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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我的人生的加速键被按下并卡住了，涌动着肾上腺素，展望着将在二百五十万人前演出的史诗级现场。每一场票都全部卖出，还在不停地在日程表上加场。这会是无情和消耗的，但是我很兴奋。有迹象表明乐队正在顶峰，因为艾德和保罗的统帅，我们变成了组织完备有力的路演机器。我们有一张很棒的专辑要发表，也多亏查斯·何灵顿的灯光，每一场演唱会都异常壮观。 对于我的游牧式生活，宝琳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隐忍，使得我可以在一年中的几个月之外的时间都在国外。即使我回到英国，我也不是巡演就是录音。家庭生活遭了殃。在父亲不在的情况下，她一个人把孩子带大非常艰辛。我们当时在钱的方面比较宽松，但是很少有相互的慰藉。我非常爱宝琳，但是——孤独，无聊，失控，被恭维，不管是什么——我迷失了几次，无止境的诱惑被证明超越了我的耐力。这样，我又上路了，我自己很兴奋，可能就是自己很嗨，没有像我以前应该那样敏感地注意到宝琳的状况。成功是一剂猛药。现场演出和去全世界一百多座城市也是一样。巡演会让人上瘾。 我们飞到杜布罗夫尼克，今天在克罗地亚，当时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那里正在酝酿一场血腥的战争，很快会摧毁巴尔干半岛。【指南斯拉夫内战，1991-2001，超过十四万人死亡，上千人失踪，四百万人无家可归。】杜布罗夫尼克是坐落在亚得里亚海岸的美丽又古老的城市，今天在游客中如此受欢迎，官方开始限制游客数量了。我们在的两周没有体验到如此的城市；当时正在经历艰难的时光。它正在肉眼可见地分崩离析，什么都不好用，商店里也没什么食物，空中弥漫着紧张和消沉。斯普利特情况更差，在那里我们做了第二次半个月的排练。这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在海岸更北的地方，更加的阴沉和贫困。好多天的早餐都没有咖啡或茶，偶尔有鸡蛋，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吃着当地的奶酪配古拉格【Gulag，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俄语：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довых лагерей и колоний”），简称古拉格（俄语：ГУЛАГ，罗马化：GULAG），指的是苏联的监狱和劳改营网络，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代表整个苏联强迫劳动系统。】品质的面包。几乎也没有任何工作人员，明显是因为工资太低了，工作变得没有意义。市场上只有几家货摊卖根菜。这个体验被点亮了一点，当时在音符唱片公关部工作的记者和主持人玛丽艾拉·弗罗斯特拉普【Mariella Frostrup，挪威裔英国电视主持人】飞过来待了几天。她脸上挂着持久的微笑，让人如沐春风，可能是当时这个国家所见到的唯一的这样的人。 好在我们这次巡演的首场、在斯普利特的这场演出也没有为接下来的演出定下基调。那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最粗暴的观众，意大利那些兴奋的观众跟他们比起来简直就像小孩的生日聚会。在那个恰如其名的抱怨音乐厅里，观众90%是男性，现场充满了暴力的气氛。台上台下都毫无欢乐可言，只见粉丝们相互斗殴，还跟保安人员打成一团。现场瓶子到处飞，燃烧棒被扔来扔去——在室内！第二天能登上飞机前往耶路撒冷真是太好了，那里虽是真正的战区，但相比之下却令人愉快得多。 我从来没有去过以色列，只是看过有关和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持续存在的斗争的新闻报道。我们有在四月的最后一天的演出开始前的几天探索一下城市的奢侈——是多么非凡和奇怪的几天啊。宝拉·叶慈【Paula Yates，威尔士主持人、作家，1959-2000】，马上就和鲍勃·吉尔道夫结婚【Bob Geldof，爱尔兰音乐人，政治活动家，1951-，爱尔兰新浪潮乐队The Boomtown Rats主唱，群星义演Live Aid组织人，Pink Floyd电影《迷墙（Pink Floyd - The Wall）》主演，与Paula Yates在1986-1996年间为夫妻】，带领一队人马来为第四台【Channel 4，英国电视台，在BBC1、BBC2和ITV之后开办的电视台】的音乐节目《管子【The Tube】》拍摄关于我们的纪录片，我们去哪，他们就跟到哪。宝拉是绝对讨人喜欢的人，热情又自然，她把原本可能令人厌烦的经历变成了无伤大雅的乐事。 天晓得摄制组是怎么跟有关部门说通的，但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骑着驴子，模仿耶稣进入圣城【耶路撒冷】那样在狭窄的鹅卵石街道上大步慢跑。镜头里我骑在那头小驴子上显得十分滑稽，我的长腿都快垂到地上了，鞋子也拖在地上。我们引得当地居民投来不少怪异的目光。 演唱会在“苏丹之池【Sultan's Pool，בריכת הסולטן，耶路撒冷锡安山的古水池】”举办，是对乐队而言稀有的荣耀，这次是我们演过的演出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之一，有好的原因，也有坏的。苏丹之池是一个可以追溯到希律王【King Heord，公元前72-公元前4，罗马帝国境内犹太王国的犹太王，扩建了耶路撒冷第二圣殿，西墙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圣经新约里记载，希律王作为犹太地统治者在耶稣诞生时下令罗马驻军将伯利恒及其周围境内两岁以下的所有男婴杀死】时期的水池，坐落于锡安山边，可以俯视城市。周边都是很高的石墙，我们到了后从台上探出头看了一下，台下塞满了几乎是实心的、有剧烈搅动的人群。基本没有可以移动的空间。令人警惕的是，没有警察或安保人员，只有五六个年轻的士兵在台下，在旁边是预留的十来个轮椅观众的区域。 我们上台的时候，台下有骚乱。人潮汹涌向前，蔓延到了轮椅观众区，就在我们下面造成了拥挤。那是令人惊悚的几分钟，感觉就是我们即将要见证发生在距离我们仅有几米的一场灾难。保罗·康敏思说他在那十分钟内老了十岁；这是他所见的关于人群安全问题中最吓人的一次。他四处跑试图去解决问题，但是没有警察——或者即使有的话，他们也迷失在混乱中了。与此同时，还有五六个歌迷在明目张胆地顺着绳子从墙外翻进来。这好像是中世纪的攻城战。在后面推搡拥挤的人群中一片混乱，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到前面出了乱子。坐轮椅的观众在拥挤的人群中不见了踪影，但随后，奇迹般地，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从人群中被抬了出来，他们的轮椅被其他粉丝举着传到了舞台上。感谢上帝，他们中没有人受重伤。 后来我们得知，那些我们曾希望能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几个年轻士兵，竟然来看演出了，而不是去履行职责。他们随后受到了纪律处分。 演出终于开始时，我们还心有余悸，但很快便找回了状态。一个月后，布鲁塞尔的海瑟尔球场发生了踩踏事故【海瑟尔球场惨案（Heysel Stadium disaster）是指发生于1985年5月29日欧洲冠军联赛足球决赛中的球场惨案。该场决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海瑟尔球场进行，对赛双方为英格兰利物浦和意大利尤文图斯。事件造成39人死亡，当中主要为尤文图斯球迷。】，造成 39 人死亡，600 人受伤。体育和娱乐行业尚未意识到糟糕的观众管理所带来的危险。巡演进行了两场，我们就经历了一次骚乱和一次险些酿成大祸的踩踏事件。 我们南下前往秩序井然的现代商业城市特拉维夫，在城市公园里举办了两场演出。从酒店向外望去，我们能看到每条街角都有四艘炮艇和全副武装的士兵。以色列可不是一个能让人从神经衰弱中恢复过来的地方。不过演出还算顺利，唯一令人担忧的事发生在第二场演出结束后，我们去了一家酒吧，遇到了几位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以航【El Al】的飞行员。 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所有飞行员都兼任以色列国防军的战斗机飞行员。听他们讲述这些非常醒酒，如果接到命令，他们会在半小时内冲进驾驶舱，上帝知道那时他们喝了多少啤酒和鸡尾酒。我们和他们一直玩到凌晨四点左右，临别时，我们几个都醉得不行，我们问他们下次工作是什么时候。他们说，明天，要执飞上午 11 点飞往雅典的航班。那正是我们要乘坐的航班！七个小时后，我们登上了那架波音 747 时，心里有点紧张，我们自己也宿醉未醒，但飞行员们却精神饱满地迎接我们。他们甚至邀请我们进入驾驶舱观看降落……尽管飞行员们很可能已经超量饮酒，但降落过程却非常顺利。 在希腊，我们转移进了巡演公车和卡车组成的巨型大篷车里，前往瑞士的蒙特勒音乐节【Montreux Jazz Festival】，在那里我们和斯汀和他的新乐队重聚，奥马尔·哈基姆担任鼓手。我不确定他和泰瑞说了多少话，但是很开心看到他，感谢他出色的工作。斯汀告诉我们，在几场演出之前，就在上场之前，他的乐队接近他和管理层，说如果不多付给他们钱，他们就不上台演出。斯汀说：“好，没事，那我就自己演。”他也是这么做的，他一个人拿着一把吉他站在一万人面前。第二天晚上，乐队重新上台。 不幸的是，再次回到南斯拉夫，在贝尔格莱德【今天塞尔维亚首都】的两场和萨格勒布【今天克罗地亚首都】的一场，都是噩梦般的。和在斯普利特一样，观众基本上都是男的，数万个小流氓在互殴和破坏，猛扔燃烧棒还有任何他们能抓住或薅出来的投掷物。这是十年巡演中唯一一次看到一个中队的骑警对抗体育馆外的暴乱者。在六年后，我们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巡演中，这里爆发了战争，所以我们免去了来这里演出的折磨。我们在巴尔干半岛的演出使我们有着不光彩的荣幸近距离见证了民族间紧张关系的强度，最终演变成全面武装冲突。 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的演出，那时也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是更平静的体验，也不是没有问题。在我们过去很久之前，保罗接到一个官员的电话说，演出不能进行，除非让半个卢布尔雅那断电。电网没有足够的电力同时为两者供电。我们的演唱会现在在每一个地方都会给当地的电力供应系统造成压力。我们的车队由12个大型双轮拖车组成，里面装着各式各样的音乐和电力设施。我们本身就是一座移动的小镇。 卢布尔雅那的市长参与了讨论，有着毫无瑕疵的逻辑，他指出因为半个城市的人都会去看演出，所以另半个城在黑暗中度过夜晚也没什么。即使半个城市的电力在我们的掌控下，还是不够，员工报告说如果所有的灯光和声音都在一起出来，它们都会降低，还有全市的灯光一起。我们演出的时候，声音一直在减弱，但是没有人注意或在乎。斯洛文尼亚人看起来是斯拉夫人中比较温和的一支，也看到了我们日常的50%的女性观众，这使人安心，中和了人类物种中雄性的睾酮。 这是一次比较多事的巡演，我们发现自己在穿越边境，进入东方阵营【Eastern Bloc，指冷战期间西方阵营对中欧及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称呼，其范围大致为苏联及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在布达佩斯【匈牙利首都】有三场演出。近距离看到一个康米城市绝对是令人开眼的，城市的一半古老又美丽，是体制内要员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另一半是凄凉的塔状街区和工厂，宣传海报和列宁【列宁，本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1924，苏俄和苏联的主要缔造者、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的雕像。作为之前居住在犯罪猖獗的公共住房的人来说，我们并不在乎，我们的旅馆很破旧，即使它已经是城里最奢华的酒店。四年内，向自由民主的转化完成，我想除了党内的官僚，没有人看到它的衰退会悲伤。 我们被安排了一位年轻漂亮的翻译，或许当局是想展示一下他们康米主义女性的美丽与聪慧。她陪我们去了城中漂亮一半的山顶一座宏伟建筑里举行的豪华晚宴，那里可以俯瞰多瑙河。一切都显得非常高档，铺着白色亚麻桌布，服务人员都穿着制服，其他桌上的人都是一副闷闷不乐、自命不凡的党内官员。我们看到了康米主义最丑恶的虚伪，但最致命的揭露发生在女翻译看菜单时，她紧张地笑着指出，那碗汤的价格比她一周的工资还高。我们坐着舒适的高科技旅游巴士离开了布达佩斯，心里有点为自己所享有的好运气感到不安，不管英国可能面临什么问题，感谢上帝，它不是康米主义国家。 就在我们在布达佩斯的时候，我们制作了《不劳而获》的视频，它是我们六周之后发行的专辑的第二支单曲。这个视频，一部分是计算机图形学的动画，是开创性的。它最后成为在几年后的1987年成立的MTV欧洲台播出的第一支视频，它被认为对后来的音乐录影带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它是由英国电影导演史蒂夫·巴伦【Steve Barron，爱尔兰电影和MV导演，1956-，除了Dire Straits的Money for Nothing外，他的代表作还有Michael Jackson的Billie Jean等。】制作的，电脑动画的先驱者之一，他的热情和技术很快让我们对这个新的视频现象非常兴奋。流行文化史学家会告诉你这支音乐视频是我们欣赏音乐路上的里程碑时刻。在音乐体验中，视频几乎变成和音频一样重要的部分。 我们在五月21日离开布达佩斯，在专辑全球发布的一周后。我们太忙了，以至于没怎么关注评论，当新闻慢慢涌进来，我们惊讶地发现在英国的一些早期评价是相当负面的。《新音乐快递【New Musical Express，NME，1952年创刊，2018年停刊，2023年又复刊】》里的一篇还尤其的恶劣，但是没有人很惊讶。NME对每个人都恶劣。我们真心地不鸟它，马克看了乐评后大笑不止。我们从心里知道我们做了值得的音乐。它很棒，我们对它的感觉也好，观众很爱它。 如果乐评的初衷是为了阻止音乐爱好者买专辑，那么这个计谋严重地失算了。它直接在所有有销量记录的国家直升到第一名。在英国，它占据榜首14周，其中连续10周，成了1985年的销量冠军。在美国，它在广告牌200排行榜停留在第一名9周，在澳大利亚是令人惊愕的34周榜首。它也成为了第一张卖了100万张CD的专辑。美国的制造商抱怨说因为需求量太大以至于没有办法生产别的专辑，甚至没有办法跟上《并肩兄弟》销售的节奏。 在英国其他地方和全美国的反响都是更偏赞许，当我们一过三千万的认证销量，大多数评论都变成了这其实不算是一张粗制滥造的专辑。 我们继续行军，像一支迷你的拿破仑军队横扫欧洲，八十多名工作人员分成有自己首长的组成部分，保罗·康敏思作为总司令指挥战役。我们真应该给他买一支手杖和尖顶军官帽。每一天都是后勤方面史诗般的挑战，需要快速行动和辛苦劳作。我们，乐队，就简单了。我们只需要演奏音乐。团队唯一不工作的时候是当他们爬上巡演公车，拿几瓶啤酒躺在卧铺上。在为大型体量的听众现场演出后，巡演的第二大乐趣就是作为一个移动社区一份子的兴奋，每一天它的使命和它在每个场馆的一系列独特的挑战。但是目标每一次都是一样的：确保乐队在八点半走上舞台。我们的团队在248次挑战中没有失败一次。 有艾德一次性订好所有的演出，我们的行程有了更合逻辑的路线，但是随着需求的增加，更多的场馆被插入日程，我们最后在南北东西之间曲折行进。如果你把我们所有演出的城市连线，你得到的图画会更像一个小孩子的画，而不是一个军事作战计划。从匈牙利我们穿过西欧到达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然后南下到法国，进入西班牙，然后回到法国，穿越瑞士，再回到法国，然后去卢森堡，北上比利时，然后在巴黎用三场演出结束行程。 除了距离之外，其他的都很丝滑，乐队演得很好，相处得也很好，场馆在起伏，我们的新成员盖·弗莱彻和杰克·桑尼证明了在现场演出中的卓越。特别是杰克，很享受他出乎意料和突然间转变为国际摇滚明星这件事（台上台下都是！）每当我们到达场馆，每次的程序都是一样的，一天又一天。早上一到，工作人员就立刻行动起来，卸下卡车上的货物，搭建舞台、灯光设备、音响系统，并把所有的乐器设备都布置好。运营的核心，餐饮帐篷也马上搭建起来，“乳蛋饼”罗琳开始供应茶点和小吃，并为八十人准备饭菜。 我们大约下午三点左右到达，因为在此之前，乐队成员在场地能做的工作不多。到那时，工作人员已经完成了音响调试，确保所有乐器和扩音器都能正常工作。然后我们会用舞台监听音箱，而不是耳机，进行自己的调试，以确保在大型场馆中的音效恰到好处。马克有自己的吉他技术员兼路演工作人员，他也会负责照顾一下杰克；键盘双胞胎有他们自己的专家；而泰瑞和我的节奏组也有自己的技术员，一个叫约普的荷兰人，他自己也是鼓手。每天都是土拨鼠日，但运作得非常顺畅。如果场地出现问题，从来都不是我们工作人员造成的。 最后的仪式是整个团队在餐饮帐篷里吃晚餐。这里没有等级之分，也没有主桌；大家只是各自拿个盘子找个位子坐下。我喜欢这种仪式，喜欢其中的陪伴，喜欢同属一个团队并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的这种团结。出于多种原因，我们很少使用暖场乐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对工作人员来说是额外的麻烦，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会让演出时间过长，但主要是因为观众并不喜欢暖场乐队。他们买票是为了看主演出，却对暖场乐队感到厌烦，而暖场乐队往往是他们从未听说过的。 我们会在后台等待，听着人群从街上涌来时逐渐增大的嘈杂声，兴奋感不断上升，肾上腺素也逐渐注入血液。我从不紧张，只感到兴奋。尽管马克的角色压力很大，但我从未见他慌乱过。就算把他扔进满是蛇的坑里，他也会一样的冷淡和平静。然后，就是那个伟大的时刻，也是你做这件事的主要原因：你从后台走上舞台，吉他搭在肩上，观众的喧闹声越来越大——然后你走上舞台，被迎接你的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淹没。 很难描述那种面对观众那股狂喜的情绪浪潮席卷而来冲向舞台时所带来的身心反应。今天，有人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帖子上“点赞”，我们会得到一点多巴胺的刺激。把这个数字乘以大约一万，你就能体会到那种走进能容纳八万人的体育场时的非凡感觉。这并非是自我陶醉式的兴奋，而更接近于极限运动员、低空跳伞运动员或雪橇运动员的体验。在这些巨大的场馆里，你不过是舞台上的一名玩具士兵，俯瞰着一片欢乐的人海。你可能疲惫不堪，身体不适，或者刚接到家里打来的坏消息，但所有负面情绪都会在这股善意的洪流中被冲刷殆尽。紧接着，当第一个音符响起或第一拍敲响时，第二波高潮来临。在你意识到之前，人生中的两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你回到后台，汗流浃背，手里拿着啤酒。如果人人都能有这样的体验，就不会有人沉迷药品了。但话说回来，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摇滚明星会沉迷于酒精和药品，他们试图重现这种感觉。 在这一轮巡演中，卡昂【法国】的那场演出令人难忘，因为我的父母开车过来观看了，他们开着沃尔沃【Volvo，瑞典跨国制造公司】旅行车，在他们坐着美其名曰移动的家，前往露营地的途中——父亲现在已经退休——他们每年会花三个月时间去和他们这些年来结交的朋友相处。（父亲一直钟情于沃尔沃汽车，和他那一代许多参加过战争的人一样，他绝不会买德国车或日本车。）他们还去过几次别的演出，每次阿德里安，路演工作人员之一，都会用他那唱歌般的威尔士口音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总是给他们提供充足的茶水和饼干。整个团队的人都对他们很好。演出当晚，他们把可折叠的露营椅放在舞台一侧，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欣喜的时刻，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知道他们那不走寻常路的儿子最终还是有了不错的归宿。我感到一丝自豪，因为我坚持了自己的直觉，让一切顺利进行，最终没有让他们失望，没有浪费他们在我身上辛苦赚来的投资。 我们已经巡回演出八年了，但从未在西班牙演出过。起初我们的名气不大，但后来呈指数级增长，在那里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受欢迎。所以我们安排了在马德里演一场，在巴塞罗那演两场，在毕尔巴鄂的一个大型斗牛场演一场。总的来说，无论我们在哪里演出，观众都差别不大，音乐的普遍性超越了一切不同。奇怪的是，向来矜持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瑞士人竟然是最疯狂的观众之一，或许是因为音乐会是一种酒神节般的体验，在这种氛围中他们可以尽情释放，忘却自我，然后回归往日的冷静、礼貌和超然。但每当回忆起我们在西班牙的经历，那些在星空下度过的炎热夜晚，以及那庞大人群散发出的温和暖意，我心中就会涌起一股暖流。那些演出和现场表演一样美好。 多亏了查斯·何灵顿令人惊叹的灯光秀，我们的演出在视觉上变得同样令人目眩神迷，我希望在听觉上也是如此振奋人心、感人至深。它们必须如此，因为要让每个巨大的场馆都充满戏剧性。仅靠音乐已经不够了。当时大多数现场表演除了音乐之外，几乎别无他物，也许在最后一个和弦时会放几束烟花。查斯，如今在美国经营着一家名为“顶峰【Zenith】”的非常成功的灯光公司，是将现场体验提升到新高度的先驱者之一。如今的规模要求更多。所以我们给观众们提供了整个玩具店：超级强大的灯光、激光和烟火。在南斯拉夫排练期间，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与视觉之间的相互作用，灯光匹配并提升了歌曲的氛围。在那里我们搭建了一个清晰的框架，所以当踏上巡演之路时，就只剩下一些微调和优化的工作了。 关于这种视觉盛宴，没有比摩纳哥的路易二世体育场更好的例子，在去了西班牙之后，我们途经图卢兹【法国】停留了几个晚上，之后来到了这里。由于那天摩纳哥上空乌云密布，查斯终于有机会试用他那先进的激光设备，在我们头顶投射出飞翔的天鹅的影像，引得观众惊叹不已。 容我小小的报一下人名，当然这纯粹是为了记录历史，演出结束后，摩纳哥的阿尔贝亲王【Albert II, Prince of Monaco，阿尔贝二世，1958-，现任摩洛哥亲王】以及斯蒂芬妮公主和卡罗琳公主来到了后台看望我们。王室成员走进我们汗流浃背的更衣室来道贺，我很高兴地说，他们都很有魅力——但是也没有有魅力到能让马克把他的衬衫送出的地步，这可是个出人意料的要求。第一个来后台探望我们的名人是摇摇晃晃的基斯·穆恩【指乐队第一次被名人探班，参见第十一章，Keith Moon已在1978年去世。】，他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王室贵族了，当然，但在体育场的后台是那样的一个瞬间，太忙了以至于没有时间去反思，你的生命旅程的完全输入正在冲击你的双眼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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