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朝上下为什么对“叫魂”妖术如此恐慌？

1768年，乾隆盛世之下，苏浙地区却悄然掀起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风波。事件的起点，看似微不足道，却如同投石激水，波澜渐起。

一天，吴姓石匠正忙于修缮浙江德清县城东坍塌的水门与桥梁。忽然一位自称常年饱受侄儿虐待的村民沈士良，手持写有侄儿名字的纸片，向吴石匠求助，欲借此“叫魂”之术报复。

在那个时代，人们深信石匠木匠之辈拥有非凡之力。传言中，将活人之名写于纸片，贴于木桩，再击之，便能借其精气增强大锤之力；而被窃取精气的活人，轻则病倒，重则丧命。沈士良正是怀揣此念，企求吴石匠助其一臂之力。

吴石匠深恐卷入这妖术流言，为求自保，他迅速找来地保，将沈士良扭送至县衙。本以为此举能自证清白，岂料事态迅速扩大，德清县城为之震动。

更令人担忧的是，周边各县百姓纷纷听闻德清石匠涉及“叫魂”之事，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传闻愈演愈烈，竟称术士仅凭受害者之名、毛发或衣物，便能致其病亡，并窃取其灵魂精气。

原本，这不过是乡野愚夫因迷信而引发的邻里纷争，却不料这一小事竟成为日后惊天大案的导火索，更演变成席卷半个中国的“叫魂”风波。哈佛大学中国史研究讲座教授孔飞力所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深入剖析了这场政治风波的多重层面，从皇帝到地方官员，再到普通民众，各方表述不一，展现了这场由君主想象中的妖术危机如何演变成推动整个政治运作的强大动力……

（1）乾隆对“妖术”的恐慌

“叫魂”流言如同野火燎原，迅速蔓延至全国多个省份，其传播之广、影响之深，令人咋舌。一时间，人心惶惶，恐慌情绪笼罩了整个大清帝国。乾隆帝自然不能坐视不理。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这起事件背后所潜藏的威胁，认为这绝非简单的民间谣言，而是有预谋、有组织的“谋反者”在挑战大清帝国的统治合法性。

乾隆帝果断下令，要求全国范围内展开严查，务必揪出幕后黑手，严惩不贷。然而，起初的官员们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他们或许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或许认为这只是民众的无知与恐慌。但在乾隆帝的多次催促和严厉斥责下，官员们不得不行动起来，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缉捕行动。

随着调查的深入，官员们渐渐发现，这起“叫魂”事件其实是一场闹剧，背后并无什么复杂的政治阴谋。那些所谓的“谋反者”，不过是一些无知的百姓，在恐慌和迷信的驱使下，做出了一些荒诞不经的举动。

尽管事件本身并无大碍，但乾隆帝与官僚之间的对抗却成为了这次事件的关键所在。他作为一位强力君主，始终在努力掌控着整个官僚体制，确保自己的权威不受挑战。而在官僚君主制下，乾隆帝深知，要想保持国家的稳定和繁荣，就必须用法规和制度来约束官僚们的行为，确保他们按照帝国的利益行事。同时，他也要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自主性，不受官僚们的掣肘和限制。

因此，在这次“叫魂”事件中，乾隆帝与官僚们的对抗，实际上是大清帝国官僚君主制下的一种必然现象。它反映了乾隆帝对官僚体制的控制与官僚们对权力的追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这种矛盾和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清代政治制度的内在缺陷和局限性。

君主为避免成为官僚体制中的固定角色，需用专制权力整饬官僚，确保国家机器听从其指挥。乾隆帝对失效的规章条例不满，采用更主观、有效的考察制度，如宫中陛见和政治任命，来考核官员并注入专制权力。在叫魂案中，乾隆因对江南文化侵蚀满人精神的担忧，过度反应，并借此机会整饬官吏、彰显权威。他将此案当作政治罪处理，抛开常规，以自己的意愿督促官吏，使其成为专制权力下的执行者。

（2）丧失活力的帝国

在孔飞力的视角中，1768年的叫魂谣言之所以能在清朝的广袤疆土上掀起轩然大波，使得全体臣民为这场由君主构想出的、看似危及王朝根基的“妖术危机”而神经紧绷，其根源在于社会在朝廷的过度控制与改造之下，早已丧失了自我修复的能力。

透过叫魂案纷繁的文本记载，我们可以窥见不同身份的人对叫魂妖术的态度之差异。在普通民众眼中，那些涉嫌叫魂的僧侣与乞丐，如同侵入他们平静生活的危险异客。他们对这些外来者保持高度的警惕，通过构建妖术的话语体系，传达出内心的恐惧与不安。而在官方眼中，任何不受控制的行动都潜藏着危险，尤其是那些居无定所、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更是难以纳入控制范围的对象。

在这种先入为主的官方视角下，流动的乞丐与不受官方管理的僧道，自然成为了叫魂妖术的潜在嫌犯。虽然两者在犯罪性质上有所区别，前者更多是作为跑腿的角色，而后者则更具攻击性，但两者都受到了官方的严密监视与打压。

从清廷对中原地区民间结社、非正统宗教与宗法组织的严厉打击中，我们不难看出其行政控制及其制度精神深受秦制影响。1768年的妖术危机，实质上反映了清廷对流动群体的深深忧虑，并通过一系列礼法规范将其控制欲合法化。

专制君主对权力的持久渗透与改造，塑造了一个呆板而拘谨的官僚体系。面对官僚间复杂的权力庇护网络，富有野心的君主试图通过秘密报告、宫中陛见、政治任命及礼仪行为等手段，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信息情报网络。然而，这种文本的礼仪化互动虽强化了官员与君主间的个人联系，却削弱了官僚常规权力在解决公共危机时的独立性。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官员们为避免风险，往往选择回避问题，而那些能够最少惹事的官员，往往被视为最优秀的官员。

这种政治生态无疑为妖术危机的扩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君主对地方官吏的猜忌与苛责，导致后者对前者的敷衍与搪塞。地方官吏在应对妖术案件时的无为与转移视线，进一步加剧了妖术的蔓延与官员失职给君主带来的危机感。

在这样的氛围下，那些深谙主子心意的臣子自然会迎合乾隆帝的危机想象，通过刑讯逼供等手段强化叫魂妖术的真实性。作为这场妖术危机的始作俑者，乾隆帝与地方官员的默契配合，无疑加剧了危机的蔓延。

此外，普通民众长期被剥夺了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无法竞争所需的社会资源，而朝廷更是禁止民众组成团体追求特殊利益。这使得权力在民众眼中变得遥不可及，如同幻觉一般。这种将民众散沙化、原子化的统治策略，在加强朝廷对社会控制的同时，也削弱了社会自我调节纠纷的能力。这也为民众利用官府对剪辫犯的清剿进行报复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背景。在皇权政治的持续冲击下，传统的乡土共同体遭受着朝廷的改造，非正统的宗教组织与民间结社受到朝廷的打压，地方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几乎被摧毁殆尽。

（3）民众与上层权力之间的对立

在对叫魂妖术危机中普通民众心态的洞察中，社会如同一个火药桶，弥漫着冤冤相报的敌意。不论是出于嫉妒心的慈相寺僧人，还是出于报复心切而求助石匠的沈士良，亦或是出于恐惧和偏见将乞丐张四诬陷为剪辫犯的庄首赵某，尽管他们的身份背景各不相同，但都在向各自的目标宣泄着相似的仇恨。这是一场以民间恐惧为燃料的戏剧，其中除了丑陋的嫉妒，还夹杂着无耻的贪婪。

对于高高在上的专制君主而言，普通民众对边缘群体的敌意，恰如一股暗流，悄然增强了朝廷对这些群体的打压力度。一旦官方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便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时机，用以清算旧怨或谋求私利。

“叫魂”谣言之所以能在民间迅速蔓延，与当时社会底层百姓的特殊心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心态既包含了盛世之下生存空间被挤压的焦虑，也夹杂着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普遍恐慌。

在那个权力对普通人而言极为稀缺的社会中，指控他人“叫魂”竟成了一种难得的权力象征。妖术，既是权力的幻象，又是对每个人潜在权力的补偿。

乾隆盛世，虽表面光鲜，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生活却未必更加安乐、顺意。商业与制造业的发展，虽然让农村家庭在巨大压力下得以生存，却也加剧了社会的竞争与拥挤，生存空间变得愈发狭窄。而发展带来的物价飞涨和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更是让普通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当“叫魂案”引起乾隆帝的高度重视，最高统治者催促官员追捕“妖人”时，普通民众却意外获得了一个行使政治权力的机会。任何人都可以轻易指控他人为叫魂犯，将其置于官府的拘捕审讯之中，甚至置其于死地。

对于长期被剥夺权力的底层民众而言，妖术清剿的启动仿佛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大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他们得以清算积怨或谋求个人私利。在这个权力难得的社会里，以“叫魂”的罪名恶意中伤他人，竟成了一种意外获得的权力。

对于那些长期受到压迫或贪婪逼迫的人来说，这种权力无疑为他们带来了一丝解脱；对于那些生活在恐惧中，害怕遭受迫害的人来说，它仿佛成为了一块坚实的盾牌，保护他们免受伤害；而对于那些想要趁机捞取好处的人来说，它则成为了一种诱人的奖赏。

这种权力的滥用，却揭示了民众在生存压力与无权焦虑下的潜在心态。在长期的压抑与不满中，社会敌意逐渐累积，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爆发与释放。这种现象不仅加剧了社会的紧张氛围，也进一步加剧了底层民众与上层权力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于是，乾隆晚年清帝国迅速滑向深渊也就见怪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