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4年农历八月十五日的晚上，一轮明月高悬空中，万盏街灯争辉斗艳，家家户户团聚在一起，举杯邀明月，欢度仲秋佳节。此时，在吉林市公安局看守所的死刑小号里，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正面对铁窗外那金黄色的圆月泪如雨下。 他叫陈建军，刚刚24岁，正是风华正茂，大有作为的时候。他思绪万千，回首着过去的一切一切。“人逢佳节倍思亲”，他望眼欲穿地思念着养育自己的父母，但又自愧无颜相见。思念培育自己成长的老师，思念那些给予自己友爱的同学。那无尽的悔恨，随着苦涩的泪水流淌着…… 陈建军生于国家困难时期的工人家庭，父母的工资虽然勉强维持一家四口的一般生活，但对当时全家的唯一男孩陈建军来说，从吃到穿总是要高看一眼，成为陈家受优待的“特殊公民”。姐姐与父母一样要吃代食品，只有陈建军能吃到蛋糕、饼干，隔三差五的还能喝些牛奶，这个水平在困难时期的一个较低工资的工人家庭已经不算低了。 特别是父母望子成龙，对陈建军从小就注意教育。在他刚刚懂事的时候，父母就给他讲“孔融让梨”的故事。聪明伶俐的陈建军，不负父母的希望，三四岁时，就知道苹果把大的让给姐姐，自己拣小的吃。到五岁时更是招人喜欢，不仅跟姐姐学唱“学习雷锋好搒样”的歌儿，而且还跟着姐姐班级“学雷锋小组”做好事，有时去邻居军属老奶奶家扫地、收煤、抬水，有时还到马路上宣传交通规则。告诉阿姨、叔叔走人行道。 有一次，他在街上捡到几角钱，主动交给警察叔叔，受到警察叔叔的表扬，说他是好孩子。还有一次，他在街上碰到一个与父母走失的小姑娘，正在大哭，找不到家，陈建军领着小姑娘到了派出所，跟警察叔叔一起把小姑娘送到家，小姑娘的父母感激不尽，称他是“小雷锋”。 在陈建军幼小的心灵里，想的是多做好事，向雷锋学习。同时人民警察的形象也深深地印在自己的头脑里，什么好事警察叔叔都能做，什么坏人警察叔叔都能对付。这时的陈建军是一个纯洁可爱的孩子。 陈建军上小学时，正赶上“十年”，游斗“当权派”的大汽车一辆接着一辆，戴高帽、挂牌子的“牛鬼蛇神”到处可见，大字报贴满了街头巷尾，打砸抢愈演愈烈……这些异常的变化，把陈建军搞糊涂了，他感到一切都变了，大人们不好好地工作，只管整天“闹革命”，能“闹革命”的人，能打砸抢的人，称为英雄。究竟谁是英雄？什么才是好事？他分辨不清了。 他小学二年级还没读完，学校就“停课”了。陈建军不知道什么情况，只知道停课不上学跟着同学们东游西逛，渐渐地几个小不点的“哥们儿”就结合在一起，在水果摊前、副食商店里转来转去。有一次，有个小“哥们儿”顺手牵羊偷了几个梨，分给大伙吃，当时的陈建军还有点害怕，觉得他这样做不对，不该吃。但是，他经不住“可们儿”的劝说，心里忐忑不安，也没吃出梨子是酸的还是甜的。类似这样的事时有发生，陈建军也就不以为然了。 后来他感到，光吃“哥们儿”给的不行，自己也得学会偷，把偷来的东西分给“哥们儿”吃，这才够意思。一次，他跟小“哥们儿”在副食商店逛游，趁人不注意，试着伸出小手，拿了三个苹果就跑，躲到一边分给小“哥们儿”吃了。 这次“成功”，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潜在的意识：在摊床上偷东西，比向父母要钱买容易得多。 此后，他经常到摊床上、副食品商店偷东西。 父母发现了他的偷摸行为，非常生气，恨铁不成钢的父亲，用皮带狠狠地抽打他。然而，皮肉之苦并没有使他认识到“偷”字的丑恶，反而逼他学会了撤谎。他凭着“我没偷”三个字，一次又一次地骗过了他的父母，他痛到“自豪”，比得自己很有“本事”。 这个“本事”，在他人生道路上种下了一颗罪恶的种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不健康因素的影响，这颗种子开始发芽，生长了，以致于养成了一种恶习，见了要想得到的东西手就发痒，就想偷。贼心膨胀的陈建军对“小愉小摸”已感到“不过瘾”，要偷，就偷大的，他把罪恶的手伸进了一个个家庭，然而也一次次落入法网，先后被收容审查，劳动教养三年，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陈建军在六、七年的收容、劳教和劳改生活中，不仅没有改正犯罪的思想，反面受到“难友”们的“言传身教”，悟出一个歪理——自己过去每次犯事都是公安机关抓进来的，有朝一日有机会，一定要和他们对着干一场。自己新学到的作案手段，有机会一定要亲身试验试验。 1983年4月，陈建军刑满释放回家。开始还算规矩，后来社会上严厉打击测事犯罪分子，他也没敢凑热闹，直到1984年初，他看到那些“严打”漏网的“哥们儿”又活跃起来，腰里揣着偷来的“大团结”，领着女朋友尽情地吃喝玩乐。再看看自己，找工作没单位敢要，家人亲友、左邻右舍又瞧不起自己，说三道四，心里多么羡慕“哥们儿”的“能耐”，手上又发痒了。他暗下决心，再干一场。 1984年春节前夕，吉林市大街小巷呈现出一派节日景象，人群拥挤，熙熙攘攘。争相购买节日物品。善良的人们哪里知道，这正是盗窃分子作案的好机会。陈建军不失良机，在人群中大显身手，先后掏了四次兜，得了100多元，没有被人发现。 一天午夜零点，他到一家副食商店，趁更夫熟睡，到肉案上偷了一块十多斤的猪肉。在回家的路上，又顺便撬开一家小仓房，偷走了粘豆包和冻豆腐，年货就这样备齐了。他怕家人看出破绽，说这些东西都是朋友送的。 3月15日下午，陈建军强烈的淫欲膨胀起来，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一家居民卧室，用凶器威胁、强奸了一名女青年。 再次作案“成功”，使他得意洋洋，胆子越来越大起来。 7月的盛夏，他强奸犯罪达到高潮。半个月内，他四次拦路和入室强奸妇女。 7月31日上午10时，他又闯入一家居民卧室，企图强奸刚下夜班回家的一个女青年。由于女青年奋勇搏斗，大声呼喊，左邻右舍闻声而来，将陈建军扭送到公安机关。 经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审理，实属严厉打击的对象，被判处死刑。 悔恨的泪水已经湿透了陈建军的衣裳。他泪眼凝神地望着明月，知道这是在人世间最后一个仲秋了，他多么留恋这圆圆的明月，留恋人世间的亲友啊！他低下头来开始总结回顾自己这短短的一生。啊，那难忘的岁月，生在困难时期，长在动乱年代，不久将死在严打的时刻，自己是一个“畸形儿”。留在人世间的时间不多了，他思绪万千，提笔写了一首诗，接着又给弟弟写了一封遗书，最后还写了一篇自传式的文章，留给世间的人们去评论，从中了解自己的变化情况，吸取有益的教训。 现抄录如下： 仲秋 月儿悠悠照九洲，几多欢乐几多愁。 吾在囹圄抬罪头，月老冷眼望死囚。 家家碰杯庆团聚，我的亲人苦泪流。 孽子当死不足恋，只在人间留下羞。 来世投胎做新人，不知阎王准否求？ 他在给弟弟的遗书中写道：我的好弟弟，哥哥只求你两件事。一、刻苦学习，取得好成绩;二、照顾好爸爸妈妈，多为家中操点心。我活了二十四年，现在法院判我死刑。可是我还有一罪，没有判我，那就是我在外边犯罪给爸爸、妈妈、弟弟你们带来的影响，在精神上受到的打击，这是我对家人父母犯的罪，光是这我就该死，我要判自己的死刑。哥哥对不起你了，你原谅哥哥吧，把我忘掉吧！永别了！ 他还对自己一生做了这样的总结： 我是“畸形儿”。每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只有他本人最清楚。 一个人的一生全部路程，经历，也只有他本人最清楚。 1960年阴历四月十三日，我出生于吉林市，我的家庭是一个非常平常的工人家庭，父亲、母亲、姐姐、大弟、小弟和我，六口之家。父母工资加在一起才百元钱左右，生活负担比较重。我上小学，学校无人管，社会上到处都在武斗，打砸抢。我无学可上，流浪街头，和一些坏孩子学着在小摊子上偷一把瓜子，抓一个水果，所以同学们看不起我，叫我小偷。但我很反感。有一次，一个同学骂我，我就掏出刀来，上去照他屁股上扎了一刀，这是我第一次动刀伤人。父母狠狠地揍了我一顿，我家花钱给他治的伤。 我没有从这件事上受到教育，反而胆子越来越大了，以后又多次打仗，砸坏邻居家的玻璃门窗。 每当我看到别人吃零食，我也想吃，没有钱，又想吃，除了在小摊上偷拿之外，我还愉家里的钱，开始一角、二角，后来一元、两元，每次父母发现，我都要挨一顿搂。过后就忘了，下次还偷。以后就偷家里的破烂去卖，家里破烂卖光了，就去偷邻居家的，后来就上工厂去偷铁、偷铝。偷铜，而且数量越来越大。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还学会了袖烟。 1970年夏天，妈妈给我买了一双凉鞋。有一天我到外边去玩，丢了一只，非常害怕。为了避免挨打，我跑到火电厂排水沟偷了只，唬弄过去，少挨一顿，心里非常高兴。 1971年，学校组织去龙潭山野游，要求穿白衬衣、蓝裤子，当时忘了告诉妈妈。要去的那天早上，才想起来跟妈妈说，她非常生气，如果给我去借衣服，就会影响上班，所以打了我两个嘴巴，锁门上班去了。妈妈走了后，我由委屈转到愤怒，一气之下，把玻璃窗户砸开，爬进屋后，把棉被，棉褥用火点着了，拿出我家药臭虫的敌敌畏喝了两口。多亏邻居发现，跳进屋扑灭了火，把我送到职工医院抢救过来，那年我才十一岁。 到中学之后，我学得更坏了，经常旷课，用偷东西卖的钱买烟、买糖、看电影，成天跟杜某某、关某某、小瘸子等一些人(后来这些人都被教养或判刑)在一起鬼混。 1974年夏天，我第一次到居民家行窃，是关某某领我去的，他用钳子撬开一家房门，我跟进去，拿了一盒九分钱的经济烟，当时吓得浑身发抖。 1974年9月3日，我被抓到工人民兵指挥部办的学习班里。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学会了在社会上学不到的东西。那时的学习班是个大染缸，学员们之间谈的大多是怎样犯罪，用什么样的方法，说的都是黑话和非常污秽下流的语言，我在这里学会了很多犯罪手段：由“单面手”变成了“多面手”。 回来后，我偷锁的本领更高了，一有机会就干一把。有一天晚上，我到文化宫小卖部偷了八十元钱，被妈妈发现，把我送到龙潭公安分局自首，坦白了作案经过。但我并没受到教育，认为我要是不说，任何人都不知道，也怪自己没有把钱藏好。 后来我被收审、教养三年。我谩骂管教人员。反改造，打仗、偷窃，先后多次被押小号。两次加期，把一个教养人员的胳膊打断了，最后又被判了三年刑。 1983年4月7日，我刑满释放，回来找工作，很多单位不要我。我感到自弃，认为这些都是公安机关给我造成的影响，二十四、五岁没工作。因此，不仅忘掉了过去的教训，反而对公安机关的不满越来越大，总想给公安机关找点麻项，当时也没考虑到给亲人和父母带来什么后果和影响，更没想到会抓住我，自己认为有多年的“经验”，对公安机关还是了解的，公安机关是不会抓住我的，存有侥幸心理。 1984年4月13日，我又一次犯罪，很长一段时间心里不是滋味，干了自己认为是最丑的事。但过了段时间也就不想了。7月开始，自己到通江街一带连续多次作案，制造影响，幸灾乐祸。认为通江派出所抓不着我，破不了案，上级就要训他们，还要扣他们的奖金。现在我才认识到：我太愚蠢了。 我被判处死刑，没有什么说的，谁让我以身试法跟公安机关作对进行较量呢？从我被捕进监以来，头脑也逐渐清醒过来了，我虽然给公安机关带来了一些麻烦，而自己却闹了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 1984年9月15日，陈建军被执行死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