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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爆发，并先后失败。 随之，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共产党人的搜捕和镇压，中国的“白色恐怖”日益严峻。 “恐怖”的说法，不是共产党人的发明，是这一时期新闻界喊出来的。 “四一二”期间，杨虎任上海警备司令，陈群任上海“清党”委员会主任，二人在上海大肆搜捕并杀害共产党员、革命群众。 十多天时间，杨虎下令杀害的共产党人和及革命群众就达50多人，故称之为“养虎（杨虎）成群（陈群）”。 1927年4月26日的天津《大公报》以“呜呼恐怖时代：空前未闻之东南党祸”为标题，对上海的屠杀事件进行了报道。 一 白色恐怖时期，武汉最为恐怖。 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其实既不是蒋介石说的，也不是汪精卫说的，更不是国民党政府明文公布的的政策，而是出自桂系军阀将领陶钧之口。 胡宗铎、陶钧都是湖北人，当时任李宗仁、白崇禧桂系19军的正、副军长。 1927年宁汉分裂，南京派的李宗仁讨伐唐生智，桂系19军于当年11月占领武汉，胡宗铎任武汉卫戍司令。 当时的武汉，尽管已经开始“清共”，但共产党的力量依然存在，基层组织还比较健全，只是大多均处于地下隐蔽状态。但武汉三镇各地游行示威和武装暴动事件此起彼伏。 为镇压革命运动，胡宗铎成立湖北全省清乡督办公署，自任“督办”，升陶钧为18军军长，兼任公署“会办”。 胡、陶二人携手为恶，很快就将曾经的“革命中心”武汉变成了“黑暗、恐怖”的世界。 在严酷的气氛下，他们对共产党人的搜捕和屠杀遍及武汉三镇，无一日停息。 有些知名人士虽然不是共产党人，却也难以幸免。 比如：中共早期党员李汉俊，早已脱离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以国民党左派身份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任湖北省教育厅长；詹大悲，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元老，长期追随孙中山，从未加入共产党，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后任湖北省财政厅长。 尽管李汉俊、詹大悲不是共产党员，但胡宗铎认为二人亲共产党和唐生智，是自己的敌人。当时李、詹两人住在汉口日租界内，胡宗铎不能进去抓人，遂向日本领事交涉，得到支持。 在日本警察配合下，胡宗铎顺利将李、詹二人抓获，当天就被胡宗铎下令枪决。 非共产党的民主人士，亦被公开枪毙，可见此时武汉白色恐怖的程度。 胡宗铎和陶钧在武汉大开杀戒，激起民愤。 但二人对所谓“民愤”颇不以为然，陶钧更是在“总理纪念周”的集会上拍案大叫： “有人说我陶钧乱杀人，我姓陶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错放一人！” 狂言一出，震惊天下。 这句话遂成了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标志。 二 在白色恐怖的恶劣形势下，中共各地组织都受到严重摧残。 骨干党员被捕、被杀，许多城市和县级党组织陷于瘫痪，党员数量急剧减少。 在严峻的形势下，有些党员信念发生动摇，或者悄悄脱离组织，或者公开声明退党；有些党员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自首叛变，当了叛徒；当然，更多的党员，在恐怖之下经受住了考验，为革命牺牲了生命，成了烈士。 在“白色恐怖”中，不同的人，基于各自的理念和信仰，亦或是由于不同的人生际遇，各自做出了不同的人生抉择。 三 在C.P.C.成立初期，一些知识分子早年加入共产党，有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有的是民主主义者，还有的是出于浪漫或激进的思想参加革命的。 这些人，对工农运动，并不太感冒，更不愿参与工农武装暴动。 国民党一翻脸，亮出了屠刀，有的人害怕被逮捕杀头，便宣布脱离共产党。 这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施存统。  施存统在建党初期，曾做出过重要贡献，是上海共产党组织最早的成员之一（详见：C.P.C.的诞生（04）——恽代英、林氏兄弟和施存统）。 1922年施存统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受中共中央派遣，着手恢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年5月5日，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施存统当选团中央第一任书记。 1923年秋，施存统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与瞿秋白成为同事。1926年施存统来到广州，先后在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政治经济学。 1927年2月，施存统到武汉中央军校任教官。后来中央军校学生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改编为独立师，恽代英任党代表，施存统任政治部主任。 然而，随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外部巨大压力之下，施存统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他既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也不同意共产党的武装暴动。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1927年8月30日，施存统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悲痛中的自白》，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 他在文中表示： “中国目前的革命——国民革命，由中国共产党来统一革命领导权是不可能的，只能由中国国民党来统一。所以我赞成邓演达先生的主张，牺牲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来扩大中国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强有力的革命工具，名符其实地担负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以免分散革命的势力。” “我认定共产党在中国决不能担负集中一切革命势力，统一革命领导权的责任，即不能解决目前政治经济种种实际问题。因此，我不能再留在共产党。然而，中国的革命是不能停止而且是不应停止的。革命必须有党来领导，什么党能领导中国革命呢？在客观上只有中国国民党。” 施存统的文章在理论上对共产党产生了很大的离心和分化作用，影响很大。但他的行为，只能说是脱党，没有在组织上出卖同志，所以不能称之为叛徒。 四 白色恐怖时期，有许多共产党员被捕。他们因为怕死或忍受不住严刑拷打，交待了组织的秘密，出卖了同志。用同志的鲜血和生命换取自己的苟安。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发生多起，对城市中党的组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向警予，就是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并被杀害的。  向警予，湖南溆浦人，他的父亲是当地富商。当时溆浦县建立了新式学校，向警予是新式学校里有名的女学生，在学校以及全县学生比赛活动中，她是“文武双全”的第一名。 辛亥革命之后，向警予来到长沙的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上学。1920年，她和蔡和森、蔡畅等一起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期间，向警予与蔡和森交往，开始信仰共产主义，并与蔡和森结婚。 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向警予当选为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是第一任中央妇女部部长，开始领导妇女运动。 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向警予被增补为中央局委员。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期间，向警予在湖北省委宣传部工作，主持《大江报》。 在武汉如此出名的向警予，白色恐怖时期竟然还隐蔽在汉口。 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予在汉口法租界三德里被捕。按照治外法权，法国人可以自行处理，不必引渡给国民党当局。 胡宗铎闻讯后，坚持要法国领事引渡，甚至还为此引起了一场外交风波。最后在各方调解之下，向警予被引渡并押解到武汉卫戍司令部，但其仍坚决不承认自己的身份，继续与法官周旋。 法官遂将叛徒宋岳林、丁启刘金山等人叫来，当庭指认，使向警予无法再隐瞒下去。 国民党对向警予实施了严刑逼供，但她始终大义凛然，严守党的秘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崇高品格。 国民党决定在5月1日处决向警予。 她视死如归，在走向刑场的路上，沿途向群众进行演讲。国民党对此极端恐惧，刽子手向她嘴里塞进石沙，又用皮带缚住她的双颊，血沫从她的嘴角流出。 1928年5月1日，向警予在汉口被枪杀，年仅33岁。 五 还有一些党员的叛变与牺牲，是临时中央“左”倾盲动路线的结果。这其中最奇特的例子是湖南省委的任卓宣。 任卓宣，笔名叶青，1896年出生于四川南充一个贫农家庭。中学毕业后，张澜推荐任卓宣进入北京法文专修馆。1920年，任卓宣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2年，任卓宣与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中共旅欧支部成立，任卓宣转为中共党员，并成为该支部负责人之一。 1925年，任卓宣在法国组织游行示威，声援国内“五卅运动”，遭到法国当局镇压，被捕入狱。4个月后，在党组织安排下，任卓宣转至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任卓宣勤于学习，理论文章写得好，又有留法、留苏经历，外语也好，这为其成为党的领导人奠定了基础。 1926年底，任卓宣回国，很快就在党内受到重用。任卓宣先后任广东区委宣传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1927年，任卓宣被派往湖南，与毛泽东、郭亮等组织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中央改组湖南省委，任卓宣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继续领导长沙一带的暴动。 1927年11月，尽管在秋收起义之后，湖南处于何健的军事高压统治之下，但“左”倾盲动思潮支配下的中央政治局仍旧责成湖南、湖北两省同时发动暴动。 12月10日，湖南长沙的暴动毫不意外地失败了，王一飞、任卓宣等领导人因叛徒出卖被捕，并被同时判处死刑。 难以置信的是，被绑缚刑场执行枪决的任卓宣，竟然中枪不死，逃过一劫。 某日午后，当局枪决“共党要犯”，有10人从狱中被提出，任卓宣为其中第7人。至刑场，10人依次排列，随即枪声大作，众人陆续仆地。倒在地上的任卓宣听到有人说：“这个人没有死，补他一枪。”结果枪声响后，仍没有击中要害。此时行刑者已撤离刑场，而任卓宣已昏死过去。 是夜，天降大雪，任卓宣被寒冷激醒，突然听到有人说：“你还没有死吗？” 任答：“没死，请你补一枪吧。” 那人又说：“我并非官家人，我是来'剥鬼皮’的，我可以救你，你家在哪里呢？” 任卓宣忙说：“我家在四川，在长沙还有一个表妹。” 说罢，那人挽起任卓宣，急急离开刑场，就近送到一个农人家中。此后，得到通知的表妹把受伤的任卓宣送进长沙的湘雅医院。 这就是当年国民党“清共”在长沙留下的一个奇闻：两次枪毙，有一个共产党人居然还能死里逃生。 在医院调养期间，任卓宣很快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伤愈之后，任卓宣继续在党内领导湖南各地的暴动。 但是，他对此时中央的“左”倾盲动路线越来越不满，对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愈加失望，进而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 不久，任卓宣第二次被捕，这次他选择了叛变投敌。 任卓宣对负责审讯他的国民党长沙法院副院长左国雍说：“我在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已经死去了！今后我要追寻我的新生。” 任卓宣的叛变，在党内引起了很大震动。 在当时，任卓宣虽然年龄不大，但已是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了。作为“少年共产党”发起人之一，任卓宣继赵世炎、周恩来之后担任中共旅欧支部书记，在法国为领导学生运动还被判一年徒刑，是少有的坐过外国监牢的C.P.C.领导人。 也因此，当时党内基本上是把任卓宣看作同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等一个级别的典型人物看待的。 也因此，当中央刚收到湖南来的报告时，是不相信的，不认为任卓宣会叛变。陈独秀听到这个消息时也很气愤，并表示“卓宣决不会做出这种事情，不要污蔑他！” 不幸，事实很快就证明湖南来的报告是真实的。 在左国雍的介绍下，任卓宣成为驻湘的川军第20师少校政治教官，专门为国民党训练反共干部。 六 人物附录：叛变之后的任卓宣  在叛变之后，或许是为了和自己的“共产党”经历进行“切割”，任卓宣一直使用曾经的笔名“叶青”。 叶青先是在湖南做了一段时间国民党军队政治教官，不久回到成都，给自己的师长和著名民主人士张澜（当时正在主持四川大学）做秘书，又创办了《科学思想》旬刊。 1930年，叶青应友人之邀，赴上海加入辛垦书店，从事编辑和著译工作。 1939年，叶青由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和潘公展介绍重新加入国民党。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 会后遂有“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宣传潮流，其中叶青的言论最为突出。他召集了一些人发起了所谓“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而当时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旗号发起的“反共”高潮也是以他的理论为核心的。 此时的叶青，也达到了他一生“反共”理论的巅峰。 1940年，叶青受国民党江西省省长熊式辉的邀请，赴江西参与指导“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并在国立中正大学任教和创办“三民主义研究会”，影响达于周边诸省，受到蒋介石的赏识。 1942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战时青年训导团主任康泽分别电邀叶青返回重庆，加强“三民主义文化运动”。 在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和表扬之后，叶青发起成立“中国三民主义学会”。他又相继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委员、中组部研究室主任、战时青年训导团研究室主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中央干部学校教授、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等职。 此后叶青把自己牢牢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不遗余力地充当反共内战的急先锋。他除了不断写文章为国民党的“戡乱”献计献策之外，还曾发起针对政协会议的“三民主义宪法促成会”等。 1948年底淮海战役之际，时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的叶青提议在南京举行十万群众的“反共示威大游行”，“以支持徐州底反共将士”，又赴各地“劳军”和发表反共演说，出版反共书刊（《共产党问题》、《反共问题》、《中国目前的变化及其出路》、《为谁而战》、《新路线》等）。 1949年，“引退”回乡的蒋介石在奉化溪口会见了叶青，并向他问策。7月，叶青受命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旋即代理部长。 此时的叶青可谓“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奔波于西南各省，指导宣传业务、剖析对时局的看法，号召开辟“第二战场”和“经济战”、“思想战”，“重振北伐精神”，组织“远东反共国际”等等。 1950年春，叶青由海口回到台北。他是最后一批抵台的反共干将，因无颜面对“反共不利”的指责，辞去了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转而任教于一所“政工干部学校”。 不过，蒋介石仍然非常器重他，任命他为“总裁办公室”下的设计委员会委员、党务顾问、训练委员会委员。叶青以自己的使命是“写作和讲演”为由，未接受。 晚年的叶青苦心经营他此前在大陆创办的一个反共书店——帕米尔书店。这家书店在台湾复业后，专事出版反共书刊（如《政治评论》半月刊）。叶青自己更是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的研究三民主义和反共的书籍、文章。 叶青退休时，曾获蒋介石颁发的“云麾勋章”。 1965年4月4日，时逢叶青七十大寿，台湾当局在台北“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他举行了签名祝寿活动，到场者三千余人。蒋介石“钦赐”寿匾，名流显要如张群、何应钦、白崇禧、谷正纲、盛世才、叶公超等亲到现场为之祝寿，礼堂挂满屏联、书画和诗词。 曾任国民党湖北省主席的万耀煌在祝寿诗中直书：“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可谓概括了叶青的一生。 1990年，叶青（任卓宣）在台湾去世，终年94岁。 叶青，或者说任卓宣，作为C.P.C早期比较著名的领导人，曾经的党内政治新星，在经历了奇特的“枪毙而不死”之后，因为对党内“左”倾盲动政策的不满，进而对信仰产生怀疑，转而叛变成为党的叛徒。 在加入国民党阵营后，凭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娴熟，叶青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加以融合其对三民主义的理解，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反共理论，成为国民党内知名的反共理论专家，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也因此，叶青在国民党败退台湾时没有被抛弃，最终在台湾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得以善终。 既然都已经看到这儿了，点个赞和“在看”意思一下得了..... 点击下方名片可关注“伊滨路68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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