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之后，当时的世家大族，多采取“不把所有鸡蛋放一个篮子”的策略，意在保存血脉，维持势力。简单来说，就是家族中的子弟，如果有“矢志抗清”的“忠烈”，那就会对应安排“降清与仕清”的“贰臣”，全部都押宝。效果是：在两边都有人，察势观风左右互搏，无论哪边出局，都可以永远立足于不败之地，至少不会全族覆没。
战乱时代，大家族里的至亲，包括父子兄弟叔侄分属不同阵营，甚至完全是“死对头”，各为其主各从其志，是历代都常有的事。在家族利益为绝对首要利益的民国以前，这当然不是什么个人的自由选择（那年头哪有这概念），而是很刻意也很隐秘的安排，只是绝大多数内情外人是不可能了解的了。这种小心机，这种正确应该说是被迫无奈，要避免的是被“一锅端”的惨剧，最终实现“覆巢之下亦有完卵”的结局。我以为这是很容易看明白的事，偏偏有很多一辈子搞历史研究的大佬被蒙骗。 比如全祖望讲“遗民无法永锢子弟”，钱穆谈“明清之际志士子孙屈膝奴颜”，一个说“遗民又不是世袭”，另一位说“诸老亲党子姓都是家族叛徒”，似乎都显得很幼稚。他们都是认为，明末那些遗民本身都是抵死支撑的，他们只是管不住子与孙贪慕荣华富贵跑去投降当官，可实际上在当时很多“第一代抗清志士”那里，一开始家族兄弟子侄就有不同安排。这倒不能说是明末遗民不纯，甚至首鼠两端，而是说他们必然明白其中利害，也会默许这样的部署。他自己的理念，固然是“临危一死报君王”，可总不能拖着全家族人跟着陪葬。“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是这样，本身就是违背儒家最基础道义和至高伦理的。
比如“抗清典范”张秉文家族，一方面，张自己是在山东左布政使（当时的明末山东省长）任上，保卫济南，壮烈殉国的。他死时妻妾亦赴大明湖殉国殉夫，家中侍婢10多人也同投湖自尽。按理来说，张家与新朝是血海深仇，他的三个儿子也都是“孤高守节终身不仕”的。但另一方面，实际上在张秉文死后没多久，他的弟弟张秉贞就带上了家族另一批人，在杭州大张旗鼓降清，是著名“贰臣”。所以整个清代，张家都并没有有抗清大佬受到牵连，反倒出了'父子宰相'等诸多高官显宦，且同时又反过来保护张秉文小家庭。这种世家大族的出处进退，当然是有规划或者默契的。
当时的江南世家大族，抗清也坚决，但同门之类子弟降清运作也几乎都在同时进行的。比如太仓王家，在晚明是“累世富厚”家族，王锡爵王时敏等等都是名流兼显宦。明亡时，王时敏还是太常寺少卿（明代的最高法院副院长），他当然要脸不会去勾搭新朝，所以立即带着长子回老家苏州归隐誓当“遗老”去了，社会评价很高，有操守有品！但是呢，几乎与此同时，他的二儿子已经在准备大清新科举的考试，暗中联络新的关系托他上去（顺治年间的科举多做样子），也的确立即高中进士。到了康熙九年，小儿子也成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这种顶官。也就是说，无论时代怎么变换，权政如何更替，太仓王家都是屹立不倒的。
这样的例子很多，后世也多的是这种运作。余潜山写《方以智晚节考》时，就列过不少类似案例，其破的中款之处亦甚多。这样一些门道，乱世中的保全之方，余潜山们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的恩师钱穆这种史家，不晓得是宅心仁厚，还是真的天真幼稚，就总是雾里看花，简直视世道人心如膜外耳。所以钱穆的书，谈论历史人事时，经常抓不到点上，令人干着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