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文官系统中,有两个职务比较特殊,官场向来将其视为“阶升之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要被授予这两个职务,那么意味着仕途最少还能再进一步。这两个职务就是内阁学士和各省学政。 内阁学士是跨入正二品序列的跳板内阁是国家名义上最高的中枢机构,自雍正八年以后,定满、汉大学士为正一品,大学士也就成了清王朝级别最高的文官,犹如历代之宰相。 乾隆四年,在正一品大学士之下,增设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协办大学士如宋之参知政事,为大学士的副职,秩从一品,一般从各部尚书中简任。 内阁学士的品级为从二品,清初时期内阁学士一般都兼侍郎衔,乾隆五十八年以后裁兼衔。所以清初很长一段时间中,内阁学士几乎就是准正二品大员,地位比六部侍郎略低。 但是内阁学士的职掌比较尴尬,尤其是汉内阁学士,只负责掌批题本。康熙皇帝就曾说过:“学士乃参赞政事之官,如有所见,应行启奏。近来并未与议者,若惟送本接本,用一笔贴式足矣,何必设立学士。”这就证明,内阁学士是十分清闲的岗位,与其从二品的地位很不符。 既然内阁学士无关紧要又何必非设不可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给皇帝准备提拔的人作为一个进阶跳板。 清代京官在晋升过程中,有两个门槛最难跨越,一个是正四品,一个是正二品。在京各部院衙门中,五品(含)以下岗位占据多数,且大部分京官终其一生都无法跨过五品这道坎。 所以在史料中经常看到一些记载,很汉人官员始终在郎中、员外郎这两个岗位上来回调动,就是无法升到四品。别看这小小的一品之差,性质却是有着天壤之别,因为到了四品就是“堂官”,四品以下就是“司官”,堂、司的差别御史不说诸位也都明白。 到了四品以后,下一道门槛就是正二品了,京师各衙门中,说到底只有六部才是最有实权的部门,而六部的堂官最低级别就是侍郎,只有做到了侍郎,在朝中才有发言权,也才有机会入阁拜相。 然而,汉人官员要想做到内阁学士难度很大,因为国家制度规定,内阁学士必须是翰林出身者才能授予。也就是说,内阁学士是朝廷专门为翰林官设立的一个进身之阶。 翰林官的仕途路线和进士不同,正常程序是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检讨,然后是开坊,升翰林院侍讲、侍读,或转詹事府左右庶子;继而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读学士,或詹事府少詹事、詹事。 翰林官到了詹事(正三品)这个级别后,再想往上升迁难度就比较大了,因为翰林官普遍不具备行政能力,不可能一下子提拔到侍郎岗位上。所以设立了从二品的内阁学士,作为中转站,在内阁历练一段时间后,才会实授侍郎。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内阁学士必兼礼部侍郎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兼任的礼部侍郎只是虚衔,基本上不涉及礼部事务。 从清代的情况来看,凡是被提拔为内阁学士的,90%都能顺利跨进正二品侍郎序列。所以说内阁学士是翰林出身的汉官,晋升侍郎的必经之路。 各省学政任满照例要升官学政的全名叫“提督某处学政”,严格意义上来说,属于差遣性质,不是正式的官职。每一科乡试之后,乡试一般是八月举行,十月的时候礼部、吏部就会举行一次考试,选出一批翰林、进士出身的京官,外放到各省提督学政。 学政要求比较高,只有六部的郎中、员外郎,以及翰林院编修、检讨、侍讲、侍读以及詹事府左右庶子、少詹事等才有资格参加选拔。其他各部院、寺、监的官员基本无缘学政。 学政人选是需要皇帝钦定的,所以凡是被选为学政的,皇帝对他都有一定的了解。尤其是江苏、浙江两省学政,一般原官的级别比较高,基本上都是少詹事、詹事或者是侍读、侍讲。 每次考取学差,对于六部的司官来说是一次改变仕途前程的难得机遇,一旦外到某省担任学政,那么三年期满回京后,照例会升任堂官,或者是外放道府。 学政任满为何就能升官呢?诸位不要小瞧了学政,别看学政的级别不高,但是到了各省之后就是一方大员,在文官序列中,仅此于总督、巡抚,排在布政使之前。 清代将各省的教育文化工作从行政事务中剥离出来,督抚无权干涉学政的工作,同时皇帝又赋予学政单独上奏的权力,自嘉庆皇帝开始,学政还在一定程度上肩负着监督督抚的职能,对于地方上的行政事务有一定的发言权。 显然能够担任学政的绝非泛泛之辈,如果任期内不出现问题,那么任满回京后基本就能升官,如果是郎中就有机会提拔为堂官,或者外放各省当道员、知府,历练之后再提拔为按察使、布政使乃至督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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