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元帅文武兼资、胸有韬略，是世间罕有的将帅之材。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他担任了第11军25师73团团政治指导员，后来协助朱老总转战闽粤赣边界，度过难关，与毛主席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实现胜利会师。
在井冈山时期和创建中央苏区时期，他都担任要职。
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和项英一起留了下来，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与新四军的组建工作，挺进苏南敌后，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不久，又北渡长江，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在解放战争初期，他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员，指挥了津浦路阻击战。1947年1月，他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粟裕联手用兵，连续取得了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的重大胜利……
可以说，陈毅元帅战功赫赫，功勋卓著。
难得的是，陈毅元帅性情豁达豪放，他和朱德元帅一样，意志坚似铁，度量大如海，虚怀若谷。
无论身处多么严峻、多么险恶的环境，他始终相信“革命红旗不会倒”。
1936年，他在被困于梅岭时写下了的《梅岭三章》，就是这种“钢铁意志”和革命豪情的集中抒发。
1946年10月1日，陈毅元帅在泗县战斗失利后，曾写信给担任主攻的8师，信中提到：“我从不向敌人低头，但对自己的同志，我常常自我批评，很愿意低头，胜利时如此，不利时也是如此，即使失败亦是如此。”
当年，红四军在“七大”选了陈毅为红四军前委书记，但陈毅在实践中认识到毛主席的主张是正确的，马上如实地向中央作了反映，尔后，又主动检讨自己，积极奔走，请毛主席回来主持大局。
而在1946年8月的泗县战斗中，守泗县的是桂系第7军的172师。广西兵的剽悍善战，是为众人所知的。山东野战军中担任主攻的8师还是轻敌了，伤亡惨重，折损了2千余人，最终不得不放弃攻城计划。
该次战斗失利，山东野战军弥漫起一种悲愤、消沉之气。
毛主席和军委中央经过研究，准备临阵换将，拟派徐向前往山东负责鲁南前线指挥之责，另外安排陈毅负责淮海前线并统筹鲁南、苏中、胶济各前线。
陈毅对中央这一决定毫无怨言，欢迎和电请徐向前。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徐向前终究没有来。
陈毅没有撂挑子，他在等待徐向前的时候，努力思索扭转战局之策。
上面提到的他给8师写的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的。
在信中，他主动承担失利的责任，积极自我解剖，说：“三月来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一个是先打强，即不应打泗县；一个是不坚决守淮阴。”“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八师始终是很好的头等兵团，纪律为各军之冠，南下北来，人民交口赞誉。希望继续努力打几个好仗，则定不辜负期望。”
他还提到：“过去党内同志曾有公论，认为我这个人最善于打败仗，这话很对。我愿这次从不利转到有利，再度证实这个评价。”
8师上上下下读到陈毅的信，受到极大的鼓舞，低落的情绪一扫而空。
老覃在这里交待一下：其实，陈毅进攻泗县城失利，是执着于贯彻早在1946年6月22日毛主席提出的”南线出击作战“的战略计划。
当时，毛主席的设想是由我山东、太行两解放区主力部队实行外线出击，向南作战，其中的山东野战军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力配合苏皖北部的部队攻取津浦路徐蚌间及陇海路黄口、徐州段各点，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以在野战中将之歼灭。
粟裕对毛主席的这一计划提出了异议，认为华中主力应留苏中，疾呼“苏中地（方）武（装）已很弱，难于担任钳制任务。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
毛主席接受了粟裕的建议，陈毅却还拘泥于之前的作战计划，以致于在淮北受挫不断，甚至遭受到了进攻泗县的失利。
粟裕却在7月中旬开始，率华中野战军主力在苏中取得了七战七捷的光辉胜利。
陈毅于是对粟裕心悦诚服。
他在1947年8月6日给军委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把粟裕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相提并论，说：“我认为我党二十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前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
1946年10月1日，陈毅又给军委发电报，要求说“华野、三野统一指挥”，“在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
毛主席看了陈毅的电报后，于1946年10月15日回电，同意两个野战军合并，并强调：“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战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
陈毅从此严格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自己甘当配角，经常对粟裕说：“题目我来定，文章你来写。”
1950年9月，中央召开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商量出兵朝鲜的问题，出席了会议的陈毅得知，林彪、刘伯承、粟裕、徐向前等人的身体不好，就主动请缨，对毛主席说：我现在虽担负地方工作，但只要国家需要，我立刻可以穿上军装去朝鲜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