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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采用的也是科举制度。但是明朝的科举制度，和前朝的科举制度，在内容的选择上，已经大大不同。 唐朝的科举制度，如同浩瀚东海，无所不包。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日知录·杂流》说： “九流百家之学，并附诸国学，而授之以经。……法家、墨家、书家、算家术业以明亦自其馆。” 天宝九载，置“广文馆”，凡七学。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都包含在内，其余法家、墨家术业也都在其中 。 无论是通过诗赋，还是通过经史、算术，甚或《道德经》《南华经》、诸子百家，都可以。 比如白居易是通过“诗歌”考取的，而他一辈子的好朋友元稹，则是通过“明经”考取的。 唐代儒释道三家都推崇。你用老子的思想也行，孔子的思想也行，墨家的思想也行，祖冲之的算术也行，天文学，也可以。 甚而至于儒家非常痛恨的韩非子、商鞅这样的法家学问，也可以。 只要是学问，都有机会考上。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科举？那时候，天下俊才，“没阶云来，即席鳞差，攒弁如星，连襟成帷。” 思想家顾炎武曾经大加赞叹说：“观此可见当日养士之制宽，而教士之权一，是以人才盛而艺术修，经学广而师儒重。” 培养人才，是什么样的人才都要。这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方面的人才都具备，相互补充，相互辅助，相互竞争，也相互发展。 这才是一种正常的文化生态。如同园圃，里面高高低低，长长短短，参差不齐，乔木草类，都有各自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共同构成一个生态完美的、可持续发展的园圃。 宋代也是如此。到了南宋，攻读玄学的人，也依旧能够通过特定的国家考试渠道，进入庙堂。 这样的制度下，繁茂丰盛的”济济多士“，都可以通过选拔制度而脱颖而出。
但是，这样的科举制度，到了明代，就开始大肆阉割了。 老子的道家，排斥了。 诸子百家，排斥了。 更别说韩非子，商鞅这些被儒家骂死的诸子百家了。 孤零零，只剩下了儒家。 不不不，说错了……孤零零的只剩下的儒家，也被阉割了。 对于儒家经典的阐释解读，在汉代有著名的两家：一个叫做古文学派，一个叫做今文学派的。因为经典产生的时代早，到了汉代，阐释就有不同的看法。就这么分了两种派别了。 明代科举制度在定考试内容的时候，把汉代这两派，也都阉割了事。 宋代的朱熹之外的其他学派，也阉割了。 只剩下儒家学派中的一支——朱熹的经典阐释。
《明史·选举志二》：明代科举”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 《四书》要以朱熹集注为依据，基本不允许考生发表个人意见”， “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 你明朝要什么没什么，比汉唐强大？还是比宋元宽松？要啥没啥，考个试，还不准说自己。 这就好像一个瓜蒌，内瓤已经坏了，只剩下外面那层坚硬的皮了。 朱棣独尊程朱理学，以程朱理学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简称“三大全”），作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 他将这《三大全》尊奉为“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绝对真理，颁之天下，必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 意思就是：我这个“三大全”，就是世界的最高真理。尧舜禹见了也不说错误，放在天地之间也不悖谬，鬼神见了也不认为有问题。百世以后圣人看到也不疑惑。 哪儿来的自信呢？ 尧舜禹看到直接掐死你的心思都有。百世以后别说圣人看到，愚人看到都想一把火烧了。 这《三大全》颁布之后，等于说：明代之前所有学问，那些唐宗宋祖，汉代大师们辛辛苦苦做的学问，全部都废弃， 而惟以颁布的《大全》内容为唯一真理。 这是以学问的局部替代了全部。这种学问，还不准自己发挥，也不允许质疑。 怎么发展呢？
内容规定这样死板，不能联系实际，不能自我发挥。在形式上，规定的更死： 应试的文章，必须呈“固定化格式”： 每篇文章都分为破题、承题、起讲、起股、虚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句式长短、字数多少、声调抑扬都要相对成文， 也就是说，不仅内容完全按照朱熹的阐释，不能随意发挥，就连形式都规定好了，开头必须的破题，即解释一下题目；然后是“承题”，就是起承转合进行衔接的意思，然后才开始讲这个题目…… 讲这个题目，还要有句式，字数，声调，还必须先讲什么，后讲什么，最后结束的时候说点什么…… 就好比我上小学，开始写第一篇作文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体育场，除草。回来布置，要写一篇作文。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正儿八经写作文。我觉得很神圣。我还是有点天赋的。夕阳西下，同学们的劳动热情，老师的辛苦，最后挥汗如雨归来，虽然很累，但是感觉很有意义，很快乐…… 老师看了不满意，说，最后的结尾，要升华一下。 我愣住。升华什么？ 他说：要写，在某某的带领下，我们除草完成得非常顺利。 那个某某我也不认识。报纸上经常看到。 现在想想，这也不是笑话。明朝时代就是这样，最后的“束股”，就是结尾部分，要有结束、收回，归纳的意思吧。 忽然觉得，我小学老师上辈子肯定是明朝哪个考不上科举的老范进转世来的吧。
这样僵化刻板的官僚式文体，李白来了吐血，杜甫来了愣住，白居易来了摇头，大学士苏东坡来了也尴尬了…… 形式如此僵化，还不准人发挥，就构成了士人思想的高度禁锢。儒林士人造成的局面： “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 黄宗羲《明儒学案》评价明代学术，“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 著名诗人杨慎，也就是”滚滚长江东逝水“的那位诗人，描述当时做学问的人，朱子说什么，老师跟着说什么，弟子跟着学什么，一个字不能改。 那种情形，很像是黄昏寺庙里打更传令：前头”咣“敲一声，中间听到了，闭着眼睛”咣“也敲一声； 前面”咣咣“敲两声，后面听到了，”咣咣“敲两声…… 除了复述朱熹，再也没有一点新鲜血液的产生。
顾炎武描绘这样科举制度的后果：“文字越古老，越脱离现实，反而越保险。人的思想，也都往脱离现实的遥远之地去了。“ 清代的学者颜元痛斥朱熹“程朱理学”说： “千余年来率天下人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可谓迷魂第一、洪涛水母矣。” 科举制度，是关涉国民性教育的、最为核心重要的一个制度。 科举制度，国家赖之培养人才，选拔人才，而人才，是国家之基。 所以，科举制度的内容设计，至关重要。
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培养什么类型的人才，对人才的道德品质要求什么，都是通过科举制度这样的制度设计去实现的。 同样，科举制度也是一个社会学术思想的风向标。科举制度确立的“内容”，是举国上下的莘莘学子，从少年时代开始，用以学习、自励的内容。 一个社会上数量最为庞大，素质也最为高的中坚群体，成为科举内容的学习者，贯彻者，对于整个社会人才的塑造，社会人心的培养，功效最为显著。 人才选拔这样的制度如果败落，那么世风一定会败落。 所以国民性教育的一大关键点，正在于“科举制度”通过选拔而进行的“国民人格塑造”上。 在朱棣这位可恶又可笑的帝王手里，科举制度变成了背诵答案，并且要按照格式填写答案这样的八股教育。 渊博如顾炎武这样是儒学大亨，都屡试不第。 顺便说说那位写西施范蠡故事，创作《浣纱记》的剧作家梁辰鱼，考了半辈子也没考上。 国家的人才怎么培养？
德国学者席勒说： “若有人一手执绝对真理，一手执永远追求，欲我择其一，我当取永远追求。” 顾炎武也说过：“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故昔日之得不足以自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 学问是一种无止境的追求，从来没有已达巅峰，不需要发展的学术。 明成祖朱棣，却把一个伟大的、行之有效的千年科举制度，变成了一种僵硬的八股制度。 顾炎武评价这种制度：“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没有谁，比生活在明代的顾炎武，看得更清楚了。在《日知录·杂流》中，顾炎武说明代社会： “于是道器两亡，而行能兼废，世教之日衰，有由然也。” 道德完了，人的才能也完了。就这样，在朱棣这种霸道的，强硬的，自以为是的唯一性“标准答案”的八股文制度中，明代人才完了。 社会风气坏了， 顺带着，把隋唐以来培养那么多人才的科举制度，也一起带沟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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