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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救亡运动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 8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蒋介石等就发表中共宣言和改编红军问题，在南京举行第五次谈判，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1937年7月中旬的一天，赣粤边游击区的内线黄老拐，派人为山里送来了一捆报刊。 通过报刊寻找一切有关中央红军的消息，是三年游击战里陈毅养成的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他正在翻阅的，是一本香港杂志《新学识》，其中，一篇署名诸青来，介绍中国各党派关于抗日态度的文章，让项英和陈毅如见天日。 这是项英和陈毅自1935年3月9日和党中央失去电台联系后，第一次间接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消息。他们也由此知道，“七七事变”后，时局已发生根本变化，国共合作已经全面展开。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及时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要求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 迫于多方面的压力，国民党当局逐渐停止了对南方各游击区的军事“围剿”，开始与红军游击队谈判。 9月11日，陈毅作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全权代表，由大余来到赣州进行抗日合作谈判。 陈毅要来赣州，很快引起全社会关注。国民党报纸乘机大肆污蔑谈判为“油山共匪投诚”。  谈判达成7项协议，赣粤边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部队在池江集中后，暂照国民党保安团待遇提供给养。 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经上报蒋介石，派人专程赶到赣州，1937年9月24日接项英、陈毅赴南昌谈判。 9月25日，南昌谈判正式开始。到9月27日，才达成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释放政治犯、将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在南昌着手建立红军和游击队总接洽处、给南方诸省红军和游击队的集中提供交通便利等6条协议。 随后，协议即报省主席熊式辉批准。然而，眼看大功就要告成之际，项英与陈毅回到住处却被告知，谈判中曾讲明的设立红军和游击队接洽总处的决定，在上报给熊式辉时被删除。虽然陈毅据理力争，还专门写了理由与条件，但没有通过。 9月28日，熊式辉专设晚宴，一为贺谈判成功，二为给项陈二人饯行。 陈毅说：“熊主席，你这是偏偏跟我陈毅过不去呀，几日谈判，我好不容易才谋到这么个官，你还左挡右推，啥子意思吗？太缺乏诚意喽！” 熊式辉此时依然慢条斯理：“不要急嘛仲弘，设立总接洽处一事，关乎国共合作一些原则问题，委员长那里更需认真思虑，请仲弘假以时日再议。” 见熊式辉如此，陈毅端起酒杯，连喝三杯，霍地站起，猛地一拍桌子，指着熊式辉的鼻子说:“蒋委员长不同意又怎样？新四军在南昌设立办事处，是毛主席叫设的，也是为方便部队改编才设的，你以为我好想当这么个官儿。你这个不要脸的官，我不要做像你这样不要脸的官。我要是做你这样不要脸的官，我的官做得比你还大。好！不设就不设，我们游击队不下山了。” 我们游击队不下山了熊式辉可不好交代。就这样，在陈毅借酒半假半真之下，熊式辉也只好当场答应在南昌设立红军游击队接洽总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新四军办事处在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组建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此谈判期间，项英致电在南京的叶剑英并转毛泽东，以便恢复中央分局与党中央的联系。 当党中央得知项英、陈毅的情况后，张闻天、毛泽东于9月28日致电林伯渠要其转告董必武派人到项英、陈毅两同志处进行联络，告之情况与政策。10月2日，张闻天、毛泽东又致电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速电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宁后并令其来中央讨论。”为此，项英于10月间离开赣粤边游击区前往南京。 对于接受改编，一些地方游击队实在是想不通：共产党人为何要和疯狂残害我们的国民党合作呢？ 其中，思想斗争最为复杂的是谭余保领导的湘赣边区游击队。他们坚持在江西武功山区对抗国民党势力，甚至在国共合作期间也时有摩擦。国民党当局借机指责共产党在谈判中不诚实，并威胁要派重兵进入江西武功山“肃清”。 危急关头，陈毅以无畏的革命精神，不顾人身安全，亲自进入江西武功山游击区寻找游击队和谭余保（湘赣临时省委书记）。 游击队相信国民党报纸关于陈毅已经投诚的宣传，陈毅这次进山被视为“叛徒”而绑了三天三夜，被关了五六天，差点被枪毙。 陈毅大怒道：“谭余保，你如果还是共产党员，就把我放了；如果你是土匪，就立刻杀了我！” 在陈毅的劝说下，谭余保派人下山弄清楚情况，证明陈毅是党组织安排去联系他们，陈毅这才躲过了这一劫。事后，游击队谭余保差点枪毙陈毅的事情传到了延安，毛主席反而用“政治很强，粗中有细”这8个字大赞谭余保。 之后，红军游击队纷纷下山，改编为抗日武装，为新四军的组建奠定了基础。 10月12日，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12月14日，中共中央为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项英兼任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组成。1938年1月6日军部移至南昌办公。叶挺任新四军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 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及军部特务营。第1支队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辖第1、第2团；第2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后粟裕），辖第3、第4团；第3支队张云逸兼司令员，后谭震林任副司令员，辖第5、第6团；第4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辖第7、第8、第9团和手枪团（第9团和手枪团不被国民政府认可）。全军共1万余人。 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致电新四军，指出：目前最有利的发展地区是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地。 2月20日蒋介石命令新四军军部转移到安徽歙县岩寺，要新四军各部队限时到岩寺集中。 3月和4月，叶挺、项英及陈毅、张云逸等率领部队7000余名官兵先后到达岩寺集中组编整训。 1938年4月23日，时任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兼第一支队司令的陈毅，从正在安徽岩寺整编的第1、2、3支队抽调了400余人，组成新四军先遣支队，执行深入江南敌后的战略侦察任务。陈毅向项英推荐了时任第2支队副司令员的粟裕任司令员，于4月28日在岩寺附近的潜口金紫祠举行誓师大会后，向苏南敌后挺进，从而揭开了东进抗日的序幕。 1938年7月1日，新四军军部又转移至安徽泾县云岭罗里村。6～7月，第1、第2支队相继进入江南敌后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和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从而让根据地的诸多工作处处受限。而这种无原则的忍让和退缩，换来的却是蒋军的步步紧逼。 1939年2月，陈毅回到皖南新四军总部，再次就统一战线的把握尺度，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具体建设方针问题同项英开诚布公地交流了意见。结果讲了几天，俩人谁也没能说服谁。项英还给陈毅扣了项“人、枪、款主义”的大帽子。 2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皖南，陈毅在新四军军部听了周恩来传达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周恩来批评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做法，特别提到发展华中，要向敌后发展，不能受国民党的限制。执行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1939年8月，新四军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将赴延安，新四军军部决定第1、2支队由陈毅统一指挥。 11月7日，第1、2支队领导机关合并，在苏南溧阳县水西村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副指挥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刘炎，副主任钟期光。统一领导苏南部队。 12月，第1支队第1团调回皖南改称为第3支队1团，归军部直接领导，第3支队第6团则调至苏南，归第1支队建制。 1937年10月，管文蔚在丹阳组建了抗日自卫团，1938年2月成立了丹阳抗日自卫总团，基干队员2000人，枪千余支。7月，总团接受新四军第1支队改编，被授予“丹阳游击纵队”番号，委任管文蔚为司令。 1938年9月新四军第1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炎带领20多位军政干部来到丹北，将丹阳游击纵队改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直接归新四军第1支队指挥。为落实向北发展战略，陈毅派出管文蔚挺进纵队开赴江北扬泰地区，为新四军北上抗日创造了前进阵地。 陈毅返回苏南的第一件事，就是假传圣旨命令叶飞的第6团准备东进作战。陈毅决然地说：“破坏了统一战线，我负责！部队被消灭了，你负责！”第六团打起江抗二路旗号，叶飞化名为“叶琛”，顶着压力，秘密进军开进东路地区，落实向东作战战略。 老六团东进时有700多人，半年多时间发展到 2000 多人。部队的武器迅速更新，步枪都换成新的中正式、三八式，轻机枪都换成捷克式。每个班都装备了轻机枪，每个连都有重机枪。“江抗”二路在苏、常、太一带初步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 11月底，叶飞率第6团渡江，在扬中与挺纵会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将“江抗”和管文蔚部合编，仍用新四军挺进纵队番号，管文蔚任司令员、叶飞任政治委员兼副司令员。 11月11日，陈毅借协助护送李明扬部十三万发子弹从江南运到江北，派第4团团长陶勇、政委卢胜率团部及第2营协助护送。完成任务后，与挺进纵队一部合编为苏皖支队，进入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 在新四军发展遇到问题的时候，陈毅果断采取正确、灵活的策略打开局面，陈毅大胆东进、向北发展，为新四军能在江北站稳脚跟建立华中根据地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奠定基础，更体现了陈毅卓越的战略眼光。 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抵达华中敌后，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接连主持召开了中原局会议，决定了向西防御、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方针和普遍建立根据地的任务，使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39年3月底，中央军委指示:蒋介石的反共“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将“成为顽方必争之地”。毛泽东也明确指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华中是我重要的生命线。 此时，东南局书记项英担心发展苏北会破坏统一战线，坚持“先求解决江南问题”;同时，他在与顾祝同谈判中迫于对方压力，一再要求将叶飞、陶勇两个团调回江南。刘少奇、陈毅坚决反对，据理力争，中央明确表态否定了项英的意见，通知项英停止与顾祝同谈判，并命陈毅迅速启用电台直接与延安通报。 毛泽东多次给项英去电，让他尽快率军部离开皖南，前往江北发展。派陈毅前往云岭做说服工作。陈毅在云岭待了整整两天，反复和项英陈述利害，劝他早日动身前往苏南，并说：部队开过来，我江南部队西去接应，两头对开，一天半左右就可以会合。 但项英认为没有得到第三战区的命令，自己就率部队离开云岭不合适，一旦途中发生冲突也不好交代，因此始终下不定决心。陈毅见无法说服项英，只得返回苏南。临别前，项英问陈毅还有什么意见，陈毅送了他八个字：五心不定，输个干净（张潘回忆文章原话）。  项英（中）和陈毅（右）、张云逸在一起 1940年7月，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渡长江进入苏北，改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于10月取得黄桥自卫战胜利后，在盐城、东台间的白驹镇与八路军第五纵队一部会师，合力开辟苏北、苏中根据地。11月，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陈毅任副总指挥（在叶挺抵达前代理总指挥），统一领导华中新四军和八路军。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撤销新四军番号。 20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25日，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重建的新四军军部在江苏省盐城成立。之后，部队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 第1师，粟裕任师长，刘炎任政治委员；第2师，张云逸兼任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第3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第4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第5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第6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第7师，张鼎丞任师长（未到职），曾希圣任政治委员；军部直辖独立旅和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独立旅旅长梁兴初，政治委员罗华生。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校长由陈毅兼任，副校长赖传珠（兼）、冯定。 1941年7月，饶漱石任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调任第4师政治委员。 新四军军部重建后，领导部队进行了盐(城)阜(宁)、苏中、淮海、淮北抗日军民反敌大“扫荡”和车桥等许多著名的战役战斗。仅在战略反攻阶段的20余天全面反攻中，就歼灭日伪军2.8万余人，解放县城32座、重要乡镇400余个，使苏中、苏北、淮南和淮北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陈毅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出版的《真理》创刊号上发表《论建军工作》一文,对新四军军部重建后的建军工作作了论述。 1941～1943年是华中敌后抗战严重困难时期。新四军各部队进行了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反磨擦作战。三年中，共对日伪军作战8400余次，歼其9万余人，并挫败了国民党顽军的多次进攻，坚持了华中抗日根据地。至1943年底，华中军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主力部队发展到12万余人。 1942年3月，刘少奇调赴延安，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陈毅代理华中军分会书记。 1943年10月在华中军分会会议上，陈毅遭到饶漱石 的错误批判 ， 即“黄花塘事件”。11月奉毛泽东指示启程回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陈毅1945年10月5日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抵达临沂。陈毅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统一指挥华中、山东的新四军和八路军进行解放战争。 阅读我的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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