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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认知在陶寺遗址被发掘后却遭到了质疑，因为在这里，人们发现了比夏朝更早的一个王朝，真是应了韩非的那句“虞夏二千岁”。 在夏朝建立之前，还有一个时期，人们称之为“史前时代”，也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而尧舜禹正是这个时期的著名领袖。 在禹建立夏朝之前，人们一直以部落联盟的形式生活着，对于领袖的选拔，他们主张的是“禅让制”，也就是能者居之，尧舜禹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选拔出来的。  禹继位之后，便建立了夏朝，原本他想继续通过禅让制选举继承人，结果被推选出来的继承人伯益却让位给了禹的儿子启，从这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禅让制”彻底告一段落，“家天下”时期开始，世袭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夏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朝代。可是，陶寺遗址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想法。 1958年，当时的考古学家在襄汾陶寺村进行调查的时候，发现了大量散落于地面的灰陶片，这表明这里可能存在着一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在随后的20多年里，考古学家进行了多次的探查和求证，最终在1978年确定了陶寺遗址的存在并开始进行科学发掘。  据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表明，陶寺遗址属于尧舜禹时期的文化遗址，拥有约四千年到四千六百年前的大规模人类活动遗存，包括了居住建筑、手工作坊、祭祀建筑等历史遗迹，还有中国最古老、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大型木质建筑群，以及大量珍贵文物。 还发现了充满神秘色彩的城址、观象台、仓储区以及手工业区等重要的历史遗迹。 这些珍贵的遗迹诉说着陶寺社会的繁荣与变迁，同时表明，在这个时代，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分配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少数贵族占据了大部分的财富，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 此外，在陶寺遗址，人们发掘了很多特色的墓葬，这些墓葬不仅规模有大有小，形制各异，而且随葬品差别也很大，反映出了当时社会阶级和阶层的明显分化。  同时，在这些墓葬中，出土了许多文物，如陶鼓、彩绘陶簋、彩绘大陶盆等，反映出了当时人类的手工业水平之高。 因此，考古学家判断，这里的早期历史时期可追溯到尧统治时期，中期历史时期为舜统治时期，而晚期历史时期则是陶寺先民被从陕西神木入侵的石峁集团统治时期。 它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地区龙山时代规模最大的大型聚落遗址，是一处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中心。 大家都知道，一个朝代除了要有明确的国号之外，还需要有自己的政治制度、军事规模、经济制度以及文化特色。  经过考古，陶寺遗址恰恰具备这些特点，所以，人们猜测这里很有可能诞生过一个国度。 通过查阅史料可知，在夏朝之前，曾出现过一个颇有争议的朝代“虞朝”。据春秋时期的文献《论语·泰伯》中记载的“唐虞之际，於斯为盛”，以及韩非子曾说过的“虞夏二千年”，说明虞朝很有可能确实存在过的。 而且，考古学家们通过研究确定了，陶寺遗址所经历的时期属于尧舜禹时期，舜恰恰是山西南部人，所以人们推断这里很有可能就是虞朝的都城，而舜则是虞朝的统治者。 这个推测和《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载的：“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不谋而合。  不过，这一推论还是遭到了一部分考古学家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虽然史记中有提到“虞朝”，但是以目前的史料以及发现来看，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陶寺遗址和虞朝有关联，甚至关于虞朝是否真实存在过也没有明确的表述。 而韩非子当初说“虞夏二千年”是为了反讽儒、墨两家，意思也并不是说虞夏有两千年历史，而是自夏朝以来已经过去已经两千年，儒、墨两家的言论并不都是真的。所以，仅凭这句话，并不能证明虞朝存在过。 就在这两拨人争论不休之时，周家庄遗址出现了，它和陶寺遗址都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它距离陶寺遗址只有40公里，而且规模巨大，与陶寺遗址属于同一级别，存在的文化遗存有很多也十分疑似。  最重要的是，周家庄遗址存在多种文化，它以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主要遗存的同时，还保留着龙山文化、商周等时期的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表明，周家庄遗址曾经是一个多文化交融的地区，这为周家庄遗址可能是虞朝都城提供了可能性。 据历史记载，尧和舜曾经都是部落首领，尧禅位于舜，那说明两者的部落非常接近，如果相隔太远，那两个部落就很难产生交集。 而周家庄遗址和陶寺遗址与夏朝发源地“夏墟”十分接近，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似乎这两处非常有可能是尧、舜的部落遗址。  同时，据古史传说记载，舜的活跃年代与冀州密切相关，而周家庄遗址又位于古冀州的范围之内。古冀州实际上位于晋南地区，即汾水与黄河之间，而周家庄遗址就位于这个范围内。因此，周家庄遗址的位置是最符合舜时期的地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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