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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论资排位的事一向比较讲究，也很有一套规矩。颜真卿有一部书法代表作《争座位帖》，说的就是关于“争座与排位主次”的事。 因为当时朝里有人拉帮结派，不按规矩排座，而刚正不阿的颜真卿实在看不惯，于是愤然提笔，痛斥此种不良现象。只不过老颜那字写得太跌宕放逸了，他块垒在胸，文不加点，还涂涂改改，浓淡不一。可是他写着写着，一不留神却写下了一部千古名帖，以致后人光顾欣赏其书艺而忽略其内容，得了椟却还了珠。
颜真卿《争座位帖》局部 其实，有关规矩的事，历来是可大可小的，事涉纲常伦纪的天大规矩，自然不容撼动，而一些论座排次的小规小矩，则时常有所松动。因为生活中的许多规矩往往都是人为制订的，毕竟不是铁律，有的时候我们必须遵从，有的地方我们又可适当通融，这就给“有关方面”留出许多商量的余地。 记得有句话这样调侃：“如果你很有钱，规矩是可以为你变通的；如果你很有权，规矩是可以为你服务的；如果你既没钱也没权，那么规矩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所谓论资排位，从来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有道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除非按出生年月和时辰八字，其余无论怎样的排位，总有不周全的地方。《水浒传》中的林冲，当年走投无路，只得雪夜上梁山落草。可惜遇上心胸狭隘的首领王伦，嫉贤妒能，百般刁难后虽勉强答应接纳，却将堂堂的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排在末位，居然排位在杜迁、宋万之后，与开小酒馆的朱贵为伍。此事初看似乎没什么，新人入职，总要被“打压”一下，但却为日后的“火并”埋下了隐患。 等到后来晁盖等八位好汉上山，一番挑动，终于让林冲胸中积压多年的怨气爆发，结果手刃了王首领，几位好汉的座次重新洗牌，林冲再三谦让，暂坐了第四把交椅。平心而论，待梁山好汉大聚义时，一百零八将，若真是要排起名来，何其难矣！小说家也没办法，只能借助上天之手，说是一声巨响天门洞开，然后挖呀挖的，挖出一块石碣，上面龙章凤篆，居然已经写好了一百零八将的排名，从宋江、卢俊义始，至时迁、段景住终，仿佛天意如此，谁也没话说。 如果不是老天的安排，既能各得其所，又要皆大欢喜，想必再有水平也很难摆平。中华传统美德中有两个很好的“摆平”要素，就是“不争”与“谦让”。因为在许多资源稀缺或分配无法均衡的时候，不争和谦让，可以使一切都迎刃而解。老子云：“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的不争哲学就是“躺平”，不过，不争只是“不主动”，并非“不拒绝”，好比说我“躺平”在地,如果天上突然掉块馅饼的话，那我接一下也是允许的。而谦让则是不仅“不主动”，而且“还拒绝”，那境界似乎就略高一层了。过去的文人，还真不乏有如此胸襟的谦谦君子。 1904年，西泠印社成立伊始，大家都忙着搞“基建”，没空选社长。直到十周年社庆，才想着要有位社长，可是丁辅之、王福庵、吴隐、叶为铭四位创始人互相谦让，皆自称德不配位，谁也不争此社长之位，结果，他们一致推举了名望更高的吴昌硕为首任社长。1907年，吴昌硕离世，按理此时的王福庵名声日隆，书印俱佳，完全有实力担任社长一职，然而他依然谦退不就。抗战胜利后，当丁辅之、王福庵、叶为铭重返西泠（此时吴隐已经病逝），计议恢复开展社务活动时，王福庵又再次退让，最终，他们邀请了故宫博物院马衡“遥领社职”，当上了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
同样这类谦让的活胡适也干过，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创办时，校长曹云祥本想请名气大的胡适来任院长或导师，但胡适却谦逊地称自己非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导师，实在不敢当。故他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三位大师，尽管章太炎是一位始终反对胡适和新文化的人，但胡适就具有这种推荐对立者的雅量。至于章太炎后来自己拒绝邀请，那是另一回事。 还有，20世纪40年代后期，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在评选首批院士时，条件非常地严苛，其间有纷争也有谦让，还有大领导的“递条子”。后经辗转评议，先公示了150名候选者名单，且声明宁缺毋滥，再要选汰将近半数，可知竞争多么激烈。考古界的梁思永、董作宾以及郭沫若皆在候选人之列，最后评审投票之前，董作宾则致信胡适说：“关于考古学方面，希望您选思永或沫若，我愿放弃，因为思永是病中，应给他一点安慰，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由于梁思永那时已是肺病三期，而郭沫若在当时地他们眼里就是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也非中央研究院那一圈里的人，但董作宾却以高风亮节的学人品质，舍弃自己，为竞争对手拉票，实属难能可贵。
旧时文人的这种谦让风气，当今似已很少见了，我们时常所见所闻的，却是为了争抢地铁上转身即去的座位，也会大打出手，更不要说对职位或利益的不争和谦让了。我发觉如今唯一古风犹存的，倒是在饭桌上对餐位的谦让。 因为谁都知道，大凡东道主请客，每位客人的座位都是不缺的，所以大家一边推让，一边都胜券在握，皆知自己的座位是确保无虞的。而且中国餐饮的圆桌文化，能使每个座位距餐桌圆心的半径保持一致，大家推来让去，其实并无实际利益上的损耗，只不过是虚情假意地客套一下。如果是参加人声鼎沸的自助式冷餐会，而且还粥少僧多，那我们就绝不会有如此谦让之风了，相反的你肯定会看到另一番你争我攘的热闹景象。 所以，我们的谦让往往是最无谓的，我们的慷慨也是最无成本的。想来“他们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在免费的时候才是慷慨的，在愚蠢的时候才是真诚的，在浅薄的时候才是动情的”的说法太适宜我们自省了。 据我参加众多的筵席发现，似乎愈是隆重高标的宴会，愈容易在入座时谦让一番；愈是领导大佬云集的场合，愈会在主位的人选上推让再三。通常的规矩是年齿长、成就高、名气大者优先，而相对而言的年轻人，或资历浅地位低者，只能知趣地静候一旁听候调遣了。若是哪位不知轻重的冒失鬼，未经推让程序，一屁股坐上去，是会惹人大不快的。 此事于晚清大学士王懿荣身上，就有一例。王懿荣就是发现甲骨文的著名金石学家，山东烟台福山人，被称为“甲骨文之父”。他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等职，还入值南书房当过皇帝的老师。不过他从小的愿望却只是做一名塾师而已，恰逢那年他失意而暂告回乡，于是就想过过当塾师的瘾。这还不简单！山东巡抚毓贤本来就是他的学生，于是出面安排他到一家大盐商家里做塾师，教盐商家族里的几个孩子，但身份不能透露，只称是“王老师”。
大学士教小孩子，还真是“小菜一碟”，何况“王老师”满腹学问，循循善诱，既和蔼可亲，又无所不知，盐商东家对“王老师”非常满意。某日山东新盐运使上任，东道主大摆筵席，为新道台接风洗尘，与宴者皆为显要知名之士，王老师自然也叨陪其列。只见刚上任的年轻新官趾高气扬，入座时，故意谦让说“王老师年高，应坐首席”，他万没想到王懿荣真的一屁股坐了下去，顿时沉下了脸，屈居次席。 待酒还未过三巡，他终于发飙：“请教王老师，您这一生首席坐过几回？”王老师从容笑道：“惭愧得很，算上今天，一共四回。”新道台就是想让“王老师”难堪一下，故仍洋洋得意地说：“愿闻其详。” “第一回，己卯年参加顺天府乡试，鹿鸣宴是我做的首席。”大家一听，才知道眼前这位不仅是举人，还是乡试第一名的解元；“第二回，朝考庶吉士，皇上宴请十八名翰林，又 是我坐了首席。”哦，居然还是翰林！一旁听了肃然起敬，不敢吱声了；“第三回，也就是出京前恭逢老佛爷六秩寿庆，满朝文武推我领班，养心殿赐宴，我坐的是首席。再加今天第四回，您新官履任，我冒失抢了您的首位，放肆放肆了，我就借敬一杯！”满座听了大惊失色，大盐商一旁恍然大悟，新道台吓得只差求饶……王懿荣本来只是想在筵席上杀杀年轻人的威风，不料一时兴起，抢了座位却暴露了的身份。可惜，家教一职也就没法继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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