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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金朝立国，其性质究竟是国家还是酋邦？学界争论跌宕起伏，多数学者倾向于金朝建国即进入国家的观点。部分学者认为，阿骨打称帝立国时，仍为部落联盟，或称酋邦（高级部落联盟）。目前，这一争论徘徊在对史料的不同理解层面，见仁见智。金朝是否进入国家文明，是客观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需要客观标尺。金朝立国是国家抑或酋邦，属于社会形态问题，需要研究金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来解读、检验金朝立国究竟是国家还是酋邦。 关于金朝立国性质的争论 20世纪80年代，金朝历史被推向正史之列，按照中原王朝的历史叙事模式进行无差别的书写。李锡厚在《辽金时期契丹及女真族社会性质的演变》（《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中指出：“金朝立国初期同辽朝刚建立时一样，虽有王朝之名，实际上仍然不过是一个部落联盟。”刘浦江《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一文，从金初“御寨”的都城功能虚无入手，分析女真政权经历了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化的过程。王善军《女真贵种与金代政治文明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认为，金朝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的完颜姓族与两大后族集团是维护女真民族统治地位的核心力量，这种联合与金朝相始终。李秀莲《金朝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书写》（中华书局2022年版）则秉持金朝立国是高级部落联盟的观点。 多数学者有意或无意地认为，金朝立国即进入国家，有皇权、中央官制等。例如，程妮娜《是酋邦，还是国家？——再论金朝初年女真政权的国家形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认为，金朝一建立，即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李锡厚认为，“辽、金王朝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契丹及女真部族组织从此就完全被国家机关取代了。在古代世界的任何地区，国家机构取代部族组织都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女真人血缘组织的解体”证明部族组织被国家机关取代，揭示出历史的客观存在，但如何取代仍有追问空间。女真人血缘组织的存在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使然，女真社会维系在血缘、姻亲关系中，仍是欠发达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体现。金朝建国，阿骨打称皇帝，但女真社会生产力没有新发展，由生产力决定的血缘组织如影随形地进入到阿骨打称帝后的勃极烈官制中，血缘关系的亲疏维系着金朝社会秩序与社会等级，即使主张金朝立国即是国家的学者也承认，女真统治者通过封授世爵，保持宗室贵戚的特权地位，巩固他们手中的权力，从而形成一个巩固的女真贵族统治核心。这个“核心”在王善军文中被称为“女真贵种”。 直面辽金立国，部落联盟的社会形态是显见的。阿保机、阿骨打称帝立国是历史发展的标志，契丹、女真社会不会因为阿保机、阿骨打振臂一呼就从部落联盟进入国家，他们称皇帝，仅是名号，没有皇权政治内涵，皇权政治的确立与北族政权进入王朝国家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阿骨打称帝与变革上层建筑 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是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推动上层建筑变革，变革的上层建筑为社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提供政治保障。金朝立国很特殊，在契丹统治者压迫下，女真人揭竿而起，阿骨打称帝建国。皇帝出现在女真社会，引发上层建筑率先变革，出现君臣关系、后妃等级，但没有经济基础制约，人为地规定等级，社会失序已经不可避免。 对于骤然出现的社会等级，女真人表现得漠然、漠视。皇帝仍“浴于河，牧于野”。逢雨雪，后妃脱去袜履，跣足而行。阿骨打徒为君，粘罕等徒为臣。据记载，阿骨打告诫太宗，诸事多“依本朝旧制”。实际上，“旧制”存否由经济基础决定，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太宗初年“议礼制度”，晚年“改定制度”，直至熙宗朝“天眷新制”均属于上层建筑的变革，但没有经济基础支持的官制改革终归是一纸空文。《金史》记载：张通古降金被重用，“天会四年，初建尚书省，除工部侍郎，兼六部事”。一个人管“六部”，足见无事可做。 旧俗新制并存，社会等级与权力在人们心目中悄然地发生变化。《燕云录》载：“金国置库收积财货，誓约惟发兵用之。至是国主吴乞买私用过度，谙版告于粘罕，请国主违誓约之罪。于是群臣扶下殿庭，杖二十毕，群臣复扶上殿，谙版、粘罕以下谢罪。”国库收积财货是联盟者共有财产，皇帝有责任看守，无权私用。皇帝违誓约受“杖刑”，惩罚皇帝的粘罕等要谢罪，君臣双面人的角色蛰伏在旧俗新制夹缝中。旧秩序被破坏，新秩序建立不起来，准确地说，没有新的经济基础，新秩序难以建立，专制皇权不可能诞生在渔猎经济基础之上。金朝初年的社会失序、权力之争从太宗黄袍加身即已开始，晚年又出现粘罕等争夺谙班勃极烈皇储之位，熙宗朝的权力争夺伴随各种“厮杀”，此般种种将金朝推向崩溃的边缘，这是女真社会率先变革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必然。 国家演进道路的抉择 金朝立国，面临发展道路的抉择。一是模仿“辽制”，建“行国”体制。契丹“行国”建立在游牧兼渔猎经济基础之上，女真人是渔猎兼有粗放农耕，难以转向游牧“行国”。二是走独立发展之路。阿骨打立国之初，确实有发展金源内陆的打算，但金源地广人稀，渔猎兼粗放农耕已满足生存需要，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社会形态变革，这条路仅在理论上存在，而且，渔猎经济基础上的“皇权”有名无实。三是入主中原，将女真人的皇权政治嫁接在中原有序的社会之上。中原有序的农耕经济适合皇权的发展与巩固，女真人转向农耕有一定基础，关键是农耕经济具有寄生空间。海陵君臣选择迁都燕京已有实践，一方面，金初有女真猛安谋克户迁入中原，多安居乐业；另一方面，熙宗在天眷年间巡幸燕京，一度驾驭皇权。 随着海陵迁都，女真社会开启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通过空间位移，在短时间内跨入国家文明，让阿骨打称帝后的空壳“皇权”找到归宿。皇权嫁接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祭出“正隆官制”，终金之世守而不能变，与“天眷新制”及以前的官制改革大相径庭。金初的上层建筑与中原农耕经济相适应，推进了女真人国家形态的演进与建构。 旧问题解决，新矛盾又出现，历史在不断解决矛盾中发展。随海陵迁都，猛安谋克户大规模迁入中原，他们不适应精耕细作的农耕生产，拒绝中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聚众为盗为贼，影响皇权的稳固。如何安置猛安谋克，受制于南宋政权的存在。为防御南宋，猛安谋克必须保留，并需特权保护，金朝政权只能维系在与女真贵族的媾和之中。若灭南宋，猛安谋克成为国家“编户”，政权的民族性自然消解。锐意改革的海陵选择后者，发动南征。世宗完颜乌禄后方篡位，致南征失败。世宗选择与南宋并存，给予女真贵族、猛安谋克户特权，这就是与完颜氏联合的“女真贵种”存在的社会基础。 综上所述，金朝立国及其社会形态的演进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金朝跨入国家文明的门槛，军事联盟赖以存在的争战逐渐消失，“女真贵种”集团也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车同轨、书同文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作者系燕山大学东北亚古丝路文明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本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传播服务。 ID：jrt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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