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其弟苏辙兄弟情深。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期间，弟弟苏辙在济南为官，两人相互想念，为了距离亲人近一点，苏轼便向朝廷请求到密州任职，得准改任密州知州。 熙宁七年（1074）11月，苏轼起程赴密州。苏轼日夜兼程，在一个天还没亮的早晨，望着远山层峦，听着雄鸡唱早，写下了这首《沁园春》。由此词可以看出，苏轼是怀着矛盾复杂的心情前往密州的。由于与变法新派的矛盾，苏轼愁丝万千，赴密州途中，触景伤情，不禁感慨唏嘘，向子由倾吐心中所想。 不过，尽管心中有再多的愁绪，尽管苏轼在密州任上只有两年，但还是为密州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在给宋神宗的《密州谢上表》中，苏轼也在上奏中表达了报国之心：“臣不敢仰仞至恩，益坚素守，推广中和之政，抚绥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则为臣之报国。” 01.除蝗虫 苏轼刚到密州时，密州正在发蝗虫灾，农田几乎全被毁坏。 苏轼一下车，就立即向当地官吏了解蝗灾情况，哪知那些官吏却说：“蝗不为灾。”甚至还说：“蝗虫为民除草。”苏轼一听这话，生气地说：“如果蝗虫真能为民除草，百姓庆祝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忍心杀蝗虫呢！我在钱塘就看到蝗虫漫天的景象，而且这蝗虫还是从京东这边过来的，怎么独独京东这边说蝗虫不为灾！这是骗别人还是骗自己呢？！” 原来苏轼早在杭州任上就看到过蝗虫群所到之处寸草不生的毁灭性场面，“轼近在钱塘，见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因此对蝗虫灾深恶痛绝。 到任后，他采取了三项措施治理蝗虫。 一是马不停蹄，亲自下田，带领农民用火烧、深埋等方法铲除蝗虫之害。 二是动用部分仓米奖励捕蝗有功人员，调动百姓积极性。 三是上报朝廷请求豁免秋税，资助受灾群众。通过二十多天深入民间实地调查，苏轼在《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中，向宰相如实报告灾情：“轼到郡二十余日，民物椎鲁，过客稀少，真愚拙所宜久处也。然灾伤之余，民既病矣。自入境，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几三万斛”，请求朝廷“特与量蠲秋税，或与倚阁青苗钱”，即请求朝廷豁免密州秋粮赋税，减轻百姓负担。 在苏轼的一番努力下，灭蝗取得了积极效果。在《次韵章传道喜雨》一诗中，苏轼记录了除蝗虫的过程。先写蝗虫的可怖，“布阵横空如项羽”、“啖啮衣服穿房户”、以及蝗灾过后，来年必是旱灾的担忧，“従来蝗旱必相资”，以及杀灭蝗虫八千斛后，对来年能够丰收的喜悦，“更看蚕妇过初眠”。
02.挖野菜 苏轼在《超然台记》中写了自己在杭州和密州的差异。与杭州相比，密州百姓的生活可谓困苦不堪，蝗虫旱灾导致庄稼歉收，盗贼遍地，连苏轼自己的粮食也不够吃，每天只能吃些杞菊野菜充饥。
在《后杞菊赋》序中，他也写到：
唐末农学类、诗人陆龟蒙家贫，因为粮食不够食用，便以枸杞和菊叶佐食。枸杞的嫩芽和新生的菊叶吃了也就罢了，即便五月枸杞枝叶老硬，秋末菊叶开始枯黄了，他还要吃。苏轼说他自己就是效仿陆龟蒙的。 苏轼自言做官十九年来，家中日益贫困，吃穿越来越不如从前。到密州后，本以为可以吃顿饱饭了，然而到了厨房才发现空空如也，仍然要为吃饭的事情而发愁担忧。 逼不得已，他只好每天在公务之余，与同僚刘庭式一起到城边荒废的菜园中挖杞菊等野菜吃，所幸他们边挖野菜边谈笑风生，日子虽苦，但却苦中有乐。
苏轼说呀，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像手肘一样能伸直也能弯拢，大丈夫能屈能伸嘛。 什么叫贫困，什么叫富有？什么叫美艳，什么叫丑陋？有的人吃粗糠照样长得白白胖胖，有的人整天山珍海味却还是长得很瘦。 何曾每天饭菜，花费万钱，虞杲子吃的，翻来覆去还是韭菜。这只是在梦里比较丰盛和贫寒，到头来还是一死。 苏轼最后又说，我以杞菊为食，春天吃它的苗，夏天吃它的叶子，秋天吃它的花和果实，冬天吃它的根，说不定我还能像子夏和南阳地方的人那样长寿呢！ 这就是苏轼，心胸豁达，超然物外，以洒脱的态度对待困难，不羁心于外物，不戚戚于贫困的博大胸怀和高深修养。这是困境中的自我解脱，既是一种乐观，也是一种坚韧。 03.救弃婴 有一天，他跟刘庭式正沿着城墙根挖野菜，忽然在一丛野草旁发现一个用襁褓裹着的婴儿，一看就是被人遗弃在这里的。 他捡起弃婴，抱回府中抚养，他不怪丢弃婴儿的父母，却在此时更深刻地理解到百姓生存的艰难，可怜天下父母心，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谁会愿意丢弃自己的孩子呢。 于是他下令全州府的官员到野外去拾捡弃婴。不过几天时间，州府中就收养了几十名弃婴。 他把这些弃婴分别安排到各家抚养，政府按月给抚养费，两年内救活数十名弃婴。 几年后，被贬黄州时，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中还提及这段经历：“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十人。”并把收养弃婴的经验传授给鄂州太守朱寿昌，并建议依法禁止溺婴行为。
苏轼的善举，得到了百姓的尊敬和感念。十年后苏轼因公务途经密州，当时的知州霍翔在超然台上设宴招待，百姓听说后都来看望他。“重来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那些曾被苏轼捡拾的弃儿及其养父母，也都来拜谢他，“当时襁褓皆七尺”，当年的婴儿皆已长大，苏轼倍感欣慰。 04.除盗贼
每每遇到灾年，往往“盗贼渐炽”，百姓却是最苦不堪言的。苏轼在上书朝廷的《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中，对盗贼的产生根源做了精辟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天灾人祸互为因果。
他指出百姓如果能有安稳衣食的日子，必然不会去冒险做盗贼的，民不聊生是社会动乱之源，治盗必须治本，并与减税、治事、治吏相结合，挖掉盗贼产生的根源。
改变这种局面，不能靠惩治和镇压，而是要给百姓活路，要减免税负，只有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才能稳定，只有民富才能国强。 密州当时出现了一帮盗贼，到处抢劫掠杀，民不聊生，安抚司派遣了三班使臣率领悍卒数千人，到密州来捕盗。谁知这班外来的“悍卒”，要比盗贼更横暴凶残，他们甚至用禁物设赃，诬陷百姓，借机强掠其家。居民无奈，遂奋起与之争斗而致杀人，悍卒畏罪惊溃，企图作乱。 此时百姓纷纷到太守衙门来投诉，没想到苏轼却故意把他们的诉状扔到地上说：“哪能出现这样的怪事？”那些企图作乱的悍卒，听到苏轼的回答后，心里安定了，没再想闹事或者逃跑。麻痹他们之后，苏轼派人到各处去把这些散兵招集起来，等召集到一起后，开始审理，在取得充分人证物证后，便按律分别处以死刑。 苏轼此举，深得民心，说明苏轼在职场上机敏、智慧、决断、果敢。从此盗患渐少，苏轼也赢得了百姓的爱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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