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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性给家庭带来了致命冲击。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是讨论这一现象的重要文本。在物质主义影响下，主人公巴扎罗夫走向了虚无主义，否定一切人类情感，包括父子之情。在小说的前半部分，虚无主义是以推动社会前进的理性进步力量的形象出现的，但一场失败的恋爱让巴扎罗夫认识到理性的脆弱。他没有因此走出虚无，反而彻底堕入深渊，连理性与进步也一并加以否认。巴扎罗夫最终在迷惘中死去，把一个破碎的家庭留给了父母。这一悲剧的根源是现代性与生俱来的“三位一体”神学：物质主义、个人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共生。 关键词：现代性 家庭 巴扎罗夫 虚无主义 作者林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101）。 来源：《美学研究》2024年第3期P56—P84 责任编辑：李培艳 屠格涅夫的名著《父与子》讲述了19世纪中叶俄罗斯两对父子的故事。巴扎罗夫和阿尔卡季是一对大学生朋友，他们笃信科学，追求进步，在物质主义的影响下否定一切人类情感，自诩为虚无主义者。在社会理想、生活方式等方面，他们和父辈发生了激烈冲突。遭遇一场违背个人意志的失败恋爱后，巴扎罗夫开始觉醒，认识到在物质主义的世界中，不存在自由意志，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无所谓进步与否，毫无意义可言。他最终在迷惘中死去，留下了坟头相拥而泣的年迈的父母。而阿尔卡季则寻获了真正的爱情，由此重新认识到亲情的重要性，并且在令他大为感动的老巴扎罗夫夫妇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于是回到了深爱他的父亲身边。 小说的背景是19世纪40—60年代思想急剧变化的俄罗斯社会。不过，诚如美国学者瓦斯勒克所言，“在给大家提供了一部精彩的历史小说的同时，屠格涅夫也在某种程度上将问题提升到了普世层面。阅读这部小说，我们可以没有关于19世纪俄罗斯的任何知识。很多话题会像触动屠格涅夫时代的读者那样，触动当代人”。另一位美国学者弗厄甚至认为：“四十年代人和六十年代人的政治争论，不过是屠格涅夫为了引入永恒的普世主题，而借助的一个临时性的特殊场景。”父与子当然是永恒的普世主题，但小说中巴扎罗夫与父辈冲突的表现形式则是全新的，是现代性的产物，最终的悲剧也植根于此。正因为现代性对传统价值的冲击始终是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我们才可能不需要任何背景知识就能对这部一个半世纪前的小说感同身受。 一、你和我都落伍了 1859年5月，四十出头的地主尼古拉，跑到离家十几公里的公路上，迎接大学毕业的儿子阿尔卡季。十二年前，妻子的去世曾给尼古拉重重一击，使他几周内头发花白。还好，还有儿子。四年前，像父亲当年送自己去圣彼得堡那样，他送阿尔卡季去上大学。接下来的三个冬天，他都去圣彼得堡陪儿子。在那里，他几乎不出门，想尽办法和儿子的朋友们套近乎。但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尼古拉有事不能去圣彼得堡，所以这天早早跑到这家公路上的客店，焦急地等待阿尔卡季的到来。 儿子终于来了。父子相拥后，阿尔卡季告诉父亲，他带来了一个新朋友巴扎罗夫——医学系学生，阿尔卡季的崇拜对象，据说他“无所不知”。尼古拉“连忙转过身来”，走到一个刚从马车上下来的高个子跟前，“紧紧握住了”他的手——而巴扎罗夫看着朋友的父亲伸出手来，“并没有立刻把手伸给他”。 小说一开篇，就暗示了两对父子命运的不同及其原因。阿尔卡季见到父亲，天性自然流露，场面温暖、感人。面对热情的尼古拉，巴扎罗夫的傲慢仿佛锐器划过玻璃，发出了刺耳的“吱啦”声。 回家的路上，父子俩坐一辆车，巴扎罗夫独自坐另一辆，跟在后边。尼古拉拍着儿子的肩膀和他谈话，而“阿尔卡季尽管心里充满了真诚的、几乎是孩子气的狂喜，却想尽快结束动感情的话，扯扯家常”。在巴扎罗夫的教导下，阿尔卡季认为动感情是人类犯下的幼稚病。不过，当听说父亲足足等了五个小时，他控制不住自己，“在父亲的面颊上响亮地亲了一下”。 面对久违的乡间，阿尔卡季脱口而出：“这儿空气多好啊！多么清新！我真觉得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空气，能有这么清新！这儿连天空……”话说到一半，突然刹住了，他“偷偷朝背后看了一眼”。尼古拉没注意到他羞怯的表现，接嘴说：“你是在这儿出生的，自然会觉得这儿的一切都有些特别的……”不料儿子激烈反驳道：“得啦，爸爸，一个人在哪儿出生，和这没有关系。” 经过了一番挣扎，尼古拉决定向儿子坦白：鳏居多年后，他爱上了一个年轻女仆，并和她有了孩子——照顾刚分娩的情人和幼子，应该就是尼古拉去年冬天没去圣彼得堡的原因。不过，和儿子向父亲坦白风流韵事不同，父亲主动向儿子坦白、认错，不论什么时代、什么社会，这种所谓的开诚布公都不可能带来融洽的气氛，只会制造尴尬甚至隔阂。儿子表现得很宽容，并因此得意洋洋，在父亲面前有了一种全新的居高临下的感觉。这杯苦酒是尼古拉自己酿就的——是他邀请儿子对自己进行评判的。 经过了第二次长时间的沉默，阿尔卡季开始观看四周的景物。“四周一片金绿，那一切，树啊，灌木啊，青草啊，都在暖风轻拂下大幅地、轻柔地荡漾，发出夺目的光彩［……］阿尔卡季看着，看着［……］脱掉大衣，那么幸福、那么孩子气地看着父亲，父亲不由得再次拥抱了他。”大自然让自以为成熟的阿尔卡季找回了童心，打破了父子间的隔阂。 在春天的感召下，尼古拉背诵起普希金的诗句，却被后面车上巴扎罗夫的喊叫声打断了：“给我根火柴，没东西点烟了。”拿到火柴后，巴扎罗夫给阿尔卡季递了一根雪茄。“他立刻点上了，身边散发出一股劣质烟叶强烈的辛辣气味。从不抽烟的尼古拉不得不把脸转过去，不过他做得小心翼翼，生怕儿子察觉不高兴。”巴扎罗夫亲自出面，用“劣质烟叶强烈的辛辣气味”将阿尔卡季包裹起来，把春天和亲情都隔绝在外。 到家后不久，阿尔卡季的伯父帕维尔和巴扎罗夫之间就发生了公开冲突。帕维尔没结过婚，是个一丝不苟的老派绅士。阿尔卡季骄傲地告诉伯父，巴扎罗夫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不承认任何权威，不以信仰的方式接受任何原则”。帕维尔开始攻击虚无主义，但遭到了巴扎罗夫的无情嘲笑。 阿尔卡季觉得巴扎罗夫对伯父的态度过于严厉，为了唤起他的同情，讲述了伯父的故事：帕维尔曾疯狂地爱上了一个疯狂的女人，毁掉了一生。没想到巴扎罗夫这样回应：“一个人把整个生命押在女人的爱这一张牌上，这张牌被毙了，就彻底自暴自弃，啥都干不了，这种人不是男人，连雄性动物都算不上。”科学观念使得巴扎罗夫毫无同情心。他认为爱情根本不存在：“所谓男人和女人的神秘关系，到底是啥玩意？我们生理学家清楚男女之间的全部事实。你只要研究一下眼睛的解剖学——你刚才说的谜一样的眼神，是从哪里来的呀？”阿尔卡季谈到，那个毁了伯父的疯狂女子，她谜一样的眼神让伯父欲罢不能。巴扎罗夫认为，眼睛只是接收光线的一个器官，哪来什么谜不谜的？于是两人去了他的房间，在那里巴扎罗夫弄了个简易的生物实验室，“弥漫着一种解剖室的医药气味，和劣质烟叶的味道掺杂在一起”。将人类独有的情感隔绝在外的，除了劣质烟叶，还有代表进步的现代科学。 大约两个星期过去了。巴扎罗夫每天很早起床，去采集草和昆虫的标本。有时候，他会带阿尔卡季一起去。一次，尼古拉见两人好久没回来，就去花园里找他们，无意中听到了巴扎罗夫对自己的评价：“你父亲是个好人，可他落伍了，属于他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尼古拉悄悄走了。巴扎罗夫继续说：“前天我看见他在读普希金。你得跟他说，这没有任何用处。他不是小孩子了，该扔掉这种垃圾了。在今天这个时代，居然去做一个浪漫主义者！给他点有用的东西去读吧。”他建议从德国科学家比希纳的《物质与力》开始。 午餐后，尼古拉告诉哥哥，今天他正读着普希金，阿尔卡季来了，“好像对待一个孩子般”默默拿走了他手中的普希金，在他面前摆上了比希纳的《物质与力》，然后微笑着离开了。 就在当天，第二次冲突爆发了。巴扎罗夫宣称“否定一切”，帕维尔质疑道：“可连为什么要破坏都还没弄清楚，怎么能去破坏呢？”这时阿尔卡季站了出来，替导师解围：“我们要破坏，因为我们是一股力量。”他又挺起胸膛说：“力量无须替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言下之意，破坏是力量的本性，不用问为什么。这无异于承认虚无主义的盲目性。帕维尔反驳：“力量！在野蛮的卡尔梅克人和蒙古人身上倒是有力量——但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对我们而言可贵的是文明［……］即便最蹩脚的画匠，或一晚上只挣五个戈比的乐师，也比你们更有用，因为他们代表的是文明，不是粗暴的蒙古力量！”隐含的意思是，盲目破坏的虚无主义如同纵横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会到处摧毁人类文明。接着，他对虚无主义在年轻人中的流行做出了精确诊断：“从前年轻人必须读书；他们不想因为没知识被人瞧不起，只好硬着头皮用功。可现在他们只要说：世上的一切全是胡扯！——就万事大吉。年轻人可高兴了。说老实话，以前他们不过是些笨蛋，现在摇身一变就成了虚无主义者。” 帕维尔在书中是个不太好理解的角色。不像尼古拉，他没读过多少书，谈不上学识，除了社交必需的跳舞，艺术修养似乎也不高，对于大自然，也没有表现出亲近和爱好。总之，除了对荣誉特别敏感，在这方面原则性极强外，他是一个“庸俗”的地方贵族。但在和巴扎罗夫对话时，帕维尔却说出了如此睿智的话，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是屠格涅夫硬塞到他嘴里的——作家没有选择更有潜质做出这样的观察的尼古拉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尼古拉为了接近儿子，将儿子及其朋友视为值得效仿的进步者，主动蒙上了自己的眼睛，不可能看到虚无主义的本质；第二，尼古拉是个极有涵养的谦谦君子，即便看到了这一点，即便巴扎罗夫不是儿子的朋友，只是一个普通客人，大概也不会和他发生公开冲突，从而暴露自己的想法。 不论如何，辩论没有改变任何人。两个年轻人去了巴扎罗夫的房间，继续解剖青蛙，帕维尔也回到自己的房间，而沮丧的尼古拉则去了花园，他不得不独自承受这样的现实：“冬天在彼得堡他整天整天埋头阅读最新的著作，是白费功夫；他用心倾听年轻人的谈话，是白费功夫；在他们的激烈争论中，他有时候居然能插进去一两句话，为此曾欢呼雀跃，这也是白费功夫。” 第二天，巴扎罗夫和阿尔卡季上县城玩了。 二、平静的水里…… 在县城的舞会上，阿尔卡季结识了一个年轻寡妇——漂亮的女地主奥金佐娃。和她跳过舞后，阿尔卡季刚回到座位上，巴扎罗夫就问他：“喂，怎么样？玩得开心吗？一位先生刚跟我说，这位女士啧—啧—啧！”基于物质主义，巴扎罗夫认为，女人只分性感、不性感两种，其魅力完全在于肉体。阿尔卡季假装不明白，回答道：“奥金佐娃很有魅力——这毋庸置疑，不过她那么冷，那么严肃，使人……”巴扎罗夫打断他说：“平静的水里……你懂的！你说她冷，味道就在这里头。你不喜欢冰激凌吗？” 第二天，阿尔卡季带巴扎罗夫去旅馆拜访奥金佐娃。当他向奥金佐娃介绍朋友时，惊奇地发现一向大大咧咧的巴扎罗夫居然有点忸怩。谈话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告别时，奥金佐娃邀请他们去她在乡间的庄园。“最后一个惊奇在等着阿尔卡季：他注意到朋友脸红了。” 三天后，在两人去奥金佐娃庄园的路上，巴扎罗夫猛不丁嚷嚷起来：“向我道喜吧，今天是六月二十二日，我的守护天使的日子。咱们来瞧瞧我的天使会怎么照顾我吧。家里人今天在等我回去。”随即压低声音说：“得啦，就让他们等等吧……这有什么关系！”一个连情感都否定的物质主义者居然信起守护天使来，这是怎么回事？ 在奥金佐娃的庄园，她和巴扎罗夫谈起了艺术与人。巴扎罗夫认为：“所有的人，在身体和心灵两方面都是相似的［……］人就像森林里的树，没有哪个植物学家会把每一棵白桦拿来单独研究。” 人是一团组织起来的不断运动着的物质，树也是如此，所以从物质主义出发，巴扎罗夫的看法“人就像森林里的树”无疑是正确的，甚至可以说，“人就像河滩上的鹅卵石”。肯定会有人这样质疑：在人身上，物质的组织方式远比鹅卵石或树复杂、高级得多，这会带来本质性的差别。但是，按照物质主义的视角，再复杂、再高级的组织都可以拆解为最基本的组织方式，比如分子、原子的排列组合都服从于分子、原子的基本规律，在这一意义上，人的确和石头、树或机器没有本质差别。这就是为什么当代学术界在热议AI能否取代人。 既然如此，显然，人除了身体一无所有，那巴扎罗夫所谓的“心灵”、所谓的“精神品质”从何而来呢？接下来的谈话就与此有关。奥金佐娃提出了聪明人vs笨人、好人vs坏人这两对概念来讨论巴扎罗夫所谓的“精神品质”。他接受了这一挑战：“不，有差别，就像病人和健康的人。［……］精神上的毛病，是从不良的教育，从打小就塞满人们脑子的各种乌七八糟的东西，总之，是从丑恶的社会状况而来的。把社会改造好，毛病就没有了。” 乍看上去，巴扎罗夫的理论非常机械、可笑。而事实上，这一思维模式至今仍牢牢统治着当代学术界和社会。姑且不论高深的制度学派，看看每当笨人或坏人的新闻出现在自媒体时，公众往往谴责社会、谴责体制，不是一目了然吗？ 不知不觉，两人已经在庄园待了十五天。奥金佐娃的生活非常规律，要求包括客人在内的全家人早上八点整一起喝早茶，早茶和午餐之间自由活动，午餐前大家又聚在一起聊天或读书，晚上则用于散步、打牌或听音乐，十点半整她上床睡觉。巴扎罗夫不喜欢这样刻板的生活，抱怨说：“就像在轨道上滚动一样。”一个迷信科学方法的人，一个将大自然比成工厂的人，居然没有意识到这不正是工厂的工作方式吗？ 巴扎罗夫很喜欢女性和女性美，可那种理想化的，或照他自己说的，浪漫主义的爱情，他认为是荒唐透顶、不可饶恕的愚蠢行为。［……］他喜欢说：“你看上了一个女人，那就想尽一切办法去达到目的；如果办不到，嗯，也没什么，那就拉倒——海里有的是鱼。” 不幸的是，他“看上了”奥金佐娃，也意识到没有成功的希望，尽管如此，“让他惊奇的是，他发现自己没有力量'拉倒’。一想到她，血就会沸腾”。巴扎罗夫疯狂地爱上了奥金佐娃——小说这样描述她：“她过着舒适的生活，虽然有时也感到无聊，还是一天天过下去，不慌不忙，难得会有激动的时刻。［……］有时，香汤沐浴后，浑身暖和和的，没有一点力气，她会想到人生在世多没意思，想到人生的痛苦、艰辛和罪恶……她心里突然充满勇气，燃起高尚的憧憬；但只要半开的窗户吹进一阵穿堂风，她就会缩着身子，发起牢骚，几乎要怒了，那一刻她只有一个要求：这讨厌的风别吹到她身上。”一个否定一切、有着雄心壮志要改造社会的虚无主义者爱上这样一个人，实在是个巨大的讽刺。 有一天，他家的老仆季莫费伊奇突然出现在巴扎罗夫面前，带来了父母亟盼他回家的消息。巴扎罗夫要走了。奥金佐娃恋恋不舍。她对巴扎罗夫其实只是好奇，但这位无所事事的贵妇人，并不了解自己，于是在她的房间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 巴扎罗夫背对她站着。“那么让我告诉您吧，我像一个傻瓜，像一个疯子那样爱着您……现在您得到您想要知道的了。” 巴扎罗夫把额头紧紧贴在窗户玻璃上，奥金佐娃把双手举到身前。他快要透不过气来了，全身在明显地发抖。但这不是半大男孩羞怯的发抖，也不是第一次表白时笼罩身心的甜蜜恐惧，而是他心中挣扎着的强烈、痛苦的激情——那种近似愤怒、很可能和愤怒密切相连的激情……奥金佐娃觉得他又可怕，又可怜。 “叶甫盖尼·瓦西里伊奇！”她说，声音里带着一种不由自主的温柔。 他连忙转过身来，好像要把她吞下去似的看着她，突然抓住她的双手，把她拉到胸前。 她没有立刻挣脱他的搂抱，可一瞬间之后，她已经远远地站在一个角落里，盯着巴扎罗夫。他朝她冲过去…… “您误会了，”她连忙惊慌地喃喃说。看样子他要再往前走一步，她就会尖叫……巴扎罗夫咬着嘴唇，离开了房间。 他的浪漫爱情还没真正开始就结束了。第二天，巴扎罗夫和阿尔卡季向奥金佐娃告辞，一起去巴扎罗夫父母家了。 三、可怜的老家伙 快到家时，巴扎罗夫远远看见父亲从屋里出来，走到了台阶上。“是他，是他——我认出来了！唉，唉！头发怎么这么白啦，可怜的老家伙！”巴扎罗夫不仅不能理解奥金佐娃给他带来的激情，大概也没有意识到内心隐秘处对父母和缓但深沉的爱。 他刚开始拥抱儿子，立刻传来了一个颤巍巍的女人声音：“叶纽沙，亲爱的叶纽沙！”门大开了，门口出现了一个矮矮胖胖的老太太，头戴一顶白色包发帽，身上穿一件花短衫。她“哎哟”地叫了一声，身子一晃，要不是巴扎罗夫搀住她，准会瘫倒在地。她那圆滚滚的小胳臂马上搂住他的脖子，头紧紧贴在他胸口，一切突然静了下来。只听见她抽抽搭搭的呜咽声。 老巴扎罗夫深吸着气，眼睛眯得比原来更厉害了。“好啦，行啦，行啦，阿丽莎！别哭啦，”［……］可他自己的嘴唇和眉毛也在抽搐，下巴在颤抖…… 午餐时，“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完全没有留意到阿尔卡季的存在，没有劝他多吃些，只是用小拳头支着圆脸——两片有点浮肿的樱桃色嘴唇，两腮和眉毛上边的几颗小黑痣，使她的脸显得非常慈祥——，她目不转睛地望着儿子，一直在唉声叹气。她非常着急，想知道他回来能住多久，可又害怕，不敢去问。'要是他说只住两天呢？’这样一想，她的心脏几乎就要停止跳动了。” “上甜品的时候，阿尔卡季虽然最不爱吃甜的，还是把四种全都是现做的甜品挨个尝了尝，他认为这是他的义务，尤其是看到巴扎罗夫断然拒绝，立刻抽起雪茄来。”阿尔卡季感受到了两位老人的心情，体贴他们。巴扎罗夫当然也爱自己的父母，但他显然认为甜品就是甜品，把甜品和情感扯到一起是愚蠢至极、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 第二天早上，阿尔卡季起床后，推开窗户，一眼就看到了在菜园里忙活的老巴扎罗夫。老人家说：“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感谢上帝！——每个人都应当靠自己的双手来养活自己，靠别人是不行的，应该自己劳动。看来让·雅克·卢梭是对的。”和阿尔卡季的父亲尼古拉一样，老巴扎罗夫也受过传统教育，有文学修养，也为了能和孩子有共同语言，拼命追赶潮流。 阿尔卡季跑到菜园里，和老人谈起了巴扎罗夫：“您儿子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人之一［……］您儿子会有一个伟大的前程。”阿尔卡季的崇拜与赞美让老巴扎罗夫的内心万分喜悦，直接表达了自己对儿子的崇拜与引以为傲。 中午时分，巴扎罗夫和阿尔卡季躺在干草堆的阴影里，开始了全书最重要的一场谈话。 在这里，我躺在草垛底下……我占据的这一点点小空间，和其余的没有我存在、与我毫不相干的辽阔空间相比，是多么渺小；我生活的这段时间，和我出世以前及消失以后的永恒相比，又是多么微不足道……而就在这个原子，这个数学意义上的点里面，血液在循环，脑筋在活动，甚至在渴望着什么……这多荒谬！多无聊！ 这是物质主义的必然结果——生活毫无意义可言（本文最后一节对此会有较详细的探讨）。打着进步旗号的虚无主义者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一百年后兴起的种种新潮流小说，不就是对无聊的巴扎罗夫的无聊的翻版吗？ 嘿！这只蚂蚁真棒，在拖一只半死的苍蝇。继续，兄弟，拖！别管它怎样顽抗，好好利用这个事实：作为一个动物，你有权不承认恻隐之心，不像我们这些自我毁灭的人! 既然一切都是物质运动，何来道德可言？弱肉强食又怎么啦？狼吃羊，天经地义。偏偏人类会有莫名其妙的恻隐之心，这在巴扎罗夫看来，和尼古拉喜爱普希金一样，是不遵守自然法则的愚不可及的行为，会让人类自我毁灭。 “对一个真正的人，别人没什么可琢磨的，只有两个办法：不是服从他，就是恨他。” “我不明白！我什么人都不恨，”阿尔卡季想了想说。 “可我恨的人多得很。你是个心肠软、感情脆弱的家伙，哪会恨人呢？……你胆子小，不大相信自己……” “那你呢，”阿尔卡季打岔说，“你相信自己吗？你把自己看得很高，对吧？” 巴扎罗夫不做声了。 “等我遇到一个在我面前不低头的人，”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再来改变对自己的看法。恨！不错，比如，我们今天走过村长菲利普的小屋时——就是那座漂亮的小白屋——你说，等最后一个农民也住进这样一所房子时，俄国就完美了，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努力促成这一刻的到来……但我却恨死了这个最后的农民，不管他叫菲利普还是西多尔，我应当为他卖命，他对我则连谢也不谢一声……我要他的感激有什么用？唔，他将来要住在干净的小白屋里头，而我身上将长出牛蒡来，那又怎么样呢？” 信奉物质主义的巴扎罗夫，必然会走到信奉弱肉强食这一步。对于他所谓的“真正的人”，也就是强者，弱者要么心甘情愿服从，要么心怀怨恨，但也只能服从。巴扎罗夫显然认为自己是强者，那他的怨恨从何而来呢？实际上，巴扎罗夫既自信又很迷茫。小说第十章，在和帕维尔争论时，巴扎罗夫表现得慷慨激昂，对社会现实非常不满，希望通过彻底摧毁旧世界来拯救农民。可既然这是个毫无意义的世界，弱肉强食天经地义，为什么还要拯救农民？为什么还会想要农民的感谢？生活，不过是一出荒诞剧。但以科学态度自傲的巴扎罗夫，仍然必须向自己解释，为什么自己会产生拯救农民的雄心壮志？为什么还会因无知的农民不会感谢他而产生对农民的恨？ 于是他谈起了生理性的感觉：“比如我提倡否定，这是我的感觉导致的。我喜欢否定，我大脑的构造就是这样，如此而已。我为什么喜欢化学？你为什么喜欢苹果？也都是感觉在起作用。全是这么回事。永远不会有更深层次的答案。”所以，他的雄心壮志也罢，他的恨也罢，甚至他的虚无主义也罢，不过都是人无法控制的生理性反应。一切都只是生理反应，因为一切都是物质运动。人不过是一架被自然规律操控、却自以为拥有自由意志的机器——自由意志这一幻觉也是被操控的生理性反应。 尽管乍听起来，巴扎罗夫的说法似乎和他的好人坏人理论同样荒谬、可笑，但事实上，这正是当代人对生命的理解。不同意笔者这一看法的读者，请原谅笔者套用卢梭的话：“你以自己的率直、真实而骄傲，那就请你诚恳、真实地告诉我”，理智也罢，情感也罢，在现代人看来，不都是人脑里面一闪而过的电波吗？ 不过，阿尔卡季对此感到不安，他追问：“难道连诚实也只是一种感觉？”巴扎罗夫果断地回答：“既然下决心割掉一切——那就该把自己的脚也砍掉！”人类一切意识、一切行为都是莫名其妙、无意义、不由自主的。这就是物质主义提供的答案。阿尔卡季没有料到虚无主义指向的是这样一条生活道路，开始对巴扎罗夫产生怀疑，甚至反感，而巴扎罗夫也能感受到这一点。“两个年轻人的心里都充溢着一种近似敌意的感情。” “你瞧，”阿尔卡季突然嚷道，“一片枯萎的槭树叶子离开了枝条，正朝地面飘落下来，就像一只蝴蝶在翻飞。这不是很奇怪吗？最悲惨的死的东西——却和最快乐的活的东西一样。” “啊，朋友，阿尔卡季·尼古拉伊奇！”巴扎罗夫大声说，“我只求你一件事：不要使用华丽的辞藻。” “我有什么样的能力，就讲什么样的话……这简直是专制。我脑子里头有了一个想法，为什么不能把它说出来？” “不错，那为什么我就不能说出我的想法呢？我认为，使用华丽的辞藻是不恰当的。” “怎样才恰当呢？骂街吗？” 阿尔卡季终于体会到了虚无主义的神韵，接过了导师亲手递过来的反对导师的利器。如果巴扎罗夫不能忍受华丽的辞藻只是因为他无法控制的脑电波，那么，阿尔卡季喜爱华丽的辞藻，同样也是因为无法控制的脑电波。那该怎么办？相互骂街，斗殴？遵循物质主义意味着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巴扎罗夫攻击阿尔卡季在模仿帕维尔，称后者是“白痴”。这激起了阿尔卡季的愤慨。巴扎罗夫进一步发难，认为阿尔卡季的理智被亲情遮蔽了。阿尔卡季还击道：“这与亲情无关，不过是正义感罢了。不过既然你不理解这种感情——因为你从来没有这种感受，就没资格评论它。”恼羞成怒的巴扎罗夫面露狰狞，张牙舞爪，想要掐住好朋友的喉咙。对高大的他来说，文弱的阿尔卡季不堪一击。幸亏老巴扎罗夫及时出现，才避免了一场不知会以什么方式结束的肢体冲突。 第二天，巴扎罗夫告诉阿尔卡季，他明天就走，去阿尔卡季父亲的庄园玛丽茵诺，因为在家完全没法工作：“父亲一再对我说：'书房归你——没有人会来打扰你。’可他自己就老跟着我。我又不忍心把他关在门外。母亲也是。我听见她在隔壁叹气，出去看她吧——又没什么话可说。”巴扎罗夫天良未泯，怜悯父母，但这正是卢梭描述的“残酷的怜悯心，为了帮自己免除为他人解除痛苦的麻烦，它让视线从他们的厄运上移开”。为了逃避怜悯心对自己的折磨，他选择让父母承受残酷得多得多的折磨。 阿尔卡季为他的父母感到难过，尤其是他母亲。儿子的朋友可以和母亲高高兴兴聊上半个小时，儿子本人却觉得和母亲无话可说，问题出在谁身上？整整一天过去了，坚定的虚无主义者巴扎罗夫居然下不了决心去告诉父亲自己明天走。最后，在书房和父亲道晚安时，他打着哈欠，假装漫不经心地宣布了这一消息。是良知使他犹豫不决，是良知使他不敢直面自己的残酷，用漫不经心的方式自我欺骗。那良知到底是什么？是“丑恶的社会”“不良的教育”，在他幼小时塞进他脑子的“乌七八糟的东西”？ 老巴扎罗夫惊呆了，他几乎倒了下去。三年没见的儿子回来后，“每天早上天刚亮，他光脚穿着拖鞋，站着和季莫费伊奇商量，用颤抖的手指一张接一张地掏出破钞票，派他去买各种东西，特别强调要好吃的和红葡萄酒，他注意到，两个年轻人很爱喝红酒”。可刚过两天，他就要走！老人家还是努力说服自己，去体谅儿子：“最重要的是——自由；这是我的一贯原则……不能让人受拘束……不……”他突然说不下去了，转身向书房门口走去。 第三天，他们走了。“打一早开始，家里的一切都笼罩在一股阴郁的气氛中。”“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忙乱：显然竭力通过大声说话、咚咚地走路来打起精神，但他的脸瘦了，眼睛一直不敢正视儿子。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在轻声哭泣，要不是丈夫清早起足足劝了她两个小时，她一定会不知如何是好，完全崩溃。” 只剩下这对老人留在那座似乎也突然变得蜷缩、衰朽的房子里；几分钟前还在台阶上精神抖擞地挥动手帕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一下子瘫在椅子上，头垂到了胸前。“他不要，不要我们了，”他喃喃地说，“不要我们了；他跟我们在一起觉得无聊。孤孤单单，现在只剩下我们，孤孤单单！”［……］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走到他身边，她的白头靠着他的白头，说：“有什么办法呢，瓦夏！儿子不再需要我们了。他像一只鹰，要来——就飞来，要走——就飞走；可是咱俩就像生在树洞里的一对老蘑菇，紧挨在一起，从不挪动。只有我对你永远不变，就像你对我一样。”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把双手从脸上挪开，搂住自己的妻子、自己的朋友，紧紧地搂着，连年轻时也没这么搂抱过。 四、您真不该那样 巴扎罗夫是为了工作才离家的吗？马车不久拐上了通往奥金佐娃的庄园尼科尔斯科耶的路。在那里，他们受到了冷遇，于是匆匆离去，直奔玛丽茵诺。 孩子回家给玛丽茵诺带来的欢乐景象和年轻人离去后老巴扎罗夫家的凄惨画面形成了鲜明对比。不过，现在阿尔卡季惊奇地发现，和巴扎罗夫待在一起也会觉得无聊。他无意中得知，父亲保存了几封多年前奥金佐娃母亲写给阿尔卡季母亲的信——两人是闺蜜。拿到信后，他借口上县城，一个人跑去尼科尔斯科耶，留下巴扎罗夫在家继续解剖青蛙。 日子一天天过去，阿尔卡季还没回来，巴扎罗夫一直闷闷不乐地埋头工作。与此同时，他开始和尼古拉的情人费妮奇卡慢慢熟悉起来。一天早上，巴扎罗夫在花园的凉亭里遇到了费妮奇卡。“你在这儿干什么？扎花束吗？”他在费妮奇卡身边坐了下来。“是的，给早餐桌准备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喜欢花。”这一情节设计是为了彰显巴扎罗夫毫不顾忌费妮奇卡是好朋友的父亲、他正做客的这家主人的公开情人这一点。 就这样，这个从物质主义出发，合理地推出一切都只是不可抗拒的生理感觉在起作用的虚无主义者、一个有志以此改造全人类的英雄，一步步开始勾引这个纯真的无知少妇——因为巴扎罗夫治好了她孩子的病，她不仅心存感激，而且崇拜他。他吻了她！这时帕维尔出现了，咳嗽了一声，假装什么都没看见，走了。“费妮奇卡立刻把花统统收拾好，走出了凉亭。'您真不该那样，叶甫盖尼·瓦西里伊奇。’临走的时候低声说。听得出来，这是发自真心的谴责。” 两个小时后，帕维尔拄着根拐杖——他平时不用拐杖，敲开了巴扎罗夫的房门，找了个借口，要求决斗。巴扎罗夫“瞪大了双眼”，傻了。在他心目中，和费妮奇卡接个吻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认为这不过是无聊的贵族老爷试图展示骑士风范，但还是同意了：“我可以像绅士那样接受您的挑战。”要知道，他平时最讨厌所谓绅士风度！ 帕维尔走后，巴扎罗夫站在门口愣了一会儿，突然大声说：“呸，活见鬼！［……］太搞笑了！我们就像两只训练过的狗，用后腿站着跳舞。但我不能拒绝。我知道，他很可能会给我一拐杖，那样的话……（一想到这里，巴扎罗夫脸都白了，全部自尊心都沸腾了。）那样的话我只好掐死他，就像掐死一只小猫。” 接受和狗用后腿站着跳舞一样荒唐的决斗，对于崇尚科学的虚无主义者是个莫大的讽刺。就算挨一拐杖，又能怎样呢？巴扎罗夫自尊心的沸腾与肉体可能受到的伤害无关，纯粹是因为视其为精神上的羞辱——为了尊严，他甘冒生命危险。但在纯粹的物质世界中，什么样的物质运动构成尊严，又是什么样的物质运动构成羞辱呢？在勾引费妮奇卡时，他想到过自己的尊严、对方的尊严了吗？还得怪那不可抗拒的脑电波？ “巴扎罗夫动手给父亲写信，但又把信撕了，扔到桌底下。'要是我死了，’他想，'他们会知道的。’”巴扎罗夫清楚荒谬的决斗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对父母又意味着什么，但对他来说，尊严高于一切。这不是浪漫主义，又是什么？即便违反科学信念，他还是坦然接受了对自身尊严的膜拜，而对父母情感的自然流露却按照实用主义的逻辑加以否定，这不是自私，又是什么？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到了约好的决斗地点，对尊严极为敏感的巴扎罗夫却忍不住对帕维尔说：“您得承认，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我们的决斗简直太可笑了。”这容易被误解为胆怯求饶的话出自高傲的巴扎罗夫之口，足以说明作为一个物质主义者，他始终难以相信，就因为一个吻？ 枪响后，倒下的是帕维尔，他的大腿中弹了。不顾帕维尔的坚持，巴扎罗夫放弃了第二轮对射——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铲除这个螳臂当车的旧传统代表。但现在他是一个医生，职责是救死扶伤。 第二天，巴扎罗夫离开了玛丽茵诺，回家了。 五、现在一切都晚了 喜从天降，两位老人乐坏了。老巴扎罗夫再也不敢靠近儿子的书房，并禁止老伴不要流露不必要的母爱。 “我的好妈妈，”他对她说，“上次叶纽沙回来时，我们把他弄烦了；这回得放聪明些。”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同意丈夫的话，不过这一告诫实际上没什么必要，因为只有吃饭时她才能见到儿子，而且几乎不敢跟他说话。“叶纽兴卡！”她有时叫他，他还没来得及转过脸来，她就开始摆弄手提包的带子，支支吾吾说：“没什么，没什么，我只是随便叫叫。”然后她就去找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手托着腮问：“亲爱的，怎么才能知道叶纽沙今天午饭想吃什么：是白菜汤呢还是红菜汤？”“你自己干吗不去问？”“他会烦我的！” 这回，这位虚无主义者也变了。巴扎罗夫丧失了工作热情，只觉得疲倦、苦闷和难以名状的心绪不宁。他不再关起门来做实验，也不再独自去采集标本，开始找人做伴。他会跟着父亲在菜园里转来转去，一言不发地和他一起抽几口烟。 看到儿子的变化，一开始老爷子非常高兴，但很快就觉得不对劲。 巴扎罗夫终于给自己找了点事干——帮父亲给农民看病。 他一刻不停地嘲笑自己建议的治疗方法，还有立刻采用这些治疗方法的父亲。但巴扎罗夫的嘲讽丝毫没有让瓦西里·伊万诺维奇难堪，相反他很欣慰。［……］巴扎罗夫的话越刻薄，心花怒放的父亲就越是开怀大笑，满口黑牙一个不落得露了出来。 一天，巴扎罗夫走进父亲的房间，说他在解剖一个得伤寒死的农民时，划破了手指。三天后，感染的症状出现了，巴扎罗夫再也没能从床上爬起来。 “老爸，”巴扎罗夫嘶哑的声音缓慢说，“我的情况不妙。我感染了，过几天你就要埋葬我了。”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的身子一歪，好像有人在他腿上猛捶了一下。 ［……］ “我没想到这么快就会死；这是意外，老实说，让人很不愉快。你和母亲，你们俩现在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你们坚定的宗教信仰，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我想求你件事，趁现在脑子还听使唤。明天或后天，你知道，我的大脑就要罢工了。就是现在，我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说清楚了。” 对于一个物质主义者，死亡也是考验他们的时候。“不愉快”是背叛信仰，体贴父母，希望父母能从宗教中得到慰藉，尽管带点嘲讽意味，也是背叛信仰。从人之常情的角度看，这一论断显得冷酷无情。但对一个物质主义者来说，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临死前，巴扎罗夫求父亲的事是让他通知奥金佐娃。当初和她告别时，他高傲地宣称自己从不接受施舍，而现在，这不等于乞求施舍吗？奥金佐娃来了，带来了一个德国医生。奥金佐娃来到了巴扎罗夫跟前。他挣扎着对她说：“我爱过您！这句话那时就没有任何意义，现在更没意义了。爱不过是存在的一种形式，而我自己已经开始解体了。其实应该这么说：您多么动人！您现在站在我面前，看上去多美……”奥金佐娃不由得一阵发冷。 巴扎罗夫的意思是爱是特定物质的特定表现形式，而作为这一特定物质的“我”正在趋于解体，已经无法承担爱的主体这一角色，所以“我爱您”的表述是荒谬的，“我”唯一还能做的只是对还能够感知的对象发表一点评论。可以说，一直到死，巴扎罗夫始终困在物质主义的牢笼里。也许可以这样认为，他死不瞑目！ 巴扎罗夫接着说：“您现在看到了我多么丑陋的一幅景像：一条已经被压得半死的蠕虫，还在拼命挣扎。我也曾想过：还有好多好多事等着我做，我不会死，我怎么能死！我还有使命，我是个巨人！而现在，这个巨人的全部使命就是——怎么死得有尊严，虽然没有任何人会对此有一丝一毫的关心……无论如何，我不会摇尾乞怜。” 在这个物质主义者看来，人的死亡和蠕虫的垂死挣扎、树叶的腐烂发臭没什么区别。可既然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何来“丑陋”一说呢？他把自己想象成巨人，自艾自怜，叹惜自己没能履行光荣的“使命”。可既然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何来“使命”一说，又有什么可惋惜的呢？最后，他谈到了“尊严”，拒绝“摇尾乞怜”，尽管明知道从物质主义的角度而言这毫无意义——“没有任何人会对此有一丝一毫的关心”，这和他在小说一开始时藐视一切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父亲会对您说，看看俄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是瞎扯，不过别戳破老人的幻觉。您知道……为了哄小孩，给什么玩具都行。还有请您安慰安慰我母亲。像他们这样的人，在这世上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俄国需要我……不，显然不需要。 在父母面前，巴扎罗夫却从未说过如此动情的话。小说一开始，在他的影响下，阿尔卡季坚决否认对人而言家乡有任何意义，而到了小说结尾，精神导师本人临终前却念念不忘祖国……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俯身看着他。 “叶甫盖尼·瓦西里伊奇，是我……” 他立刻抓住了她的手，抬起身子。 “永别了，”他突然用力说，眼睛里闪耀着最后的光芒。“永别了……听我说……那时候我没有吻过您……吹一吹快熄灭的油灯，然后就由它熄灭吧……”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把嘴唇贴到他的额头。 “够了！”他说，头倒在枕上。“现在……黑暗……”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轻轻走了出去。 第二天，他死了。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发疯似的狂怒。“我说过，我会反抗的，”他声嘶力竭地喊，整张变了形的脸通红，他朝空中挥舞着拳头，仿佛在威胁什么人。“我要反抗，我要反抗！”可是泪流满面的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跑过来抱着他的脖子，两人一起跪倒在地上。 六个月后，玛丽茵诺同时举办了两场婚礼——尼古拉和费妮奇卡、阿尔卡季和奥金佐娃的妹妹卡佳。而巴扎罗夫长眠在父亲村子外的墓地里。两个步履蹒跚的老人经常互相搀扶，一步一拖地走来。 走到栏杆跟前，他们跪倒在地，久久地伤心痛哭，久久地注视那块无言的墓石，儿子就躺在它底下；他们简单交谈了两句，拂去墓石上的尘埃，整一整云杉的枝条，重新祷告起来。他们没有力量拔腿离开，在这里，好像离儿子更近，也离他给他们留下的记忆更近…… 六、现代性与虚无主义 不少读者认为，作为父亲，尼古拉和老巴扎罗夫过于软弱，颇有怒其不争的意味。尼古拉渴望拉近和儿子的距离，“不自量力”地拼命追赶年轻人的脚步，而巴扎罗夫两口子在儿子面前，更是有点卑躬屈膝的味道。尤其是后者，儿子成了两人生命的唯一重心。这在张扬独立人格的现代读者看来，不免有些丧失做人的尊严。尼古拉很在意儿子对自己恋情的看法，怕他接受不了，也很在意哥哥的看法。人没有牵挂，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可以很洒脱，很独立，想怎样就怎样。照顾家里人的情绪就是软弱？那男孩子讨好心爱的女生也是软弱？尼古拉怕儿子吗？怕哥哥吗？不，他爱儿子，爱哥哥！ 至于巴扎罗夫老两口，尽管我们似乎可以在理智上批评他们，但有谁在读到屠格涅夫笔下的这对老夫妻时不曾被深深打动过呢？英国学者伍德沃德指出：“极少有作家能像屠格涅夫描绘老巴扎罗夫夫妇那样，如此感人地描绘父母之爱。慈爱、幽默感和悲剧结局共同塑造了屠格涅夫笔下最完美的两个形象。”到底是我们的理智，还是情感出了问题？ 所谓独立人格离个人主义仅一步之遥。临死前，巴扎罗夫天性流露，想到了父母，但对父母的情感随即被个人欲望遮蔽——他真正难以割舍的是凭一己之力改造俄罗斯的荣光，还有奥金佐娃。吊诡的是俄罗斯不需要巴扎罗夫，奥金佐娃也不需要巴扎罗夫，需要巴扎罗夫的是他的父母。巴扎罗夫也需要父母，但个人主义让他迷失了方向，看不到对他来说最宝贵的东西。 阿尔卡季的转变有力地彰显出巴扎罗夫悲剧的根源。他对巴扎罗夫的迷恋、对父辈的否定不过是青春期的躁动。在他身上，人性并没有被现代性连根拔起，现代性不过是给他的眼睛蒙上了一层荫翳。卡佳擦亮了他的眼睛，让他明白，真正的爱情不是巴扎罗夫让欲望烧得变形的那张脸，而是平静的、缓慢的、细水长流的相互体贴。同时他也明白了，爱情只是亲情的一种、父子之情的根本也是相互体贴。还有一点，可能也是最让读者伤感的一点，阿尔卡季的得救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被巴扎罗夫父母的爱唤醒的结果。阿尔卡季被感动了，读者被感动了，为什么独独只有巴扎罗夫没有被感动？ 关于巴扎罗夫的世界观，以往研究强调两点：第一，他的科学观过于偏狭，以至于否定人类情感，换言之，这是巴扎罗夫个人的缺陷，而非科学主义或物质主义本身的缺陷；第二，巴扎罗夫遭受恋爱挫折后，世界观发生了扭曲，才掉进了真正的——也就是悲观的——虚无主义陷阱。总之，物质主义本身没有问题。这一解读似乎没有把握住问题的关键。物质主义被广泛接受是现代性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之一。这带来了四个紧密相连的严重后果。 第一，个人主义成为唯一可靠的生活准则。遵循物质主义，人的一切行为都被视为脑电波的作用，也就是说，人除了依靠个人感觉或者说欲望之外不存在任何别的可能。 第二，不存在所谓自由意志，一切都是注定要发生的。按照物质主义对世界的理解，A是由B导致的，B是由C导致的，在这一无限回溯的过程中不存在自由选择的问题。量子力学改变不了这一点，因为所谓不确定性也是客观规律，与“自由意志”风马牛不相及。也就是说，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不由自主的，所谓自由意志纯粹是幻象。甚至可以说，自我也是个幻象。正如契诃夫的小说《匿名氏故事》的结尾，中年官僚奥尔洛夫和主人公“我”的一段对话： “不错，我的生活不正常，腐朽，一无是处，又很懦弱，没有勇气开始新生活，这些您说得很对。可您把这种事看得太认真了，为此激动不安，乃至感到绝望，这就不理性，很不对了。” “一个活人看着自己和周围的人走向灭亡，不能不激动，不能不绝望。” “谁说不呢！我不是提倡漠不关心，我只是希望对生活采取客观的态度。越客观，犯错误的危险就越小。［……］在自然界和人类中间，任何事情都不会无缘无故发生。一切都有前因，都是必然的。既然这样，我们有什么必要躁动不安，去写些绝望的信呢？” “［……］我相信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是必然的、合理的，但这种必然性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放弃自我？” “嗯，没办法，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奥尔洛夫叹道，站起身来，仿佛要我明白，谈话已经结束了。 第三，既然一切都是前定的因果关系，无所谓自由选择，那就无所谓对错。换言之，没有什么是不能干的。人不用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最后，一切都毫无意义。这就回到了第一点——及时行乐。所以，恰恰相反，巴扎罗夫失恋前充满斗志的状态是不自洽的。挫折第一次让他张开了眼睛，看清了自己信奉的学说必然导致的结果。比起屠格涅夫笔下的巴扎罗夫，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这现代性孕育的“三位一体”对人性的冲击，托尔斯泰本人的体验要深刻得多。托尔斯泰在五十岁时遭遇了一场精神危机，他不想活了。 我对自己说：“一切都在发展，日趋分化，变得日益复杂、完善，而且这一进程受规律支配。你是整体的一部分。当你尽可能地了解整体、了解发展规律后，就会明白自己在整体中的位置，以及什么是自己本身了。”确实有一段时间，我满足于这套说法，尽管承认这一点让人羞愧。［……］很清楚，说什么无限的时空中一切都在发展，日益复杂、完善，都在分化——等于什么也没说。这全是毫无意义的空话，因为无限之中既无所谓复杂，也无所谓简单，无所谓前，也无所谓后，无所谓更好，也无所谓更坏。 主要的是，我个人的问题——一个拥有欲望的我，究竟是什么？——完全没有得到回答。我明白，这些知识很有趣，很吸引人，但它们对生的问题的适用程度，和它们的准确性、明确性恰成反比：越不用于生的问题，越准确、越清晰；越试图解答生的问题，越模糊不清、越没有吸引力了。如果求教于那些试图解答生的问题的学科，如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就会遇到令人吃惊的思想贫乏、极度的模糊不清、毫无根据地妄图解决不应由它们解决的问题，以及思想家之间没完没了的相互矛盾甚至自相矛盾。如果求教于那些不关心生的问题，只回答专门领域的科学问题的学科，你会对人类智慧的力量赞叹不已，不过你早就知道，这里没有关于生的问题的答案。这些学科干脆否定生的问题，它们说：“对于你是什么和你为什么活着等等问题，我们没有答案，也不去研究，但是如果你需要知道光的规律、化合的规律、机体发展的规律，如果你需要知道物体的规律和形式、数与值的关系，如果你需要知道自己思维的规律，那我们对这一切都有清楚、准确和无可争议的答案。” 对于我的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在科学领域只有一个回答：“你就是你称之为你的生命的东西，你是粒子的暂时、偶然的聚合。这些粒子的相互作用和变化，就在你身上产生了你称为生命的那个东西。这种聚合会持续一段时间，然后粒子间的相互作用会停止，你称为生命的东西也就随之停止，你所有的一切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你是用某种东西偶然捏成的一个小团子。这个小团子在衰败。它把衰败过程称作自己的生命。一旦这个小团子瓦解，衰败过程和一切问题便都结束了。”科学明确的一面是这么回答的，只要它严格遵循自己的原理，不可能有别的答案。 这样的回答实际上答非所问。我需要知道的是我的生命的意义，说它是无限中的一团微粒，不但没有赋予它意义，反而会摧毁任何可能的意义。 ［……］ 无限中的发展和完善既不可能有目的，也不可能有方向，因此对于我的问题来说，这根本不构成回答。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三位一体”的破坏性的认识甚至比托尔斯泰还要深刻。在《地下室手记》中，他把物质主义比作一堵让人坠入虚无深渊、根本无力撼动的石墙： 什么石墙呢？当然是自然规律，是自然科学的结论，是数学。比如说，一旦有人向你证明，你是由猴子变来的，别皱眉头，全盘接受好了。再有人向你证明，从根本上说，你自己身上的一滴脂肪，对你而言比十万个和你一样的人还要珍贵，这样一来，所有那些所谓美德、义务和其它谬论、偏见，最后都会消失。对此，你也全盘接受好了，没什么说的，因为二乘二等于四，这是数学。你来反驳试试看。 “得了吧，”有人会向你喊道，“这没法反驳，因为二乘二就等于四！大自然不会征询你的意见；大自然可不管你想要什么，也不管你是否会喜欢这些规律。你们只能接受大自然的本来面貌，因此也得接受一切结果。墙就是墙……” 既然一切都是自然规律统治下的物质运动，个人主义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自己身上的一滴脂肪”比千千万万同胞“还要珍贵”，因为脂肪是组成自己这个物体的一部分，同胞不过是些别的物体。更可怕的是，对物质运动而言，谈得上美德、义务或罪恶吗？一切道德原则就显得毫无意义。只要接受物质主义，以上结论就如同二乘二等于四，必须无条件接受——或者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你不接受，又能怎样？能用头把石墙撞穿？人只能面对彻底的虚无： 沉默、无力地咬着牙，在无所事事中变得麻木不仁而又自得其乐，想到就算想生气，也找不到该怪谁；找不到对象，也许永远也找不到。 既然一切都由自然规律决定，人只能无所事事——你所做的一切都与“你”无关。你生气，你想诅咒这个世界，可该诅咒谁呢？诅咒自然规律？ 但人终究会选择反抗： 你们会问，我干吗要糟蹋自己、折磨自己呢？答案是：把手笼在袖子里干坐着，实在太无聊了，所以我拼命闹腾。［……］这全是因为无聊，先生们，全是因为无聊；在无所事事面前崩溃了。要知道，［对人的命运的］清醒意识导致的最直接、最合理的结果，就是无所事事，也就是说，有意识地把手笼在袖子里干坐着。［……］要知道，要采取行动，事先必须完全心安理得，不能有任何疑虑。但是，像我，怎么才能心安理得呢？我为什么要采取行动，它的初始原因是什么？根据是什么？我到哪儿才能找到它们？我投入思考，结果每一个我能想到的初始原因，会立即引出另一个更为初始的原因，这样逐一回溯，以至于无穷。任何意识和思考都不可避免归结到这一点上来。这又是自然规律。最后结果呢？还是老一套。请你们回想一下我刚说过的关于复仇的话。（几乎可以肯定，你们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说，一个人去复仇，因为他认为这是正义的。这就是说，他找到了初始原因，找到了根据，即正义。于是，各方面他都很心安理得，因为确信自己正在干一件光明磊落的、正义的事，他便坦然、顺利地去复仇了。可我不认为复仇是正义的，也不认为这有任何美德可言，所以，如果我也开始进行复仇的话，那就完全是出于恶意了。恶意当然可以压倒一切，压倒我的一切疑虑，而且正因为恶意不是原因，它才能顺利地完全取代初始原因。但是，假如我连恶意也没有（刚刚我就是从这一点开始谈的），那又怎么办呢？还是因为这些该死的关于意识的规律，我的恶意被化学分解了。就在你眼皮底下，对象消失了，理由蒸发了，罪魁祸首找不到了，欺侮不再是欺侮，成了天命，成了某种类似牙疼的东西了，牙疼不能怪谁，因此，剩下的还是那条老路——朝墙上狠狠地撞吧。［……］结果只剩下，泡沫和无所事事。［……］如果所有聪明人唯一的明确使命就是瞎扯，也就是有意识地空对空，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段论述太精彩了！一个人要有所行动，一定得相信自己的行动能够改变什么。如果一切都是由不由自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和当下的行动者的“意愿”没有任何关系（“意愿”也是被决定的，从而不构成主体的意愿），其终极原因是无穷处某个不可知的东西，或者说，根本不存在终极原因，那人还需要主动采取行动吗？采取行动和放弃行动又有什么不同吗？一个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人、一个有着充分自我意识的人，难道不应当“把手笼在袖子里干坐着”吗？ 按照同样的逻辑，你被侵犯、被欺侮，是自然规律决定的，与任何主体的意愿无关，那复仇还有什么合法性？岂不是既与正义无关，也与任何美德无关？这只能推导出，如果一个人还念念不忘复仇，只能是出于自身的恶意。所谓“恶意不是原因”，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卖了个关子，姑且把“恶意”视为主体的自由意志的产物，也就是说，不属于自然规律决定的因果链中的一环，是自由地，即自发地产生的，主体自身就是最终解释。只有自由意志才能取代无限回溯的不可知的终极原因，才能避免消灭主体的决定论。但陀翁马上又沿着物质主义的思路进行自我否定。“我连恶意也没有”，因为在物质主义的世界观中，所谓恶意也是化学作用而非自由意志的产物。就这样，不仅你被侵犯、被欺侮，是自然规律决定的，是天命，不能怪任何人，甚至你寻求报复，也是自然规律决定的，也是天命，和你自己无关。在这一意义上，人和一个钢琴键没有任何分别。那么，人还剩下什么呢？只有朝那堵坚不可摧的石墙，徒劳地用头狠狠撞吧！恰恰是在这让人极度绝望的一刻，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们，就凭人会绝望，会在无所事事面前崩溃，会“徒劳无益”地去撞石墙，会拼命糟蹋、折磨自己，证明了自然规律不是决定人的全部！ (本文注释内容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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