101岁。 1956年，张劲夫出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作为郭沫若院长的助手，主持中科院的日常工作。他上任伊始，恰逢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新官上任三把火，张劲夫上任伊始就把人工合成胰岛素放在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在党组会上说：“我们一定要把人工合成胰岛素搞出个名堂来，不成功决不收兵！” 张劲夫与郭沫若简单相商后，决定派中科院党组副书记、秘书长杜润生即刻赴上海力促攻关进度。杜润生1913年生， 1947年曾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参加过多次战斗。改革开放后，他先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兼任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民生研究院高级顾问，是中国农村问题专家。杜老比张劲夫长一岁，2015年去世，享年102岁。 杜润生不敢怠慢，当日就来到了上海。他不顾劳顿，上午就召开了生化所全体科研人员大会，杜润生说：“我是带着张劲夫书记、郭院长的话来的，希望大家放下包袱，全力以赴，尽快拿出成果来！” 这次会上，杜润生讲了很多，也有批评，生化所上上下下都铆足了劲，认为不能再等，一定要分秒必争，后来居上，并决定全所一起参与科研活动。午后，生化所党支部进行了全所动员，要在二十天内完成人工全合成。会上群情激昂，当时就成立了指挥部，组织了一百零七人，成立了四个大队。东风厂负责氨基酸及其他原料的生产供应。晚上生化所就付诸行动，对全体参加人员进行了初步训练。 这天下午，杜秘书长和分院党委研究决定，组织有机所、药物所等力量一起来搞这项任务。当晚8点30分，王仲良同志召开了有杜润生秘书长，有机所边伯明副所长、汪猷副所长，药物所许浪旋副所长、高怡生副所长等人参加的第一次“司令部”会议，讨论“作战方案”。王副院长提出，胰岛素人工合成是个好题目，意义重大。生化所在这次学部会议上献了礼，但目前复旦大学已领先。这不仅是生化所的问题，还是整个科学院的问题。因此大家下决心组织大兵团作战，打破各所的圈子框框，共同来完成这项任务，要求抢时间，半个月内完成全合成……汪猷副所长说：“既然分院党委已经做出决定，我们立即上马，半个月的时间有点长，要在一个星期内完成。” 这次重要会议是在生化所主楼的屋顶上举行的，因为举足轻重，就有了重大事件的意味，后来生化所志上称这次会议为“屋顶会议”。 屋顶会议结束后，中科院上海分院很快就成立了601指挥部，上海分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王仲良担任总指挥，有机所党总支书记边伯明为副总指挥，王应睐、汪猷、曹天钦分别担任正、副参谋长。 部署妥当后，生化所、有机所、药物所很快行动起来，这以后，共有三百余人参加了人工胰岛素合成攻关。 原本，生化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是合作单位，没承想半路上各自有了自己的“打算”，有了点“私心”，都暗暗在较着劲，都想一枝独秀。 王应睐、曹天钦他们对复旦大学的速度一直半信半疑，但两次报喜又言之凿凿，王应睐决定派人前去探个究竟。王芷涯自告奋勇，说：“我去吧。”王应睐点点头，说：“好。你带上张友尚、陈远聪，你把大局，他们把细节。搞科研可以竞赛，但不能互相拆台，我们都是为了国家，为了科学。”临行前王芷涯道：“人家虽是咱们的学生，可毕竟走到咱们前头去了，咱们要放下架子，掩起脸面，千万别高高在上，否则咱们将两手空空，一事无成。要是他们合成的路子对了，咱们就好好取经、学习！” 张友尚、陈远聪点点头。 王芷涯是个急性子，说行动抬脚就走。三人很快就来到了复旦大学。对方开始也很热情，连说几声“欢迎欢迎”，接着以茶相待，双方说了一会话，接待的人就找借口走了。 王芷涯对进来倒水的学生说：“要不我们到你们实验室看看？”那学生只是笑笑，没有作答。 从中午坐到傍晚，再无一人前来。王芷涯道：“咱们别耗下去了，人家这是对咱们封锁消息呀！” 张友尚点点头，说：“我看也是，给咱们倒了几次水后，就把咱们晾起来了。” 陈远聪笑笑道：“这闭门羹可够噎人的。” 王芷涯道：“咱们就不坐这冷板凳了。” 言毕，手一挥，说声“撤”。 1960年6月28日，上海市科委举办了一场“大协作动员会”，参会的有生化所、有机所、复旦大学生化专业、北京大学化学系。上海市科委的领导说：“这次大会是受国家科委委托举行的，是一次大协作动员会。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搞山头，搞封锁，胰岛素不管几家搞，什么单位来搞，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为国争光。今天大家坐到一起，要把各自的看家本领拿出来，不能藏着掖着，这样才能取长补短，才能加快速度完成这项伟大的目标。” 这位领导谈吐很幽默，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道：“大家都不要潜伏着了，到了暴露一下自己目标的时候了。”下面的人听了，都发出了会心的笑。 有了开头的铺垫，大家就彼此放松了，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率先发言，把拆合过程和盘端出，复旦大学、北京大学见状也不能无动于衷了，他们竹筒倒豆子，各自把合成过程说了一遍，最后又干脆把实验报告发给了大家。 这次会上，复旦大学的人底气很足，他们兴奋地说：“我们的结晶已经让小白鼠惊厥了，小白鼠跳得也很欢，这证明合成是成功的!” 邹承鲁笑笑，说：“很欢？欢到什么程度？” 会后，邹承鲁等人马上钻进了实验室，说：“我们就顺着复旦大学实验的路子做，看结果怎么样。” 张友尚道：“以我的经验来看，他们的实验应该是错误的。” 邹承鲁道：“实践出真知！” 杜雨苍、张友尚点点头，按图索骥，照着复旦大学的实验步骤一一做下去。几个人在实验室里忙碌了一夜，经过反复实验，最后发现复旦大学的结果是错误的。 当年的中科院生化研究所档案资料中有这样的记载：“经过我们实验，最终结果发现复旦大学的两类测试方法都非常不规范，或者说根本就是错误的。” 在熊卫民的访谈录中，有邹承鲁的一段回忆：“他们说了，大概怎么做他们说了，主要的内容是每一步都不经过分离鉴定，就稀里糊涂一步步往下做，这样能不能拿到东西？再有一点，他们测活的方法可靠不可靠？我记得有一个关键是，他们最后的产物是用冰醋酸溶解直接注射到小白鼠的腹腔里，而胰岛素的要点是用水溶液注射。用冰醋酸溶液代替水溶液会出现什么现象？我们当天晚上连夜赶着做这个实验。发现单纯注射冰醋酸就可以得到一些与注射胰岛素类似的现象，那种现象不是胰岛素引起的，而是冰醋酸引起的。” 中科院上海分院数百人的攻关大兵团也是浩浩荡荡，如中科院院士戚正武回忆当年情景时所言：“用排山倒海之势形容毫不为过。大家白天黑夜连轴转，有的都一脸倦意、疲惫不堪了，还在那里硬撑着。有的赶也赶不走，跟领导玩起了'捉迷藏’，最后不得不互相监督，强制休息。可是，领导也是如此。” 讲起那个年代的往事，汪克臻表情丰富起来，他说：“那时候上上下下一条心，不攻破难关不算完。王应睐、汪猷这些人，那个时候都是学部委员了，这学部委员就是现在的院士，我记得他们在实验室也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干，别的不说，就看当年人们这种精神吧。” 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资料中心收藏的关于人工合成胰岛素的访谈录中，有当年亲历者王芷涯的一段回忆：“大兵团作战，疲劳得要命，紧张啊，紧张！我们有一个工序是摇瓶，把东西加进去，不是用机器摇，而是用手摇。有个见习员，是个女的，姓叶，她就在三楼，把手伸出窗户摇。就这么摇呀摇，摇呀摇，实在疲劳了，就打瞌睡了，烧瓶一下子掉了下去，摔破了，液体就没有了。这个烧瓶里装的是一个八肽，所以大家就传：'不得了了，八肽跳楼自杀了。’大家都惋惜得不得了，就批评这个小姑娘：'你怎么能睡着呢？你怎么好打瞌睡呢？’我把这件事汇报给王仲良，王仲良说：'这个可不能批评厉害了，我看这个小姑娘性格有些急，刺激大了不行。’他怕她跳楼自杀。当初是作为一则笑话在传，但这不是笑话，说明大家很疲劳，白天夜里，夜里白天，不断地工作。 “不管是白天夜里，反正什么时候需要我就什么时候去。我住得离单位很近，大家每天都是很晚才回去。我记得我的儿子当时大概3岁，他是1956年生的，患了肺炎，就住在小儿二科医院。我晚上9点多钟从所里出来，再去看他，看他一个人睡在那里。怕他跌下去，床边的栅栏都要竖起来。我爱人在《解放日报》，是坐夜班的，所以也没有时间去照看。那时候，都没工夫管他。哎，哎……” 多少年后，当王芷涯叙述这段往事的时候，我们无从知晓她当时的心情。王芷涯也已经作古，但从她当年的话语和语气上，还是能感觉出作为女性的王芷涯，心底深处的那种愧疚和流露出的浓浓母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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