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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从分裂到统一：古代中国地区竞争力从世界边缘走向中心——与欧洲比较 二 佛教在中国地位迅速提升的历史背景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造成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百家争鸣”思想解放的局面，其间出现儒家、道家、墨家及法家诸学派。这次思想解放的共同特点，是人们在扬弃殷商以来流行的占卜文化的同时，发展了华夏民族最初──尽管还很粗糙──的理论思维形式。西汉武帝时，因北部（匈奴南犯）压力所产生的巩固政权的需要，董仲舒对孔子学说中的仁孝伦理进行了修正和发挥，并被汉武帝所接纳，在“独尊儒术”的口号下，儒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统治工具。由此产生的辩证结果是老子创立并经过庄子发展的道家学说则逐渐为被压迫的社会阶层所接受，并成为制约和反抗阶级压迫的思想武器。 西汉至魏晋时期，中国政治经济重心在北方游牧民族的挤压下由北方向南方迁移。社会的分裂打乱了原有的秩序；中原汉人无序南迁又造成中华民族新的思想解放。此时，董仲舒儒学的意识形态权威因其对现实失去解释力或被人抛弃或异化为非常僵化的“名教”学派。西汉儒学的倒坍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空虚为魏晋时期出现的玄学迅速填补。且不说老庄思想中那狂放无羁、汪洋恣肆的文风对当时人们的守旧思想产生多大的冲击力，只要看看老庄学中那丰富的相对论思维形式，就不难理解道家思想在这一时期盛行的原因。“魏晋以来的高僧传连篇累牍，而正史中的儒林传则难以成篇就是明证。” 当时士大夫们把道家《老子》《庄子》和儒家的《周易》称为“三玄”，并由此形成一种新的具有唯心主义体系特点的“玄学”思潮——在中国思想史“肯定-否定-肯定”三段链环中，它可以说是宋时道释儒融合形成的“新儒学”的第一个“肯定”环节。毛泽东说：“玄学的主流是进步的，是魏晋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玄学的产生在当时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它在中原社会心理失衡时给人以新的心理支撑。它主张毁弃礼法，追求自然，这已有了思想启蒙的意义。比如鲍敬言在《无君论》中把自然之礼置于皇权之上，这就削弱了人对皇权的依附，从而加强了人与客观自然的联系。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并不具有社会关系变革的经济条件，因而，这时的“思想解放”，还缺乏建设意义。大动乱之中的人们只能消极遁入何晏、王弼等主张的“无”的世界。“贵无”意识反映了这一时期文人的迷茫和苦闷。 但中国的玄学只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单凭其只破不立的玄想并不能有力地解释现实世界人们遇到的现实问题，这为西亚南亚诸文化传入中国提供了机会和广大的市场。大体与基督教在地中海的传播同期，佛教也传入中国。佛教开始多在西域胡商中流传，汉人多奉老子为教祖并开始接纳与道家似曾相识的来自南亚的佛教——这是中国向西方寻“道”的较早案例之一。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但在当时只是继玄学之后对儒学统治意识形态的一种补充。三国两晋南北朝期间，中原战乱不止，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儒学担负不起安抚和凝聚人心的作用，佛学主张持戒向善，其学说与中国道教相通，与玄学相衔接，容易为中国民众所接纳，其形式又与中国儒学有所区别，这有利于文明程度较低的北方胡人政权建立起可与南方儒学相抗衡的意识形态，并以此融洽北方继而南方的汉族人心。费正清正确地指出这一点，他写道： 在第四世纪以至后来，华北的异族入侵者接受了佛教。部分原因在于佛教和他们自己一样，在他们正着手接管的旧秩序中都是外来者，佛教僧尼可以和他们合力教导人民顺服。对于逃到南方去的上层阶级汉人而言，佛教又可以为旧社会的崩溃提出有达练知性与符合美学的解释与安慰。在这样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帝王和百姓都想从宗教中获得救赎。 就这样，五胡十六国（公元304～439年）和随后的南北朝（420～581年）时期的佛学受到先是北方胡人后是南方汉人政权的高度重视和普遍保护。有了统治者的保护和推动，佛学从十六国始在中国得到迅速和大规模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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