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贽画像（资料图） 宋元之际是泉州古代历史上文化多元包容、思想开放活跃、商业发达繁荣的时期。到了明末，刺桐港已失去了曾经的辉煌，倭患频发更导致社会发展的萎靡。移居泉州几百年的李贽家族，得益于过去的海洋贸易，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然而，彼时光明之城去古未远，昔日图景口口相传。因此，李贽身上拥有着海洋文化自由独立、兼容并包、勇猛精进的气质，是泉州多元文化的沧海遗珠。 李贽虽然为官以后仅有两次回乡丁忧的经历，但是他在三十岁以前一直生活在泉州，自己家族本身也有着深深的异域烙印。想必这样一个长期生活在文化交织、民族混居、宗教林立、经济自由氛围中的家族，注定会产生这么一个思想“异端”。生性“不受管束”的李贽，就这样一猛子扎进内陆，辗转南北，苦于奔波，终于在晚明那个处处充斥着严苛礼教和保守理学的社会里，从“受尽磨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横冲直撞恣意性情。 李贽是王阳明心学阐扬之下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实际上，李贽一生当中受到过不少多元文化、异域思想的影响，也在一次次的碰撞中不断自我革新，走向“绝假纯真”。李贽对于这些文化思想的态度前后有着非常巨大的变化，从“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到注释三教经典、提出“童心说”、与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往来、倡导“三教归儒”，以至于晚年剃发为僧、死后以伊斯兰教的风俗下葬不一而足。对于这些多元文化、异域思想的认知与吸收，反映出了李贽一生对人生终极理念的极致追寻。  南安榕桥中学设有“南安李贽纪念馆”  南安柳城街道祥堂村李氏家庙内至今悬挂有李贽“乡贤名宦”匾额 泉州文化与李贽“童心说” 李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出生在以海外贸易著称的港口城市泉州。泉州古称“刺桐”，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座“移民”城市。这里本身具有非常特殊的闽越文化信仰，西晋以来又与中原文化交织，逐渐融入了儒家、道家、佛家的文化。至少自五代时期始，刺桐港就开始频繁开展对外贸易，在宋元时期达到顶峰。由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设立市舶司，在之后的四百年泉州堪称世界商贸中心，也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通商口岸。海外各国的商旅云集，形成“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的景象，陆路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在这里交汇，大陆文明与海上文明在这里融合，不同的民族与信仰在这里生根。除了道教、佛教以外，摩尼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天主教等都能在泉州找到痕迹，因此“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美誉响彻至今。 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泉州发生了长达十年的亦思巴奚战乱，导致商旅四散，“刺桐”生机不再，明朝建立以后实施海禁政策，严重限制了泉州的海外贸易发展，在而后的明成化八年（1472年）市舶司迁往福州，刺桐港的辉煌彻底成为历史，这是李贽出生55年前的事情。尽管李贽本人并没有经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况，但是文化多样、多元共融、开放自由、勇敢进取的城市基因对李贽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 由于泉州文化和家族秉性的底色，再加上李贽自幼就是一个性格叛逆且非常有个人主见的人，在经历了官场沉浮以后在阳明心学这里找到了思想的契合点和发力处。王阳明提出的“心外无物”“心即理也”的心本论和“知行合一”“致良知”的认识论将千百年来趋于僵化的儒家思想提升到普世的层面，阳明心学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形成鲜明对比。王阳明之后对心学进一步阐发的重要学派是“泰州学派”，简单来说，“泰州学派”的主张是理论更加平民、意识更加解放，更加注重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不是过分地框在礼教、名教的传统里。“泰州学派”的传人有文学界主张“性灵说”的“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有写出《牡丹亭》的汤显祖，有开向西方学习之先河的徐光启，当然还有高呼“童心说”的李贽。 李贽在阳明心学“泰州学派”所主张的从理性到人性的基础上，提出“因乎人”“顺乎民”“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的至人之治，并更进一步地提出“童心说”。“童心说”不仅强调回归每个人本心的反理学思想，也是发现人性与追求纯真的超唯心主义。李贽认为：“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最终李贽吸收了各个异域思想中的“真心”思想，凝练为譬喻性更强的“童心”。李贽的“童心说”在实践角度转化为人皆有自己的本然状态“自然之性”、人皆有自己的基本需求“人皆有私”、人皆有自己的朴素情感“兴观群怨”。只有人人都去真正发现自己的“最初一念之本心”，才能实现人人平等、解放天性、天下大同。这些思想的融合与阐发，与多元泉州、海洋文化的智慧是一致的。  李贽曾在清源山赐恩岩题联：“不必文章称大士，虽无钟鼓亦观音。”图为赐恩岩外景。 多元文化对李贽思想的影响 伊斯兰教自唐代传入中国，泉州至今还保留有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的伊斯兰教寺院——清净寺。有学者研究李贽祖上就是航海经商的商人且信奉伊斯兰教，二世祖娶“色目人”为妻，四世祖经常往返于琉球、日本担任翻译，并认为李贽身上有十八分之一的阿拉伯人血统。而袁中道曾这样评价李贽：“性爱扫地，数人缚帚不给。衿裙浣洗，极其鲜洁，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远坐，嫌其臭秽。”最重要的一点是李贽对自己丧葬方式的交代：“但面上加以掩面，头照旧安枕，而加一白布中单总盖上下，用裹脚布廿字交缠其上。”并要求“薄葬”，这些“习俗”都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 天主教也是在唐代传入中国，元皇庆二年（1313年）意大利天主教方济各会派在泉州设立一个主教区，短暂地存在了几十年后，明万历年间才有天主教传教士活动。天主教与李贽产生关联，最早是《林李宗谱》的记载：“是年天主教传入中国。”这说明在李贽的宗族之中也有信仰天主教的。值得一提的是李贽晚年曾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有过两次交往。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利玛窦在南京见到了李贽，随后“特立独行”的李贽居然主动回访了利玛窦并送上两把自己题诗的扇子，“那位儒学的叛道者，当人们得知他拜访外国神父后，都惊异不止。”《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这样记载。第二年，李贽和利玛窦又在山东济宁相遇，这次都是场面上的事情，但利玛窦却有意想向李贽传教，《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神父们决定，在一有可能的机会时就报答他们受到的恩德。他们也有意把基督教义的奥妙教给总督和他的朋友李卓吾。”李贽对于利玛窦的学识和精神是赞赏的，但是对于天主教的教义并不感兴趣，相比较而言，李贽反而担心利玛窦会陷入某些伪儒家的迂腐学说。这说明李贽对于自己突破儒家理学道统的做法是非常自信的。 佛教是在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传入泉州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晋太康九年（288年），李贽年过半百的时候在云南姚安开始“翻阅贝经”。李贽在《焚书·答周西岩》中说：“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他提出的“妙明真心”与佛法当中的“本妙觉心”也是相似的。李贽在《焚书·解经文》中说：“吾之色身洎外而山河，遍而大地，并所见之太虚空等，皆是吾妙明真心中一点物相耳。”这都体现了李贽对万法归心的理解。  南安榕桥白云寺右轩房仍保留有“李贽读书室”供人们瞻仰  李贽在《答耿司寇》一文引用王阳明“满街皆圣人”的说法 无异于王阳明笔下的“圣人” 纵观李贽的思想演变历程，阳明心学和佛学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从异域思想层面，李贽对于各类外来思想是持以开放的态度。李贽对于伊斯兰教教规是以习俗的形式看待，对于有“目的性”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是赞叹其才华但敬而远之，对于佛教则是欣然接受，阅读佛经作注解，居佛寺与僧人论道，以僧人的形象示人，完全不在乎他人的指摘。李贽对于这些异域思想展示出了最真实的一面，一定层面上也反映了当时不同异域思想的中国化程度。 李贽在晚年提出了“三教归儒”的主张：“儒、道、释之学，一也，以其初皆期于闻道也。”李贽用“闻道”进而“出世”作为儒释道三教的共同路径。其实在李贽所处的时代，不少人都提出过“三教合一”观点。历代以来，有关儒释道三家的“理论战”就没有停止过，所幸三者的争论反而促进了儒释道的融合，在理论上逐渐趋于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更何况明代的政治导向就是“三教合一”，明太祖朱元璋还有一篇《三教论》的宏文：“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随着儒释道的“世俗化”，在明代中后期提出“三教合一”，甚至将三教杂糅自创宗教者不乏其人。仔细分析可知，其实李贽提出的“三教归儒”避免了“三教合一”的极端化，“三教合一”是一种很难定义的新事物，而“三教归儒”仍旧是以儒家思想为导向，只是吸纳了佛道两家的精华。单纯从生活现实而言，在“独尊儒术”之后的华夏大地上一直遵循的就是“三教归儒”的理念。 在李贽之前，泉州儒学远有朱熹过化、近有蔡清讲学。宋明时代泉州书院兴隆一时，明清以来泉州的思想界几乎已经完全被理学思想所笼罩。但是泉州的多元文化仍然在民间拥有非常扎实的根基，儒家、佛教、民间信仰最终以“儒佛会通”“三教融合”“民俗文化”等形式共存下来。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这副联句，一般被认为是朱熹对泉州文化的评价。“佛国”之于泉州在五代以后便传开，“满街都是圣人”可见于王阳明的《传习录》：“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问曰：'游何见？’对曰：'见满街都是圣人。’先生曰：'你看满街人都是圣人。满街人倒看你是圣人在。’”而李贽在《答耿司寇》中也说过：“圣人不责人之必能，是以人人皆可以为圣。故阳明先生曰：'满街皆是圣人。’佛氏亦曰：'即心即佛，人人是佛。’夫惟人人之皆圣人也，是以圣人无别不容己道理可以示人也。”根据王阳明对“圣人”的定义：“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秉持“绝假纯真”“童心说”的李贽，无异于王阳明笔下的“圣人”。 李贽的“童心说”既是对阳明心学的进一步阐发，也反映出多元文化、异域思想的共同点，是希望儒家思想能够更趋于人性化，更回归“初心”关注人本，这其实是为了让儒家思想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普罗大众的一种推动。李贽晚年的“三教归儒”之说更加柔和，其宗旨仍是修正儒家的学说，以期服务于未来。李贽临终前一年在《续焚书·书小修后》中仍称：“我老，又信儒教。”尽管李贽一生充斥着“离经叛道”“异端学说”的批评，但他终究是一位儒生，他所批判的是伪儒家、旧道学，维护的不是儒家道统的“绝对性”而是儒家思想的“先进性”。  南安榕桥李贽家族的数方墓志铭亦被收存 开拓进取的泉州精神蕴藏于身 二十多岁是一个人思想萌发、世界观逐渐形成的关键阶段，故乡泉州对李贽人格的塑造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泉州文化中海纳百川的浩然之气、开拓进取的冒险精神，在李贽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至于李贽为什么不愿回故乡，“公安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袁中道曾评价李贽“生平不以妻子为家，而以朋友为家；不以故乡为乡，而以朋友之故乡为乡；不以命为命，而以朋友之命为命”。李贽自己也说：“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即为至快，何必故乡也。”因此，在肉体习惯漂泊、精神足够自由的李贽看来已经不需要“故乡”作为港湾，更不需要“故乡”的束缚，而在某种程度上乡土观念的缺失与思想的独立是契合的。所以说李贽更像是多元文化泉州遗落在他乡的“圣人”，生于斯长于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落地生根独立自主，恰恰是泉州精神最好的诠释。 □李明/文 吴拏云/图（除署名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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