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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童时读庾信《哀江南赋序》云……深有感于其言。后稍长偶读宋贤《涑水记闻》及《老学庵笔记》二书，遂欲取为模楷，从事著述。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寒柳》 弟居清华两年之经验，则教书与著书，两者殊难并行……至于所授之课，如自己十分有把握者，则重说一番，如演放留声机器，甚觉无兴趣；如新发现之材料，则尚多阙疑之处，对人高谈阔论，亦于心不安。且须片段预备功夫，无专治一事一气呵成之乐。 1929年6月21日致傅斯年、罗家伦函，《五四飞鸿》  弟廿年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遗失。中有《蒙古源流注》，系依据其蒙满文诸本，并参稽其所出之西藏原书《四库提要》所谓“咖喇卜经”等者，考订其得失。与沈乙庵书大异。后闻伯希和在库伦获《元秘史》元本，故欲俟其刊布，再有所增删。用力虽勤而原书价值颇不高，今稿既失去，亦不复谈论此事矣。 又有《世说新书［语］注》，主旨在考释魏晋清谈及纠补刘注之疏失。 又有《五代史记注》，其体裁与彭、刘旧注不同，宗趣亦别，意在考释永叔议论之根据，北宋思想史之一片断也。 又凡佛教经典之存于梵文者，与藏译及中译合校，凡译匠之得失，元本之为何（今梵本亦非尽善本，有不及译本所依据者。又其所据之本，亦有与今不同者。其异同得失，皆略能窥知）列于校记。今虽失去，将来必有为之者。又钢和泰逝后，弟复苦其繁琐，亦不敢涉及此事。但有巴利文《长老尼诗偈》一部，中文无全译本，间散见于《阿含经》。钢君不甚精巴利文，在北平时未与详校。弟前居柏林时，从德名家受读，颇喜妇人入道之时［诗？］，哀而不怨，深契《诗经》之旨。然俱是西历纪元前作品，尤为可贵。欲集中文旧译并补译及解释其诗，亦俱失去。 所余者仅不经意之石印《旧唐书》及《通典》二种，置于别筐，故幸存。于书眉之上，略有批注。前岁在昆明，即依《通典》批注，草成《隋唐制度渊源论》，已付商务书馆刊印。……去岁居港，又取《旧唐书》上之批注，草成《唐代政治史》一书。此次冒险携出，急欲写清付印。盖中年精力殚竭，绝无成效，所余不经意之剩余一种，若复不及身写成（弟字太潦草，非亲写不可），则后悔莫及。敝帚自珍，固未免可笑。而文字结习与生俱来，必欲于未死之前稍留一二痕迹以自作纪念者也…… （按：此信收入三联初版多讹字，今据2015年三版录文。） 1942年9月23日致刘永济函，《书信集》 （附） ……去年安南华侨彭禹铭君来，言其家住西贡，曾在海防搜买旧书，得到弟当年遗失之《新五代史》批注本两册。现因不能寄出，故尚在其家。弟当日取欧史与《六一居士集》及《续资治通鉴长编》互勘，李书未注，卷帙又繁，故未随身携带。《六一居士集》及《集古录》，乃用万有文库小本，所注颇多。彭君未收到此书。……当日两书箱中中文及古代东方文书籍及拓本、照片几全部丧失。 1955年6月1日致蒋天枢函，《书信集》 旧草《名教自然同异考》，其文甚繁，兹不备引，惟取袁宏《后汉纪》一书之论文关于名教自然相同之说，移写数节于下以见例……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初编》 记得先生初抵成都时，曾提及《元史》一书之事。先生这样说过：“二三十年代中，我刚从国外回国，专心致志于元史，用力最勤。我的《元史》一书，并不是一部很好板本的书。我读过好几遍，每有一点心得，就批于书眉，蝇头细楷，密密麻麻，丹铅殆遍。可惜卢沟桥事变起，我携之南迁。谁知批过好几遍的这部书，托运至重庆附近时，竟毁于兵荒马乱、炮火空炸之中。我今老矣，无暇重温旧业，只好期诸后贤了！”先生言此，犹有余痛。 王锺翰《陈寅恪先生杂忆》，《追忆》 师又拟为满州［洲］《艺文志》。此亦《清史》之一重要部分，师固深于蒙藏文者。 陈守实《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追忆》 寅恪自惟学识本至浅陋，年来复遭际艰危，仓皇转徙，往日读史笔记及鸠集之资料等悉已散失，然今以随顺世缘故，不能不有所撰述，乃勉强于忧患疾病之中，姑就一时理解记忆之所及，草率写成此书。命之曰稿者，所以见不敢视为定本及不得已而著书之意云尔。 《隋唐》八 寅恪先生在堂上说过的话，还有几句记忆犹新：“我作的三本书：《略论稿》《述论稿》《笺证稿》，都叫稿，就是准备以后还要改。”对自己的精神产品，精益求精，按严格的意义并未“打上句号”。 蔡鸿生《“颂红妆”颂》，《追忆》 至旧稿须补正之处颇多，新添之意见及材料亦非自己动手不能满意。若旧稿未及整理而盖棺之期已到，则只好听诸后人而已。总之，卖驴之券倚马之文，固非烛武之才师丹之岁所敢效法者。 1962年3月30日致中华局上海编辑所函，高克勤《〈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 寅恪讲授清华，适课唐史，亦诠次旧籍，写成短篇。其所徵引，不出习见之书。……极知浅陋简略，无当于著述之旨。然此文本意，仅在备讲堂之遗忘，资同学之商榷。间有臆测之说，固未可信为定论，尤不敢自矜有所创获。傥承博洽君子，不以为不可教诲而教诲之，实所深幸焉！ 《李唐氏族之推测》，《二编》 因弟“十年所作，一字无存”。并非欲留以传世，实因授课时无旧作，而所批注之书籍又已失散，故感觉不便也。 1939年2月9日致傅斯年函，《书信集》 又兄去年借与弟所作《集刊》（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论文数种，现尚需用，不能奉还。又，府兵制一文已在其上改写，加入弟近作文中，俟将来再奉还单行本。实则此种随顺世缘应酬之作，弟本人尚不欲敝帚自珍，想兄更无所惜也。 1940年6月8日致陈述函，《书信集》 弟平生述作皆出于不得〔已〕，故自己不留稿，亦不欲他人留之。此非谦词，乃是实话。所谓需用者，亦不过欲借之略加修改，以供应酬耳，并非真著书也。 1940年6月13日致陈述函，《书信集》 ……像寅恪师这样伟大的学人常常对他的学生说：“我从不珍视我写的论文。”其实他写的论文才是真正值得世人珍视呢！ 许世瑛《敬悼陈寅恪老师》，《追忆》《论再生缘》一文乃颓龄戏笔，疏误可笑。然传播中外，议论纷纭。因而发见新材料，有为前所未知者，自应补正。兹辑为一编，附载简末，亦可别行。至于原文，悉仍其旧，不复改易，盖以存著作之初旨也。 《论再生缘》校补记后序，《寒柳》 一日寅恪偶在外家检读藏书，获睹钱遵王曾所注牧斋诗集，大好之，遂匆匆读诵一过，然实未能详绎也。是后钱氏遗著尽出，虽几悉读之，然游学四方，其研治范围与中国文学无甚关系，故虽曾读之，亦未深有所赏会也。丁丑岁卢沟桥变起，随校南迁昆明，大病几死。稍愈之后，披览报纸广告，见有鬻旧书者，驱车往观。鬻书主人出所藏书，实皆劣陋之本，无一可购者。当时主人接待殷勤，殊难酬其意，乃询之曰：此诸书外，尚有他物欲售否？主人踌躇良久，应曰：曩岁旅居常熟白茆港钱氏旧园，拾得园中红豆树所结子一粒，常以自随。今尚在囊中，愿以此豆奉赠。寅恪闻之大喜，遂付重值，借塞其望。自得此豆后，至今岁忽忽二十年，虽藏置箧笥，亦若存若亡，不复省视。然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岂意匪独牧翁之高文雅什，多不得其解，即河东君之清词丽句，亦有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者。始知禀鲁钝之资，挟鄙陋之学，而欲尚论女侠名姝文宗国士于三百年之前，诚太不自量矣。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牧斋事迹具载明清两朝国史及私家著述，固有阙误，然尚多可考。至于河东君本末，则不仅散在明清间人著述，以列入乾隆朝违碍书目中之故，多已亡佚不可得见。即诸家诗文笔记之有关河东君，而不在禁毁书籍之内者，亦大抵简略错误，剿袭雷同。纵使出于同时作者，亦多有意讳饰诋诬，更加以后代人无知之虚妄揣测，故世所传河东君之事迹，多非真实，殊有待发之覆。……寅恪以衰废余年，钩索沉隐，延历岁时，久未能就，观下列诸诗，可以见暮齿著书之难有如此者。斯乃效《再生缘》之例，非仿《花月痕》之体也。 《别传》第一章 （附） 寅恪昔岁旅居昆明，偶因购得常熟白泖港旧日钱氏山庄之红豆一粒，遂发愿释证钱柳因缘诗。前于第一章已述之。所可怪者，购得此豆之同时，有客持其新得湘乡袭侯曾劼刚纪泽手札一纸相示，其书乃致当日某知县者。内容略谓，顷有名流数人来言，县中有驱逐流妓之令，欲托代为缓颊云云。……今属笔至此，忽忆及之，以情事颇相类似，故附记于此，以博读者一笑。 《别传》第四章 红豆虽生南国，其开花之距离与气候有关。寅恪昔年教学桂林良丰广西大学，宿舍适在红豆树下。其开花之距离为七年，而所结之实，较第一章所言摘诸常熟红豆庄者略小。今此虞山白茆港钱氏故园中之红豆犹存旧箧，虽不足为植物分类学之标本，亦可视为文学上之珍品也。 《别传》第五章 寅恪壮不如人，老更健忘，复以闭门造车之学不希强合于当世。近数年来仅为诸生讲释唐诗，聊用此糊口。所研者大抵为明清间人诗词及地方志乘之书，而旧时所授之课，即尊著所论之范围，其材料日益疏远，故恐详绎大著之后，亦止有叹赏而不能有所质疑承教也。 1955年9月19日致唐长孺函，《书信集》 弟近年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 1957年2月6日致刘铭恕函，《书信集》 寅恪释证钱柳之诗，于时地人三者考之较详，盖所以补遵王原注之缺也。但今上距钱柳作诗时已三百年，典籍多已禁毁亡佚，虽欲详究，恐终多讹脱。若又不及今日为之，则后来之难，或有更甚于今日者，此寅恪所以明知此类著作之不能完善，而不得不仍勉力为之也。 《别传》第一章 此诗取材博奥，非俭腹小生，翻检类书，寻求故实者，所能尽解，自不待言。所最难通者，即此诗作者本人及为此诗而作之人，两方复杂针对之心理，并崇祯十三年仲冬至次年孟春三数月间，两人行事曲折之经过，推寻冥想于三百年史籍残毁之后，谓可悉得其真相，不少差误，则烛武壮不如人，师丹老而健忘，诚哉！仆病未能也。……所注意之处，则在钱柳二人当日之行踪所至及用意所在。搜取材料，反复推寻，钩沉索隐，发见真相。然究竟能否达到释证此诗目的十分之一二，则殊不敢自信，深愿当世博识通人，有以垂教之也。 《别传》第四章 ……斯则牧斋诡托之辞，非其实情也。至若同时诸人之记载，以门户恩怨之故，所言亦未可尽据以定是非。今就能见及之资料，互相参校，求一最可能之真实，然殊不敢自信也。 《别传》第五章 呜呼！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其时间，其地点，既如上所考定。明显确实，无可致疑矣。虽不敢谓有同于汉廷老吏之断狱，然亦可谓发三百年未发之覆。一旦拨云雾而见青天，诚一大快事。 《别传》第三章 ……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心爱陈子龙，即其嫁牧翁，亦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赞助光复之活动，不仅其才之高、学之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借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流之行事…… 吴宓日记1961年9月1日 又拙著（按：指《柳如是别传》初稿）中故意杂用名、字、别号。人名如钱谦益、受之、牧斋、东涧、聚沙居士等。地名有时用虞山，有时用常熟等，前后不同，以免重复，且可增加文字之美观。 1962年5月14日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函，高克勤《〈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 陈师的考证极精，但又绝非烦琐考证，所考问题，都是小中见大，牵涉到重大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陈师常说，他最欣赏法国学者写文章的风格，证据够用了，就不多举了，不多啰嗦。英国人的文章也不错。他最厌烦繁复冗长、堆砌材料的文章。陈师掌握的史料虽极丰富，但为文绝不广征博引以自炫，而只引用最必要的材料，因此行文十分简洁。 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追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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