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克农，安徽巢县人。上将，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 李克农是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我军唯一一位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将军。1929年，李克农受党派遣与钱壮飞、胡底一起，打进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任特别党小组组长。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李克农得到钱壮飞派人送来的情报，设法报告了党中央，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作出了卓越贡献。 顾顺章叛变后，李克农的身份已经暴露，被迫转移中央苏区。为防止途中发生意外，他做了精心化装:西洋包头变成了平头，西装脱下换上了粗布长衫，连眼镜也换了一副。李克农带着一位名叫陈阿金的上海工人，还有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搭乘轮船悄悄离开上海。行至广东大埔附近时，他们在村头被一伙地主武装包围了。幸亏李克农身上还带着一张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身份证，又是一副富商打扮，只是被搜去了身上的钱财，没有被他们扣留。经过几天几夜的海上颠簸，李克农一行绕道到了香港，同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络人、一位叫阚大姐的取得了联系。经她的安排，李克农暂时在一家商行里做生意，伺机再离港进入苏区，等了3个月，才总算离开香港。这一次，他们一行装扮成做布匹生意的商人，几天后，到达广东境内。但再向苏区前进，就越来越困难。要尽量避开国民党军队和当地地主武装的盘查，并步行经过20公里荒凉的无人区，路很难走，为了轻装，李克农只好把随身带着的行李和箱子统统扔掉了。 经过一连数月的长途跋涉，李克农一行终于到达闽西苏区的永定。一进入苏区，李克农便病倒了，浑身乏力，行走困难。陈阿金等先去报信，不多时，两位苏区妇女抬着担架赶来。李克农有些不好意思，强打精神坚持说:“我自己能走”。可两位热心的妇女硬是不由分说地把他连拉带扯扶上担架，抬起便走。躺在担架上，忽然望见村舍边的树梢上飘着一面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似乎是红军伸出的欢迎的双臂。李克农猛然从担架上坐起，向红旗行了个军礼，喃喃自语:“我李克农回到家了，回到家了!” 他心情兴奋，吃饭也格外香。他还把旅途上剩下的一点牛肉罐头取出，与大家一块吃。进入苏区吃的第一顿饭极其简单，对李克农来说，印象却很深。 吃完饭，他才注意到，四周十分恬静。他很奇怪地问:“怎么这里都没有人哪?” “坚壁清野!”帮他抬担架的妇女回答。 李克农一听“坚壁清野”，心想:苏区的人就是不一样，连妇女都好像见过大世面似的，说话都这么在行。 第二天，李克农继续赶路。不日就到了汀州，远远地望见村口站着两个人，好像是迎接他的。走近一看，原来其中一个不是别人，正是钱壮飞。两位曾令他们的对手心惊胆战过的龙潭斗士久别重逢，分外激动，相互拥抱在一起。 伫立一旁的那位陌生人只是默默含笑没有做声。经钱壮飞介绍，才知这就是邓发。 李克农忙与邓发握手:“久闻大名” 邓发连声说:“欢迎，欢迎，你们3位龙潭英雄的名字早已传到苏区了”。 当天，李克农就穿上了红军服，戴上了红军帽。本来就颇英俊潇洒的李克农，穿上这身军服，更增添了几分刚毅和威武。 稍事休整后，李克农即前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1932年初,先于李克农到达苏区的周恩来，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后，主持通过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并派李克农具体负责纠正赣西南、闽西及红一方面军的肃反冤案。 李克农接受任务后，怀着对党对同志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深人细致地审查了这些地区积压的大批“反革命嫌疑犯”，把整错了的所谓“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及托派等冤假错案加以澄清并纠正了过来，让那些受冤屈的同志得到平反昭雪。 任务完成，李克农返回瑞金时，周恩来正在组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李克农担任了该局执行部部长。而后，他又被派往红一方面军担任保卫局局长。李克农以雷厉风行的作风，在不长的时间内，先后在红一方面军所属的第一、第三、第五、第七、第九5个军团建立起政治保卫分局。 1933年10月，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前线“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中共团结抗日政策的感召下，曾秘密派代表与红军谈判，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相隔20天之后，便爆发了震撼南京政权的“福建事变”。负责这次谈判安全保卫工作的就是李克农。第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蔡廷锴派两名代表来苏区与红军谈判，李克农奉中共中央之命对谈判代表所经之地进行了严密布置。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国民党军与红军交错的游击区，李克农派出了数十名政治保卫局的侦察人员，一律便衣打扮，或化装成挑夫、农夫、乞丐，暗中保护第十九路军谈判代表。两位谈判代表于10月14日从福州出发，经漳州、龙岩到达蛟洋，在李克农所派人员的秘密护送与接应之下，安全通过国民党占领区和游击区，顺利抵达苏区边镇新泉。进入苏区之后，李克农仍未放松警戒，一直将他们护送到瑞金，完成了中央交给的这一重要使命。 1934年10月，李克农随主力红军参加长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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