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 趣 袁行霈 古人谈文论艺，常常拈出一个“趣”字，与这个“趣”字相关的还有“意趣”“兴趣”“情趣”“理趣”等等说法。“趣”，实在是关于文学艺术的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袁宏道说得好：“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叙陈正甫会心集》）他特别提到“花中之光”，可谓别具慧眼。一般人只注意花之色，难道花还有光吗?敏感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会觉得有。唐诗中就屡见“花光”二字，如王勃《郊兴》：“雨去花光湿，风归夜影疏。”钱起《玛瑙杯歌》：“花光来去传香袖，霞影高低傍玉山。”李德裕《述梦诗四十韵》：“花光晨艳艳，松韵晚骚骚。”这“花光”二字有时或可释为“花色”，但“花色”不如“花光”新鲜，更不如“花光”有趣。“花光”在“花色”之外还多了一些什么，如闪动的熠熠之感。由此我想起欧洲印象派的绘画，他们重“光”的表现，并且注意光线的变化所带来的景物的变化。法国的莫奈，根据自己在吉维尼别墅花园中的荷塘景色画过系列作品《睡莲》，他笔下的那些睡莲，由于光的不同而造成变化莫测的细微差别，真是趣味盎然。 书法固然讲究笔法间架，但也少不了一个“趣”字。这“趣”仿佛是书法作品之能成为艺术的必备条件之一，说得夸大一点：有趣则生，无趣则死。试看王羲之的《兰亭序》，“癸丑”二字扁扁的，夹在首行中间；后补上去的“崇山”二字大大的，搁在“峻领”的肩膀上；“极视听之娱”这句话中的那个“视”字，左边的“示”旁粗粗的；右边的“见”字细细的，歪着。这些地方都透趣味，耐人寻思。 至于诗歌，对“趣”的讲究就更多了。如严羽《沧浪诗话》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苏东坡说：“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读有奇趣。”（《诗人玉屑》卷十引）司空图与王驾评诗曰：“右丞、苏州，趣味澄复，若清流之贯远。”（《唐才子传》卷九《王驾传》引）谢榛喜欢引诗句加以评点，其《四溟诗话》云：“贯休曰’庭花蒙蒙水泠泠，小儿啼索树上莺。’景实而无趣。太白曰’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景虚而有味。陆龟蒙《咏白莲》曰’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此趣也。”可见，“趣”对于诗歌来说是多么重要。近来重读李长吉歌诗，发现他的一些诗句非但奇绝而且有趣，如：“一双瞳仁剪秋水”（《唐儿歌》）中“剪”字，“银浦流云学水声”（《天上谣》）中的“学”字，“思牵今夜肠应直”（《秋来》）中的“直”字，“东关酸风射眸子”（《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那个“酸”字，“天浓地浓柳疏扫”（《新夏歌》）中的“浓”字，越琢磨越觉得有趣，这是一种童趣，真亏他想得出来！ 古人重视“趣”，有推崇自然天真的意思，意欲寻找景物本来具有的活泼泼的微妙之处，感受情景契合时的愉悦之情。所以古人往往在“趣”字前面加一个“天”字，称之为“天趣”。邓椿《画继》引宋复古评陈用之的山水画曰：“此画信工，但少天趣耳。”方回《杂书》将李商隐与李白对比，说：“亦焉用玉溪，纂组失天趣。”（见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附录）。王渔洋《池北偶谈·谈艺五》曰“桐城方尔止，潇洒有天趣。”他们都以“天趣”为高。袁枚《随园诗话》曰：“汤扩祖《春雨》云’一夜声喧客梦遥，春风送雨夜潇潇。不知新水添多少，渔艇都撑进板桥’。”庄廷延《听雨》云：’梅花风里雨霏霏，人卧空堂静掩扉。一夜沧浪亭畔水，料应陡没钓鱼矶。’二诗相似，均有天趣。”袁枚所称赞的这两首诗都是写雨后景物的变化，并非亲眼所见，而是夜卧室中的猜想，但猜想得来有趣，因为恰如其分地捕捉到了雨后的变化。（我想这或许是从陆游的诗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中化出来的。）又如，《晋书·陶潜传》说：“陛不解音，而畜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附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他收藏一张无弦琴，高兴的时候便抚将起来，既然无弦当然无声，他却能在无声之处听到声，得到趣，这是他本人之天趣借那把无弦琴表现了出来。 苏东坡对“趣”另有解释，他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冷斋夜话》引）他对“趣”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反常，二是合道。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独特的发现当然无趣，但是独特的离了谱、不合事理，仍然是无趣。既要反常，又须合道；既出乎意外，又得其中，其间的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这就产生了趣。 我喜欢有趣的人、有趣的言谈和有趣的东西；喜欢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因为他们保留与生俱来的“天趣”。平时吟诗、读画、观赏书法作品，也往往从其“趣”中领会作者的天真、天机和智慧，从而得到愉悦。 我真希望生活中多一些“趣”，多一些自然，多一些天真。■ 词人朱庸斋与《分春馆词话》 徐晋如 朱庸斋先生，是一位“真正”的词人。人真，词更真。陈永正《朱庸斋先生年谱序》云：“嗟夫，士君子生于阳九百六之世，龙火漂焚之秋，一身自保不暇，然犹闭户吟呻，焦桐疏越，下鲛人之珠泣，成绝妙之好词，於乎休哉，此真词人也。”先生更是一位“纯粹”的词人。心地善良，敏感多情，真率自然，胸无城府。在一些人眼中，只是个不通人情世故的书呆子，“人知与不知，大率指目君以为笑者”。除了文艺之事外，别无长技，加以他的性格既狂狷又怯弱，在大动荡的时代中，无法掌握个人的命运，每被裹挟进历史狂流中，陷于窘境而不能自拔。然而，正如他十八岁时写的《清平乐·扬州》一词的结语：“犹有照人青眼，世情不似垂杨。”先生一生，总是以青眼照人，尽管世情变幻，还是保持词人的一片赤子之心。他对朋友，以信以诚，对弟子，尤为关怀备至。虽贫困潦倒，多愁善病，但词中从无嗟卑叹穷的寒酸语。先生论词，以“情”为主。《词话》云：“学词有偏重于性情，或偏重于词藻。人各不同，情词并茂，固是大佳；然情深意足，虽白描亦能真切动人，稍加词藻则情文相生矣。”庸斋词，正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所称道的“天真之词”，情词并茂，一字一句，都是个人心性的真诚流露。 先生青年时遭逢丧乱，所为词多乡国沦亡的悲感。如《临江仙·庚辰秋望》： 故国登临多少恨，惊心片霎秋光。野旗戍鼓满空江。重寻葵麦径，犹识旧斜阳。 信道青衫无泪湿，何堪半壁秋光。回风惊雁欲辞行。江山如梦里，无处问兴亡。 作于一九四〇年秋，先生年甫十九，时广州已沦陷，一家生计，全靠他授徒维持，有时甚至衣食不继，词中充满了彻骨的苍凉：“征鸿信杳，寒鸦声歇，满地干戈。”（《秋波媚》）“避地仍惊燹劫，风掠马蹄腥。”（《甘州》）颇近蒋春霖《水云楼词》的格调。是年九月，被聘为广东大学文学院讲师，讲授诗词。十二月初，陈璧君突然约见，命先生即行到南京，旋被汪精卫召见，委派为“行政院编纂”，负责整理所藏图书及编目，并为其三女汪文恂讲授诗词。不可抗拒的因素，造成一生的阴影，先生不免受到良心的谴责：“故国繁弦，天涯倦客，消得醉时肠断。青衫泪满。”（《齐天乐》）在南京期间，写下了当时颇为传诵的《南楼令·冶城送客》词： 风劲角声干。孤潮寂寞还。问六朝、兴废漫漫。今古石头城下路，追往事，有无间。 丧乱满乡关。归舟落日寒。想庾郎、重赋应难。眼底沧桑千劫过，谁认取，旧江山。 缪钺云：“若论’寄兴深微’，在中国文学体制中，殆以词为极则。”此词虽为小令，气势却似长调，风格沉郁顿挫，境界隐约凄迷，真如缪氏所言者。 几个月后，先生因不谙事务而被辞退，返回广州。此后几年间生活无着，到处求职，当过中学代课教师、民社党文书干事，又为报刊校对及接登广告，甚至做过监仓员的工作。曾远赴湖南任铁路审计处办事员，《高阳台·衡州守岁同静庵》一词，所写的就是这段时期的生活及心情： 饯岁杯宽，偎人烛短，年年节序堪惊。染柳薰梅，东风渐入邮程。相看各自矜寒惯，拚终宵、腊鼓同听。尽凄清、一夜芳樽，老尽吟情。 回灯试就家园梦，奈行云输与，马影鸡声。剩有新愁，待教重付平明。他时芳草江南满，问迢迢、春路谁经。恁飘零，能几花前，更续馀酲。 动乱的四十年代，词人完全遁入自我的精神世界中，个人无力担荷眼前的一切，只得听由命运的摆布，然“其专好之心，治之弥坚，钻之弥至”，不问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词中所写的依然是个人的悲苦幽寂的心境，笔触细致，意象凄迷。如《临江仙》词： 九十春韶无着处，经过几换晴阴。乱枝扶叶欲成林。熏风圆蝶梦，芳讯老莺心。 依旧酒边花外地，是谁一任消沉。粉绵飞絮莫相寻。谢他帘幕好，端护夕阳深。 一九四九年二月，通过叶恭绰的介绍，先生始得在广州大学中文系任讲师，又兼任文化大学讲师，讲授词学、词史、专家词、词选等科目。未久，大陆政权更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先生还很年轻，已被社会远远抛离。五十年代初，中医界友人集资雇用为事务员，工资微薄，生活困厄，他并没有像当时许多诗词家那样中止创作，读书填词，几乎是活在人世上唯一的精神支柱。的确，包括其家人在内，人们一直都弄不清楚这位词人，他仿佛只活在自己的梦中，才华学问固然令人仰慕，而日常生活中的怪癖，那天真甚至显得有些稚气的言行，却令人难以捉摸和接受。王静安云：“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文学家把他所创造的精神利益看得比物质利益更重，先生唯以诗词书画，遣闷纾忧，此时词中所反映的仍是那孤独而中含隐痛的灵魂。如《三姝媚·团圆近矣，秋宵夜坐，枨触无端。聊赋一解，寄北京叶遐庵》词： 虚窗怜独夜。任冰弦尘侵，经年长卸。着意吟秋，奈病馀争似，往时陶写。絮语疏虫，早声入、相思台榭。几日西风，做冷催愁，尽将人惹。 休道芳韶先谢。叹明镜清辉，正须重借。驻梦回灯，念旧游心事，自成凄诧。照坐颓蟾，又孤影、偷分兰炧。漫想来宵浊酒，伊谁共把。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经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叶恭绰推荐，先生得以进入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任“干事”。饱经忧患之身，从此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数年间事务繁忙，依然作词不辍。如《渡江云·中秋芋园对月》： 清辉流万瓦，素蟾梦隔，旧谱散钧天。自怜风讯断，叵耐关人，一笛故依然。分明镜约，料沧江、几误婵娟。应妒他、玉楼青女，竟夕斗秋妍。 何缘。芳樽重对，素手同携，话银河清浅。谁会却、情销星箔，泪搁金仙。暗尘不到高寒处，只山河、影换当年。圆缺事，未须商略吟边。 篇终见意。尽管山河影换，圆缺阴晴，世氛扰攘，素娥青女，互斗婵娟，钧天梦隔，而尘凡万事，仍不介于一己之怀抱。 一九六一年，为传承词学，先生在家设帐授徒。次年，兼任广州文史夜学院中文系教师，授诗学及词学。此后几年，体弱多病，虽常在炉烟药裹之中，然师生传道问道之乐，也为黯淡的生涯抹上一痕明丽的色彩，先生写下不少可传的佳作。 真正“触及灵魂”的还是六十年代中叶以后的一系列事件。一九六六年秋，历史巨劫降临，庸斋先生好像忽然清醒了，成长了，成熟了，一位关系密切的弟子被抄家鞭死，先生闻讯恸哭，写下《高阳台·九月初三悼杨生作》一词： 趁暝鸦翻，堆寒叶积，画楼消息重探。梦醒欢丛，家山望绝天南。灯昏罗帐沉沉夜，记年时、九月初三。更那堪，恨结垂杨，泪满青衫。 闲来忍忆尊前句，甚凉秋摇落，先悼江潭。漫托春心，可怜怨宇冤衔。飙风倘逐羁魂去，怕九阍、天路难谙。渺烟岚，楚些愁招，断札谁缄。 《词话》云：“杨生年长于余，从余学词，不幸横死于暴力，清夜思之，能无泫然？”此时词中的家国情怀、忧患意识，较少作更为浓烈。一九六七年间，以朱彊村《庚子秋词》为式，成《丁未夏词》若干阕，可惜均在次年’清理阶级队伍’前焚毁，仅馀数阕被友人保存下来。如： 郭北飘风平地起。陌上繁花，过眼脂成紫。年少驱车怜意气。不辞霜刃轻身试。 如墨战云连十里。天若有情，应惜无名死。腐肉凭谁供野祭。饥乌号客斜阳里。《蝶恋花·书事》 茫茫谁吊中流血。怨魂凄对鹅潭月。锦缆断西风。清宵樯橹空。鲛珠徒自搁。也为人间落。此夕叩阍难。天高无处攀。《菩萨蛮·书事》 两词分别写一九六七年广州两次大武斗，为枉死的青年鸣冤，足见仁人长者之心。同时的《浣溪沙》词“家家磨剑候黄昏”一语，尤为触目惊心。时贤咏“文革”浩劫十年诗词，多为后来追忆者，如此即境即事的创作，甚为罕见。在文明断裂、文化断层的时代，在恶劣甚至危险的处境中，分春馆诸门人，受到先生的鼓励和影响，坚持“潜在写作”，成果甚丰，为当代词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一九七八年后，是先生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安定的日子。才华学问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他也主动积极参与许多社会活动，举办各种类型的诗词、书法讲座，此期间也写了一些清新明快之作： 东风一夜回新绿，影浸玻璃玉。弯环九曲赤栏桥，人在晓莺声里度花朝。 桃蹊柳岸深深处，画舸随歌驻。春来湖水不曾闲，尽日漂红漾翠过芳湾。 《虞美人·东湖春晓》 尽管如此，还是会写出感情如此哀伤的作品： 微茫春脚远。叹暂来还去，空教凝恋。花阴夕阳乱。向花深红透，行人妆面。相逢恁短。赚匆匆、将离泪点。料明朝、多少闲愁，分付隔帘孤燕。 凄断。繁英换尽，杯酒谁同，较量深浅。垂杨倦挽。青衫上、絮尘满。算此时一任、情牵绪引，自把芳华暗检。问何从、乞与东风，更吹梦转。 《瑞鹤仙·送春》 也许，这才是词人真正的本色，永葆个人精神的自由，一缕幽微素洁的词心，终生不变。 一九八二年，香港中文大学特邀朱庸斋先生赴港讲授词学，先生撰写了一些讲稿，后因病未能成行。次年春，病逝于广州，终年六十三岁。 关于书 论词完胜《人间词话》，堪称集千古词话之大成。作词开岭南词派道统，门人弟子均成国学重镇。 尽管《人间词话》在普罗大众那里享有极大的名气，但在所有会作诗填词的内行那里，它的地位比不上《分春馆词话》。除了《分春馆词话》，还没有第二部词话能把填词的几乎所有的细节说得那么清晰。如果想要成为词学的内行，想要认真学习填词，就不能不读《分春馆词话》。 《分春馆词话》对唐宋词和清词名家名作，作出了精当的评述，同时更从词的风格、意境、声韵、句法、学词门径等方面作出详细的解说。不仅是为欣赏词而作，而是为了金针度人，教人如何去填出优美的词作来。可以说，《词话》堪称填词理论之大成，这是历代词话从所未有的成就。 与王国维生前就在《教育杂志》发表《人间词话》不同，《分春馆词话》是朱庸斋先生去世后，由门人据其讲课笔记和来往书札整理而成。 朱先生平生以填词为事，以教学为业，并无系统的著述，要为先生编定“词话”，先要准备有关资料。一九八三年分工，由李国明、李文约、张桂光三人负责搜集师门往来信札，然后辑出其中论词之语，这是编纂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先生性格和易，敦于友谊，好交游，有信必复，日间无事，则磨墨作札，才思敏捷，往往下笔千言，以行草疾书，一气呵成；有时与友人日间谈词，意犹未了，晚上则作书细论，命子女持往投达，是以一生中所作函件甚多。然而近代世变频亟，故交遗札未易访寻。先生平生有三位文章知己，一位是叶恭绰。叶氏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由沪返穗，得读先生词作，大为赞赏，此后二十馀年间，唱酬不断，往来信札，多为讨论词学者，惜先生致叶氏之函始终未能求得。一位是吴三立，吴氏为华南师范学院教授，能诗，自一九七三年始，吴氏常亲至分春馆，与先生谈诗论艺，数年间，来往书信多达十馀函，且多为累千百言之长文，钱钟书所谓“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情”，亦庶几近之矣。《分春馆词话》成书后，吴氏年近九十，还亲为撰序。一位是傅静庵。傅氏与先生少日齐名，人称“傅诗朱词”，傅氏后至香港，一九七〇年恢复通信，往还不断。傅氏于一九七六年致先生函中云：“保存足下书函甚多，拟交与国明整理，将论词部分分类剪存，第一类为分析问题，第二类为批评作品，用簿粘起，然后再抄。”已有整理词话的设想。又谓“來函分析填词之法，精绝無伦”。编写《分春馆词话》时，吴、傅二氏尚健在，其所藏先生之函件，已大多检出。李国明负责摘录傅氏藏品，李文约、张桂光、梁雪芸负责摘录吴氏藏品。可惜的是，吴三立辞世后，家中藏札，今已全部不存。 另一类材料是门人的听课笔记。先生在家设帐课徒，一般以两年为期，第一年讲授唐、宋、金、元、明词，第二年讲授清词。由蔡国颂、陈永正各自负责整理本人听课笔记。 经过一年多的筹集和撰写，一九八四年冬，全部材料汇齐，可以说，真是满目碎金，美不胜收。陈永正统一编定。 编好的五卷《分春馆词话》，1989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仅印了1000册，早已难觅踪影。2016年，新星出版社重新出版该书，并搜集先生对友人弟子词作的评语，编成《分春馆词话补遗》，一起出版。 近代以来的词话，有很大影响力的是王国维《人间词话》、顾随《驼庵诗话》，前者更成为长盛不衰的经典著作。然而，同王国维、顾随以西方文艺美学观审视历代词作不同，《分春馆词话》更强调实践、更贴近传统，字字皆出于个人的体悟，因此也将会为读者提供另一个层面的阅读快感。傅靜庵曾致函先生，谓其“论词左右逢源，而又是无可翻驳之论，如能有专著行世，恐王易、夏承焘、龙榆生辈，均觉失色”，今《分春馆词话》成书再版，亦可告慰先生矣。 本栏目刊登在2017年第一期“说艺录集”栏目。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