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的商代大墓大都早经盗掘，考古工作者早就盼望找到未扰动的大墓。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遗址中心的小屯西北，发现一座没有盗掘过的墓葬，获得大量精美文物[1]。由于这座墓所出青铜器多有“妇好”铭文，通称为“妇好”墓。“妇好”墓是无墓道的竖穴墓，长5.6米，宽4米，墓的规模如果同过去发掘的面积达三、四百平方米的大墓相比，只能说是中型的。不过，它所蕴含的遗物却异常丰富，青铜器近两百件，玉石器(有不少精致绝伦的)竟超过五百件。出土器物在北京展出后，引起考古学界的普遍重视。考古研究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曾就有关问题召开学术座谈会，展开了热烈讨论[2]。
“妇好”墓保存较好，地层关系明确，所出器物成组成套，为深入认识商文化展示了新的眼界。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一重要发现，估定墓葬的年代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学术界的同志们目前尚有不同的看法。这里我们试对“妇好”墓的年代及一些有关问题，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青铜器的时代特点
《考古》记者在报道《殷墟考古发掘的又一重要新收获》中提出:“结合地层关系，统观墓内出土的文物，特别是铜器的基本特征，可以判定这座墓的年代，大体略晚于约当武丁前后的殷墟第一期。”“妇好”墓的器物可引为断代依据的不少，报道所称“属殷墟第二期”的陶爵即是一例。其间品种多而又富于特点的，确应推二百件左右的青铜器。
二百件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因为殷墟所出青铜器虽多，经科学发掘而取得的迄今也不过几百件。
“妇好”墓这一大群青铜器，除少数几件铸造时代有所差异，例如“亚弜”鼎时代显然较早外，大体是属于一个时期的。从形制考察，很多件具有殷墟早期的特征，如柱在流折上的平底爵，有管形流的封口袋足盂，细颈的卣等等。同时，在这个青铜器群中又有不少件饰有复层花纹，即有浮雕感，并衬以地纹的所谓“三层花”。这种类型的纹饰，以往多认为是商末才出现的新作风，加以青铜器器种繁多，有一些是前所未见的，更给人以时代很晚的印象。
殷墟早期的青铜器，究竟能不能有复层的花纹，能不能表现为“妇好”墓青铜器群这样复杂发展的面貌呢?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试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小屯村北丙组基址之间，有殷墟早期墓M331[3]。墓中出有卜骨《乙》9099，书体近似武丁时的组卜辞。这座墓出土了一对青铜方爵[4]，平底，口下饰蕉叶纹，腹部为饕餮纹。同出还有一件方卣[5]，细颈，腹四隅饰饕餮纹，有扉棱;盖上饰立鸟形钮，附扣环，与“妇好”墓的一件卣相仿。这三件青铜器制作精巧，都是复层花纹。
“妇好”墓青铜器中有封口袋足盉，这种器形远承二里头文化陶器，在郑州和黄陂盘龙城的商代中期青铜器中都出现过。殷墟侯家庄西北冈1001大墓的“东耳”中，曾出过三件一组的方盉[6]，它们虽然是方形的，其基本特征仍是封口袋足。方盉有扉棱，腹部四隅饰饕餮纹，形制大而华美。1001大墓出有鹿角器《甲》3942，铭“亚雀”，而“亚雀”是见于武丁时子组和
组(旧称午组)卜辞的。这三件青铜器也都是复层花纹。
还有，小屯村北乙五基址下面叠压着一处铸铜遗址，其中H21窖穴所出铸方彝用的泥模[7]，器口下饰鸟纹，腹饰饕餮纹，它所代表的青铜器也是复层花纹的。铸铜遗址H38出卜甲《乙》475、476，系祖庚、祖甲卜辞；H76出卜甲《乙》483，系武丁卜辞，两坑均出陶范甚多。乙五基址本身所含卜甲《乙》277一297，除一片属祖庚、祖甲时外，都是武丁卜辞。
上引材料表明，在武丁、祖庚、祖甲的殷墟早期，已经存在饰有华丽的复层花纹的青铜器，而且这种青铜器有的就是在当地铸造的。
“妇好”墓青铜器有一种铭文是“后
母”，同样铭文见于小屯M066出的一件器盖[8]。M066位于上面提到的乙五基址，和M18.4是一对，有人认为它们是基址的“奠基墓”，而M18.4所出的陶器刚好与1001大墓的彼此近似[9]。这个连锁指示我们，“妇好”墓的年代同1001大墓不会相差太远。
“妇好”墓的铜戈，有直内的、曲内的，又有以銎装柲的。有銎戈只是在一个时期在殷墟流行。墓中几种戈并存的现象，和小屯E16窖穴一致。E16也出甲骨，窖穴最上层有两片可相拼合的祖庚、祖甲时卜甲，往下都是武丁卜辞。这一窖穴里有铭一
字的有銎戈，也出现于1001大墓。从这一条线索看，“妇好”墓和1001大墓时代也是接近的。
1001大墓鹿角器铭文中的“亚”字作
，和较晚的商代铭文作
迥然不同。“妇好”墓铭文的“亚”字都是前一种写法，这也是其时代性的一个很好的标志。
无论是1001大墓，还是其他殷墟早期的大墓，都没有出土像“妇好”墓这样多而精美的青铜器。这是由于大墓墓主的随葬器物久已被盗一空的缘故。应当注意到，这些大墓里多有陪葬人或殉葬奴隶，因而墓中出土的青铜器有些并不是墓主的直接随葬品。陪葬人随葬器物的质地远不如墓主的精美，这是易于理解的。过去大墓的出土品，只有少数是属于墓主的器物，这种器物每每特别华丽，形制也很特殊。如上述1001大墓的三方盉，以及1004大墓的牛、鹿二方鼎，“吴家柏树坟园”大墓的后母戊方鼎，1400大墓的寝小室盂等一套盥洗器等，器形虽有大小，其瑰丽精工却是一样的。在商代的奴隶制社会，青铜器手工业是由奴隶主贵族掌握控制的。不难设想，当时才能最卓越、技艺最精绝的工匠，首先被迫为王室服务。殷墟大墓墓主随葬器物具有胜于一般贵族器物的工艺水平，正是王室政治地位的一种曲折的反映。“妇好”墓虽不及大墓，但它也是一座王室人物的墓葬，所出青铜器从出土位置看，都是墓主本人随葬品，无怪乎这批青铜器华丽精美，令人观感一新了。
所以，从青铜器总的特征考察，“妇好”墓的年代大致可推定为武丁晚年至祖庚、祖甲的时期。
器物铭文的分析
“妇好”墓不少青铜器铸有铭文，一些玉石器也刻有文字，为推断墓葬的性质和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青铜器铭文“以'妇好’为最多，目前发现的已有偶方彝、三联甗、六件一套的两种鼎及瓿、尊、罍、兕觥、方彝、觚、爵、勺、钺等十余种数十器。”[10]青铜器是耐用的，可以传流几代，从后世墓葬里发现先世铸造的器物，是屡见不鲜的。然而，一般说，属于那样情形的，所出之器限于一件或少数几件，而不能像“妇好”青铜器这样蔚为大观。数达几十件的“妇好”铭文，充分证明墓主最可能就是妇好本人。
涉猎过殷墟甲骨的人，对于妇好都是不陌生的。妇好见于武丁时期的宾组卜辞。卜辞中有许多卜问她行祭、出征等活动的纪录[11]。如果“妇好”墓的墓主就是这个妇好，墓葬的年代可估定为武丁晚期，恰好与上面从青铜器得出的论断合拍。
“妇好”墓铭文中的“妇好”、“后母”、“后母辛”，实际上是指同一个人。殷墟卜辞中，以“妇某”为形式的人名很多，如妇妌、妇奻、妇
、妇姪、妇鼠、妇白……等等。器物铭文个别也有类似形式的，例如《殷虚卜辞讲话》收录的一片玉饰。“妇”是亲属称谓，其本义是子妇，与“姑”对称[12]，见下列青铜器铭文:
妇
作文姑日癸尊彝。
。（《三代》3，20，3鼎等）
陆妇作高姑尊彝。（《陕西》95簋）
“妇”字的引申义则是妻子(这和现代有些地方把妻子称为媳妇是一样的)，如:
，曰:“用䵼于乃姑宓。（《三代》13，37，2卣）子作妇彝，女(如)子母庚宓祀尊彝。（颐和园旧藏卣）
妇、妇是、子二人的妻子，她们所以称妇，是对其夫之母而言，正符合《谷梁传》宣公元年所说:“其曰妇，缘姑言之之词也。”卜辞的妇，如:
戊辰卜王贞，妇鼠 (意为分娩)，余子？（《前》8，12，3）
贞，妇鼠，余弗其子？四月。（《鄴中》1下40，5）
己亥卜王，余弗其子妇姪子？（《前》1，25，3）
这三条是卜问是否以妇所生之子为子，很清楚，妇鼠、妇姪应为王的妃偶。武丁卜辞屡卜妇好有子、生育等事，她必然是武丁的妃偶。这里的“妇”是亲属称谓，而不像有人所主张的是“一种身分”。
“妇好”的“好”是名，不是姓，与《春秋》宣公元年的“妇姜”不同例，不能相比。我国古代的姓，即祁、妫、姒、子、姬、姜之类，并不很多。卜辞及铭文的“妇某”，下一字几乎没有与古书所载的姓相合的。假使这下一字是姓，那么“妇某”一定要有不少重复即同姓的，事实上重复的例子很难找到。卜辞的妣、母也有记名的，《乙》4677有妣戊娅、妣癸、妣辛、妣乙嬄、妣戊、妣戊姽、妣辛，《库方》1617有妣癸、妣甲，和《竹书纪年》所记商王名外丙胜、沃丁绚、小甲高等相类，末一字也不重复，都是妇女的名。
由这一点可以导出两点推论:第一，“妇好”既是冠以称谓的名，它只能是指具体的个人，而不能像许多商代一两个字的铭文那样理解为族氏。我国古代有以“子某”为氏的，即所谓以王父之字为氏，没有以“妇某”为氏的。第二，“妇好”是王的妃偶的称谓，所以铭有“妇好”的青铜器应该是她生前使用的器物，多数大约是她所使用的祭器。
“后母”的“”字，在殷墟卜辞出现过，旧释“驭”，实际从“㲋”从“丂”，应以“丂”为声。如《菁华》2“甲午王往逐兕，小臣由车马硪王车，子央亦。”“硪”读为“俄”，义为斜;“”读为“攷”，义为击。辞义是小臣由乘车的马斜出撞击了王的乘车，子央也从车上堕下了。“母”是妇好的字[13]。“”读为“巧”。“巧”和“好”古韵同部，意义相近，《释名·释言语》:“好，巧也，如巧者之造物无不皆善，人好之也。”古人名好字巧母，是非常自然的。
“后”是身份。商代文字每作反书，“后”字和“司”字很难分别，只从文义可以辨出有的是“司”，如卜辞“王其令山司我工”（《拾掇》1，431)；有的是“后”，如卜辞“二后”、“三后”，以及《劫掠》74方鼎“龚㚸商锡贝于后”等。后，即王后，《礼记·曲礼》:“天子之妃曰后。” [14]
青铜器铭文体例，对尊长而言时，常称器主之名，自作用器或对子孙而言时，则常称器主之字。一墓所出几件青铜器，可以有的称名，有的称字，甚至一篇铭文中前后也有名、字的不同，每易误解为两人[15]。“妇好”墓器物兼有“妇好”、“后母”两样铭文，也是出于这一类原因。妇好是武丁的妃，她被尊称为后母，是合乎身份的。
铭“后母”的青铜器，曾不止一次著录过。宋代的《王复斋钟鼎款识》收有一件甗，有“上下二铭”，一为“后母”，一为“亚形中画兕形”，后者可能是妇好母族的标志，可惜刊本不清，不能作进一步的研究。
“后母辛”的“辛”是日名。我们曾指出，商代活着的人不称日名，日名是死后选定的[16]。“妇好”墓有“后母辛”铭的青铜器，只有方鼎、兕觥各一对，其作风与“妇好”铭各器没有多少差别。这四件器物可能是在墓主死后专门铸作，以供随葬，这种情形是以前所不了解的。
在卜辞中，武丁的妃偶受祭的有妣辛、妣癸、妣戊三人。祖庚时期的出组卜辞只有母辛，没有母癸、母戊，看来母辛是武丁三妃中死得最早的一个。卜骨《甲》668有“辛丑(献)祀妇好” [17]，是以辛日祭祀妇好，所以妇好非常可能就是武丁之妃妣辛。青铜器铭之称“后母辛”，是武丁的子辈对妇好的称谓。
墓中石牛铭文，将“后母辛”省称为“后辛”，是值得注意的。殷墟卜辞屡见“后某”的称谓，如后戊、后己、后辛、后癸。过去，我们在考察武丁时期的子组卜辞的时候，发现这组卜辞“主要卜问关于许多妇女的事情”，“所记祀典也以女性为多”，当时也看到子组卜辞祀典中有后癸、后、龙母三人互相对卜，地位相敌[18]。现在才悟到，这三人原来都是妇女，不过有的称日名，有的未称而已。“后辛”见《甲》824，这是一片廪辛、康丁时卜骨，与“妇好”墓的后辛是否一人，尚不敢确定。
上述几种铭文的分析，进一步说明“妇好”墓是武丁晚期的王室墓葬。由于对妇好的身分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使我们对墓葬的性质有更多的了解，这在殷墟考古上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妇好”墓与殷墟卜辞分期
在距离“妇好”墓不远的地方，又发掘了时代相近的墓葬，所出铜器铭文，也是武丁卜辞中常出现的人物。这些墓的发现，不仅为殷墟文化分期提供重要标尺，而且给殷墟卜辞分期久悬未决的问题投射了新的曙光。
原来，殷墟甲骨不止是武丁时期的宾组卜辞有妇好这个人物，多出自小屯村中的一种卜骨也有妇好。这种卜骨字较大而细劲，只有一个卜人(历)，我们称之为历组卜辞。按照旧的五期分法，历组卜辞被认为属于武乙、文丁时的第四期。新出土的各墓青铜器及玉石器上的文字，其字体更接近于历组卜辞。但是，如果把墓的时代后移到武乙、文丁，又是和所出陶器、青铜器的早期特征无法相容的。
这个矛盾应当怎样解决呢?我们认为，症结在于传统的五期分法把历组卜辞的时代断错了。
1933年董作宾提出的卜辞五期分法[19]，早已陈旧了。他所谓第四期卜辞，长期以来成为考古学界争论的中心。过去，我们由于看到其第四期中组、子组、组等卜辞有与历组联系的证据[20]，也把它们列为晚期的。从近年发表的各种材料看，组等必须列于早期。“妇好”墓的发现，进一步告诉我们，历组卜辞的时代也非移前不可。1972年，郭沫若同志把小屯西地出土的一批字体属于历组的卜骨定为“武丁时代的遗物”[21]，是富于洞察力的灼见。
现在，让我们索性把历组卜辞的谜团拆穿了吧。
(一)从字体的演变考察，历组卜辞是早期的。如“王”字，武丁时期卜辞作，到祖甲时期已加一横作，历组是作的。其他许多常见字，像干支、“贞”字等等，历组也都近于武丁时期。董作宾无法说明这一现象，就说什么“是文丁时文字复古的运动”。
(二)从卜辞的文例考察，历组卜辞也是早期的。
武丁时甲骨多有记录甲骨贡纳攻治的署辞，在祖庚时的出组卜辞上还有孑遗的例子[22]。历组的卜骨不少刻有署辞，如:
乙亥咬乞黄骨三。（《合》14）
癸亥力乞骨三。（《拾掇》2，159）
甲辰乞骨十骨，丙寅尸乞骨一自。（《摭续》63）
……骨二屯(纯)，在亯。（《宁沪》1，640）
文例与武丁至祖庚甲骨相近。
武丁时甲骨在卜兆旁除记有一、二、三等兆序外，有的还有“二告”、“小告”、“不黽”之类兆辞。历组也有“二告”、“弜”(《宁沪》1，349)等兆辞。我们知道，廪辛、康丁卜辞的兆辞巳经改为“吉”、“大吉”，“引吉”、“习一卜”等新的内容了[23]。
(三)历组卜辞出现的人名，许多与武丁、祖庚卜辞相同。
历组中不仅有妇好(《鄴中》3下43，8、《甲》668、《宁沪》1，491、492、《宁沪》1，624+《拾掇》1，444)，还有子渔(《萃编》1263)，子画(《诚斋》350、((宁沪》1，494、495、《拾掇》1，432)、子戠(《佚存》194)，妇井(《戬寿》35，5、《后编》下39，6、《宁沪》3，238、《南北》坊1，192)、妇女(《甲》516)，都见于武丁卜辞。
历组中的重要人物望乘、沚，应该就是武丁宾组卜辞中的望乘、沚。下列人名是历组与祖庚时期的出组共同的:
而这些人物大都也见于武丁甲骨。
(四)历组卜辞有些与武丁时的宾组或祖庚时的出组卜辞所卜事项相同，暂举以下三例:
例一:
□□[卜]贞，翼□□令[以]子方[奠于]并，由王事？
（《前编》7，1，4，宾组）
辛丑贞，王令以子方奠于并？
（《后编》下34，3）
辛酉贞，王令以子方奠于并?
（《续存》上1916）
□亥贞，王令以子方奠于并？
（《后编》下36，3，以上历组）
例二:
戊午卜殼贞，雀追亘，有获？
（《乙》5303，宾组）
辛亥贞，雀执亘，受祐？
（《续存》上638，历组）
例三:
贞，王生，于妣庚于妣丙？
（《遗珠》30，出组）
庚辰贞，其生于妣庚妣丙？在祖乙宗卜。
（《萃编》306、《缀》56，历组)
这些同事项卜辞证明历组卜辞与宾、出两组的同时。
(五)历组卜辞中的称谓，明确表示了它的时代。这组卜辞的称谓有两套，一套以父乙为中心，父乙与母庚同版(《南北》明613)，与兄丁、子戠同版(《佚存》194、《甲》611)，子戠见于武丁卜辞(《续编》4，12，5、《乙》4856)，很明显是武丁时称谓。父乙指小乙，母庚为小乙之妃。另一套以父丁为中心，为数较多，父丁指谁，在下列卜辞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大乙、大丁、大甲、祖乙、小乙、父丁?（《合》15）
甲午贞，乙未，高祖亥……，大乙羌五牛三，祖乙羌……，小乙羌三牛二，父丁羌五牛三，亡?（《南北》明477）
这两片“父丁”排在小乙之后，显然是武丁。如把“父丁”理解为康丁，那么在祀典中竟略去了称为高宗的武丁及祖甲两位名王，那就很难想像了。
再看这两条历组卜辞:
癸亥贞，又(侑)于二母彖甲母庚?兹用。（《京都》2297）
……母小辛母三小?（《萃编》8+276）
武丁时有称谓“母”(《乙》3363)，《京都》2297所祭“二母：、彖甲母庚”，就是母和阳甲(武丁的父辈)之妃庚，她们合称“二母”，也显然是武丁卜辞。
通过以上简略的讨论，我们认为，历组卜辞其实是武丁晚年到祖庚时期的卜辞，历组和宾组的妇好，实际是同一个人。确定了这一点，就把关于“妇好”墓年代的一些争论问题消除了。
殷墟考古工作已有较长历史，像“妇好”墓这样的发现却还是罕见的，为今后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本文的看法是初步的、探索性的，请同志们不吝指正。
注释
[1]《考古》记者:《殷墟考古发掘的又一重要新收获》，《考古》1977年第3期。
[2] 见《考古》1977年第5期。
[3] 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年第4、5期。
[4] 《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图版拾捌，3，《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
[5] 同上，图版捌，1。
[6] 梅原末治:《河南安阳遗宝》，图版四四-四六，1940年。
[7] 《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图版七，2，《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
[8] 同[4]，图版壹，3。
[9] 同[3]。
[10] 同[1]。
[11] 参看胡厚宜:《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
[12] 李学勤:《论殷代的亲族制度》，《文史哲》1957年第11期。该文有些看法本文已作纠正。
[13] 参看王国维:《女字说》，《观堂集林》卷三。
[14] 《左传》哀公元年夏帝相之妃称后缗。清代顾炎武、王筠等认为王妃偶称后始于周朝，是不对的。
[15] 例如洛阳马坡所出令尊、令方彝铭文，前称“夨”，后言“作册令”，是名夨字令。
[16] 同[12]。
[17] 此片是旧以为“第四期”的历组卜辞，详见本文下节。
[18] 李学勤:《非王卜辞》，《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19] 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诞辰论文集》。
[20]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第三章六节，科学出版社，1959年。
[21] 同[19]
[22] 同[20]，第三章一节。廪辛腹甲尾卜人的署名，是最晚的例子，已简化成只有一个字。
[23] “引吉”旧释“弘吉”，此据四川博物馆于豪亮同志意见。
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见《中西学术名篇精读·李学勤卷》。本文原载于《文物》1977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