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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世才 赤子心 率性诗 ——读《白蕉诗词集》 孟 会 祥 王浩州兄费尽移山心力，大海捞针式地搜辑白蕉先生诗词，盖已无所遗漏，将付剞劂，嘱予弁言。嗟予不惑之年，始识平仄，安敢置喙。然而浩州于复翁一往情深，允称隔代知己，令人感佩。古来诗人词客，有所吟咏，天下风传，骚人诵之，白丁亦诵之，香山妙处，老妪能解，余又何让焉。 一 白蕉自谓“诗一，书二，画三”。吾谓复翁书一、画二、诗三，诗书画俱第一流。 徐渭曾说，“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大抵世人认为他画第一，文二，诗三，书四。齐白石曾说，“我的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大抵世人认为他画第一，印第二，字第三，诗第四。他们都把自己最为世人所知的画，放在末位，把最不为世人所知的书或诗，放在首位。这里面或许有矫情的一面，但是，就徐渭、齐白石而言，又何曾需要区分自己的诗文书画印？诗文书画印，都是人的风采，人的性情，都是他们的一个侧面而已。具足三十二种胜相，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示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大抵艺术的灵魂在诗心诗意，艺术家一定是诗化的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如果没有情动形言之致，也大可不必去写字画画刻印了。 就白蕉而言，其书必传。帖学史上，“二王”造极，为不祧之祖；颜真卿溯源篆隶，别树一帜，是一变；宋四家各有各的路数，就其共性来说，是在颜真卿的基础上，进一步“文”化、“雅”化，把书法与诗文水乳交融，是为“尚意”，又一变；赵孟頫则越过宋人，上溯李北海、永禅师，而根柢《兰亭》，又一变，董其昌可视为赵孟頫之余波；晚明的艺术观念变了，创作条件也变了，出现了迥异前代的书风，特别是集晋、唐、宋大成的王铎，堪称又一变。之后，帖学不再有里程碑式的人物，所谓“集帖学之成”的刘墉，也不过是颜、苏杂糅而已。白蕉则无视这若干变化，删尽枝蔓，直取本源，惟精惟一，自初唐直接“二王”。他以逼似魏晋人物的高迈风度和天才的感悟能力，再一次阐发了帖学精神，所以称得上又一变。“仆师法魏晋，友于隋唐，平视有宋，而盱衡当世，仆竟何敢让！”将来的帖学史上，三百余年来，称得上一变的，只白蕉一人而已。看当今帖学，极人工之巧，而乏宅心之深、人文之妙，后来难继矣。 白蕉写兰的途径，似乎比书法更险仄。白蕉之兰，以艺兰为根本，对景写生，打灯取影，而绝去依傍；以书法为形质，点画撇拂，穿插避就，裁成一相；以魏晋风流为精神，真率洒脱，不拘不滞，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无论从笔墨趣味，还是从狷介的君子之气而论，说白蕉写兰尽掩前贤，亦不为过。当然，仅擅写兰，白蕉尚不足以言大画家，这也无须为尊者讳。 那么，白蕉的诗，在将来诗史上，应当是什么位置呢？我无力回答。我不能因为偏爱而随意拔高之，更不能因为慑于同时人物的声望而贬抑之。正像白蕉书法有一个接受过程，他的诗也需要一个接受过程，甚至这个过程会很漫长。 二 如果真心理解白蕉，当然会理解诗在他心中的分量。 中国文化有诗骚传统，“不学诗，无以言”。诗首先来于感发，感于时事，则言志；感于人文，则缘情。志向高洁，涉事成诗，大之“在祀与戎”，小之举手投足中，有诗。感情丰沛，触目成诗，内之人伦爱欲，外之宇宙万有中，有诗。“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一曰纯真，一曰敏感；纯真则持正，敏感则多情。“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娑婆世界，因为正义，因为情感，人生就有意思起来，否则，生物学意义上的生老病死，除了物种延续之外，实在无趣乏味。因而有些君子、有些赤子，格外纯粹而多情，又天生异禀，作出锦绣篇章，万口传诵，感人深至，让读者产生强烈共鸣，不觉也嗟叹之、咏歌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就是诗人的价值。而白蕉，就是一个纯真的人、一个敏感的人、一个才情卓荦的人，自弱冠至谢世，吟咏不辍。诗里，有最真实、最细腻的白蕉。“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诗书画皆以写心，而诗更直接，也更无微不至，或径直说，诗就是心，书画是诗的另一种示现。 诗发于心性而成于才情。“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有以诗炫学者，僻典冷字，诘屈聱牙；有以诗交游者，蚁聚蜂屯，言不及义；有以诗献媚者，颂圣传统，源远流长；有以诗自慰者，餖飣獭祭，顾影自怜，心不正，则诗不可读。而“天之生材不齐”，生拼硬凑，东拉西扯，捉襟见肘，声嘶力竭，大抵资质愚劣，腹笥瘠薄，本非香菱，难为湘黛，才不副，则诗亦不可读。严沧浪曰：“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即便是正人君子，学富五车，也未必长于诗，奈何。 我认为白蕉的诗，胸次高而气息正，敢怒敢言，敢爱敢恨，不故作大言，不委琐甜腻，不炫学，不强作，必有感而发，必天才跃动，必直击人心，乃至吟诵其数十近百年前篇章，犹如面对那个玉树临风的魏晋人物，听他划然长啸，令人唾壶击碎。过去，书画家能诗者多矣，平心而论，才情如白蕉者盖无二三焉。 三 杜少陵之诗，称为诗史。盖以修齐治平为任，一人之际遇，亦时代之印痕。白蕉自弱冠发表诗歌，诗人之身世，亦时代之缩影。 白蕉的花季雨季，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喜写新诗。爱情是诗的第一动力，伊人赠以白蕉，即以“白蕉”为名，而且新诗结集也名之“白蕉”。《白蕉》诗集，为十九岁到二十一岁所作，写的是爱、生命和烦恼，风格热烈而直接。谁都年轻过、钟情过，最初的悸动，最纯洁也最可贵。五四时期第一批诗人的作品，大多稚嫩，到白蕉这一代，语言近于成熟了。“我梦着我是一只白蝶，我飞到你的怀里。你微笑地抚着我的额说：’哥哥！你来得正好！’”“来吧，我的爱宠！我好像吻着你的嘴唇。生活该是在梦里的，让我们且沉醉，深深！”那一代人的爱情，总是那么清澈，不沾一点尘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内忧外患，国事日非。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事变。《悲愤诗四绝》之二：“边危国乱尚为家，第宅连云莫漫夸。四面歌声连角起，生悲无处哭中华。”一九三七年八月，淞沪会战。《闻嘉兴、苏州先后失守》：“豕蛇日荐食，戎马正仓皇。水陆连吴越，兵戈接死亡。射雕竟无手，引虎似闻伥。痛忆苏嘉路，曾传是国防。”悲慨之中，大义凛然。正是“男儿报国岂为家，卧薪早觅中华魂”。《悲鸿作乔松为题》：“莽莽乾坤落落胸，坚贞千尺郁长松。铁肩要负兴亡责，文弱羞为陆士龙。”报国之心，跃然纸上。抗战期间，言及时事，莫不悲愤交并，诗亦沉郁顿挫。《下乡道中近句，示粪翁、蝶野、午昌、叔范、小山诸子》：“三岁蓬蒿长，重来此旧邦。残村入飞雉，荒岸走惊尨。惨恻谈兵火，忧危说战降。可怜天下士，禁得泪成双。”黍离之感，催人泪下。而《喜闻顽寇乞降，一跃而起，遂至酩酊》：“宿恨繁忧一例删，八年心事判忠奸。用兵自古传奇正，义战于今荡海山。忽看秋容增老圃，从教春意满衰颜。谁怜师曲终衔璧，三岛波涛异世阛。”读来似老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顽寇虽驱，国难未已，殊条共树，兄弟阋墙。《锋镝》云：“锋镝余生幸得全，休疑九载陷腥羶。小民泪尽甑无火，南望金陵又二年。”此间白蕉诗有透过烽烟的史识，读者依次披读，自有会心。白蕉对黑暗的旧社会失望已极，拍案痛骂，曾不顾“温柔敦厚”，所以，对新社会寄予无限的希望和热情。 鼎革后，白蕉言时事之诗，风格丕变。一九五〇年作《题四十年来之北京应子曰社》：“前五千年几独夫，峨峨宫阙帝皇都。来时经济新方向，去日风云老贾胡。马列斯毛开历史，工农兵学赞良谟。一边倒更无疑问，遍插红旗指地图。”一九五六年所作《欢呼上海市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有“保证书高有几抬，动人讲话逐人来。烟迷大厦欢成海，鼓掌情深作阵雷”之句。白蕉有满腔热血、无限深情，在当时，这些诗是“发自肺腑”的。即便此后的岁月受尽磨难，其一颗红心，却从未动摇。“古今空此例，歌颂要千篇”“共歌党是恩人”“无穷意，感关心是党”“为民立极四卷，补课要深功”“放眼江山煊烂，到耳新闻兴奋，遍地是英雄。领导全凭党，歌颂满寰中”等语，时代感十足。大抵一九六五年之后，白蕉略无诗词，老了，病了，写不动了。 “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旨哉斯言，诗亦如是。 四 白蕉诗词，并不以言时事为主调，题材十分丰富。 我常常对诗人作家“深入生活”感到不解，大抵人只要活着，就是在生活中，言何深入？若谓贴近，若谓深入，反而预先置身于生活之外，不免惺惺作态矣。 白蕉的生活，居家为人夫，爱情诗词，热辣婉约。如《浣溪沙》：“检点新词感赏音，怯寒记共合欢衾。不应情密尚多心。书迹肥添三寸厚，酒涡瘦减一分深。宵来恼恨未能禁。”又：“细语偎人颊自亲，柔荑闲数指箩纹。紫藤花下草如茵。乳燕呢喃窥密爱，游蜂卤莽惹微惊。相看好处不胜情。”或谓白蕉词类温飞卿、李后主，白蕉称为“不虞之誉”，但又说：“不过我确并不以为一个人老是在爱情的小圈子里打跟斗为有出息的。”词是艳科，白蕉词允称当行，也是实情。不过，若温韦之词，艳而腻；二李之词，艳而清。白蕉词更近后者，即便有些读了让人面红耳热的句子，你也分明感到他的响亮和倜傥。 为人父，与儿女逗笑取乐，那么慈爱，那么毫无做作。此类诗多作古风，与平时所作五言古风不同，不像汉魏古风，更像儿歌，白蕉自谓“白话诗”。在儿女面前，他完全忘了诗的技巧。如《记阿益》：“涂鸦字未成，手指忽已黑。不见小皮球，纵声泪沾臆。拭却双泪干，显得双圈墨。吃菜爱肥肉，无事颇鹿鹿。剪刀每在手，碎纸忽满屋。走路无好步，开口有歌曲。有时捉爷鼻，有时遮爷目。要爷快透气，要爷不能读。”“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鲁迅《答客诮》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于菟”，堪为写照。 白蕉好饮，遇酒能狂。一九三六年作《楼外楼小饮，与叔通、君藩、益初、邦屏诸子》：“湖光明灭万山遥，深浅谁将烟黛描。消息杭州重问讯，三分愁衬十分娇。”一九三五年《僻径》：“僻径青枝夹道遮，疏篱斜上失名花。独行自得闲中趣，小步何期入酒家。”一九四一年作《沉醉》：“沉醉归来夜未央，中年未改少年狂。为云为雨期千载，能哭能歌此一场。天下从来多盗贼，史书于古作侯王。寻常只道闲中好，无事惟闻酒熟香。”先生固贪杯中物，而醉翁之意不在酒，喜怒哀乐，必于酒发之。 白蕉以兰花为知己，题兰诗为一大宗。苏轼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题兰之诗，必不离兰，然而兰中有故事、有情致、有趣味，诗才可读。《妻告金尽，恳余就事》：“后乐拳拳只一端，何曾厨下问三餐。试从明日为生计，不写兰花画钓竿。”诗作于生活困顿时，又有与夫人耍无赖的俏皮。《念忱先生席上作兰册，日女绢子侍墨，予戏问亦欲得此否，一躬到地，喜云：多多拜托了。写后题二绝句》：“密叶疏花墨韵奇，多缘劝酒小胡姬。题诗付尔好将去，绝代香魂出世姿。”“如此灵芬便不同，醉来腕底足春风。他时归去夸东国，曾在江南见复翁。”小胡姬的婀娜可人，复翁的平易和简傲，栩栩如生。至如“爇纸呼烟一欠伸，移山无计酒相亲。乾坤清气由来在，醉发湘江笔下春”，因为爇纸呼烟，移山无计便不是无病呻吟，笔下春风便不空疏。其甲辰（一九六四年）暮春题兰诗：“几多盆盎呈新样，不食连朝又损眠。只是寻常一两箭，错教长短说三年。”其中曲折，似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矣。 诗家词客赠答唱酬，不陷于无聊者百无一二，正所谓“雅得太俗”。而白蕉有所赠答，必翻出新意、深意，以卓越的见识才情，铿金戛玉，皆成佳什。《己丑五月廿四日，偕姚鹓翁应海翁招午食，饭罢方进茗，忽传戒严，明日而上海解放矣，既步鹓翁见过韵，又媵一绝，兼呈海翁两正》：“闲日追随意自亲，姚侯文学我乡尊。却思车下仓皇别，又作相逢隔世人。”诚挚、奇警。《北行绝句》：“同和鲁味我尝新，举酒相看目有神。八十七仙添一个，玄袍朱杖白须人。（偕悲鸿夫妇访白石老人，老人约饭同和居，《八十七神仙卷》悲鸿所藏）似直述其事，而白石老人仙风道骨，复翁拳拳尊敬之意俱在。《题朱馨谷仿大痴<江山无尽图>袖珍手卷》：“不须恸哭只歌诗，风雨飘摇此一时。无尽江山都血染，从头收拾有男儿。”境界之大，感慨之深，掀天揭地。至于赠张大千，写沈尹默等诗，早为论艺名篇，更无须赞一词矣。 诗人就是把生活过成诗的人，涉事有怀，涉笔成趣；而不是以写诗为生活的人，字雕句琢，强作激越。所谓“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蕴蓄既深，随机生发焉。 五 白蕉诗的体裁，几乎无所不有。除自由诗外，自骚体、四言、五古、近体无所不备；词则小令、长调皆能。 平心而论，其新诗在当时虽堪称高手，但毕竟时代压之，在实验时期，恐怕只能保有“历史价值”。新文学运动初期，胡适斥旧文学样式为“死文学”，然而今日几人尚读《尝试集》耶？新诗旧诗，对峙百年，不分轩轾，相互无可替代，宜其“多极”。而白蕉成就在旧体，也是事实。 其骚体诗偶一为之，不足论。四言诗并非“诗经体”，而近乎铭辞。五古则颇有汉诗况味，如《良愿》：“良愿诚易违，高情亦难副。千古一蹉跎，念之湿襟袖。人生不百年，岂如金石寿。忧思日以深，何乃如养寇。遐睇一凌高，我目宜非豆。”白蕉论杜诗，尝谓：“工部诗能重、能拙、能大。学者能重、能大矣，而不能拙，拙实不易至”。今人作五古，大概最不易处也在拙，说句不敬的话，复翁也未能直攀汉魏。 白蕉最为擅长的是近体诗，尤其是七言绝句，庶堪睥睨一世。与书法宗法“二王”不同，我看不出白蕉诗的派别宗师，大概像他的画一样，自出心裁。就其绝句的轻灵、新颖，似脱口而出，隽永明丽，似与杜牧相近。如“低栏依旧人何在，一角红楼媚夕阳”“忆向美人坠别泪，江山如梦月如灯”“知我相思了无益，词成红豆忽成灰”等句，皆有缠绵悱恻之致。像《龙井》：“坐雨看山一试茶，翻山行过野人家。亭中恰值采茶女，雨湿云鬟一半斜。”《过双青楼》：“好是微寒雨洗尘，江干负手有闲身。浓阴已合啼莺老，满地槐花不见人。”似乎更空灵，更不着迹象，令人低回。相对而言，律诗要繁复深沉一些，作手尤以颔颈两联中显手段。白蕉本不屑于此，而学识所在，情感所催，“行所无事”，毫无矜持中自成妙对。如“海上楼台争突兀，关中王气自蒿莱”“埋愁作计终非计，泪眼逢春不是春”“误尽百年轻一诺，忍将千劫换深颦”“三间小屋主成客，百尺修篁午作阴”“大好江山如有待，细研物理本无私”“词客漫流萁荳泪，英雄愿得一杯羹”等句，似唐非唐，乃成自家语。也许是出于偏私，我认为白蕉诗的清新俊逸，视鲁迅的深刻精警、郁达夫的颓废绮丽，似亦无或多让，至于视同时及后世的书画家诗人，我读书少，不太清楚。 白蕉之词，前文已有涉及，小令最是楚楚动人。复翁也写长调，雄健深婉处，或近于稼轩。 掩卷之际，感触万端。如此耿介，如此率性，如此深情，如此多才的人，滔滔浊世，能有几个？读白蕉诗词，随着他喜，随着他怒，随着他愁，随着他狂，随着他风流，随着他无奈，实在是此生有幸！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本文转载于“艺术就在七搭八搭到百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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