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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瘟疫越来越频繁，2020年的新冠，不过一年多，数次变异，德尔塔，拉姆达，发达的欧美无可奈何，提出要“与病毒共存”。在西方文化之道上，人与自然对抗，贪婪物质享乐，没有“和”的约束，人类维生、护生、养生很艰难。 “与病毒共存”是很荒唐的。“与病毒共存”的病毒，很显然是针对新冠肺炎而言的，提“与病毒共存”，病毒等于新冠疫情，混淆视听。 病毒比人类早数十亿年，人类一出现就和病毒共存了，所以在人类的生命历史中，时常有瘟疫发生，中医就是在防疫抗疫的历史中不断发展的。 中医防疫抗疫，三因制宜，与时俱进，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认识，东汉之寒疫，金代之虚疫，明代之湿热疫，清代之温热疫，病机理论不断进步，涌现除了《瘟疫论》、《温热暑疫全书》、《温毒病论》、《鼠疫抉微》、《疫诊一得》等等一系列书籍，特别是叶天士的《温热论》、吴鞠通的《温病条辨》把握了外感热病的病机规律，为后世防疫抗疫提供了临症指南，为控制疫情、治疗瘟疫有了理论保证。 欧洲没有天人合一的文化，没有天人相应的中医学，更没有2千年来的抗疫防疫的系统化知识，黑死病肆虐了三百多年，西班牙大流感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 病毒是大自然的幽灵，与人类共同生存在地球上，人类能够了解认识的，恐怕微乎其微。西方文化走物质之道，瘟疫的认识依病毒细菌为本，所以没有瘟疫，就没有病毒细菌的认识，没有病毒细菌的认识，就束手无策，听天由命。 病毒细菌是实验室的认识，结论是显微镜逻辑决定的，只有瘟疫的发生才能有所认识，因此病毒细菌理论总是被动的、滞后的。不仅如此，瘟疫发生在活生生的人，认识病毒细菌，离开了活生生的人，离开了自然环境，不一定能认识瘟疫，所以用病毒细菌的理论防疫抗疫，局限性很大。 今天的新冠病毒也许早就与人类共存了，但因人类自己作孽，破坏了天地气交气化的动态平衡，人的抗邪力低了，病毒为害力强了，新冠疫情发生了。 病毒不可能消灭，但疫情是可以清零的。疫情是害生、伤生、灭生之情，西方文化归之于病毒细菌，中国文化认为是天地之间生发的戾气、疫气侵袭人体，是“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结果，因此中医西医有着完全不同的防疫抗疫的理性有为。西方文化针对病毒，杀之、灭之；中国文化以人为本，防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治疗瘟疫扶正祛邪。 疫气是天地间的暴戾之气，对人的危害性很大。中国文化以人为本，运用中医天人相应的生命理论防疫抗疫，不浪费时间去研究病毒细菌，制造杀灭细菌病毒的武器，疫情发生，立马防疫抗疫，就能够实现早期治疗、早起阻断传变的防疫目标。 中医防疫根据“皆相染易”的特点，避之有时，不到疫区域，阻断戾气、疫气“皆相染易”的途径，中断传染途径。中医治疗瘟疫，着眼于活生生的人，看重人自身的抗邪力、愈病力，虚者补之，实者泻之，扶正祛邪，使“阴平阳秘”的因应协调性康复。 时空是变化的，疫情是天地的反常之气，没有一定的时空条件，不会发生。但人不能改变天地自然，因此瘟疫发生的时候，遵循《黄帝内经》“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的原则防疫，按照《伤寒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精神治疗，便能阻断疫情传播，疫情就能够清零。 瘟疫以什么样的途径“皆相染易”，什么是“皆相染易”的必须条件？明代吴又可有清楚的认识，从口鼻而入，正气抗邪力低下。《瘟疫论·原病》：“凡人口鼻之气，通乎天气，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因此疫情一旦发生，中医用不着钻进实验室去找病毒，耽误时间，立马就能够防疫抗疫。 中医防疫抗疫，重视“虚邪贼风，避之有时”，阻断“皆相染易”途径，同时针对瘟疫病机共性，对应性地用中药干预，以增强正气抗邪力。 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文化之道，以人为本的理性主导，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五百多次疫情，都没有像欧洲黑死病、西班牙大流感那样听天由命，更没有黑死病肆虐数百年的情况发生。 中医防疫抗疫，是根据病机性质，寒者热之，虚者补之，热者寒之，对应性地处方用药。瘟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失和的结果，在同时、同地的人群中，大多有相同的病机性质，所以历史上的中医，预防瘟疫，采用大锅药等方法或寒之、或热之、或清化湿热，就可以是疫情得到控制。治疗瘟疫，则是在病机共性的基础上，分析病人的病机个性，“随证治之”，因势利导，或开邪出路，或阻断传变，使温清消补等具体法、方、药，与病人的证候病机互补对应，就能够在没有任何后遗症的情况下，获得痊愈。 以人为本的防疫抗疫，绝大多数疫情都能够清零，即便患病，也能完全康复，没有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神经系统损伤等之类的后遗症。 欧美文化不是人道文化，新冠疫情发生，就反对封闭小区，反对戴口罩，搞“群体免疫”，人员照样聚集，疫情愈演愈烈。由于眼中只有病毒，看重形态，对抗性地干预治疗，新冠好了，留下了各种各样的后遗症。据2021年7月6日澳洲微报消息，欧美治愈的新冠肺炎患者，后遗症的越来越多，主要有四个方面：对肺部的损害，对肝肾的损害，对大脑的损害，对心脏的损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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